秦汉的统一与罗马的征服

秦汉帝国与罗马帝国的建立,反映了中西古代文明从小邦至地域性国家再至帝国的发展趋势。这一趋势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秦汉帝国在民族关系、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方面采取了强有力的措施,将境内众多的民族和地区统一起来。罗马帝国则主要采用征服的手段进行统治。统一与征服表现出中西古代帝国内部结构上的重大区别。这一区别在秦汉与罗马帝国的形成过程中就有充分的反映。其更深层次的原因则在于中西历史文化传统存在较大的差异。中国文明的发展自古以来就有鲜明的、颇具特色的统一性,而这一特点是古代西方文明所没有的。     

论影响新俄罗斯民族文明同一性形成的几个关键因素

民族文明同一性是在整个国家(社会)特定的经济和文化领域内形成的.苏维埃意识形态文明认同感的危机导致了苏联的瓦解.幅员辽阔、民族众多的俄罗斯在世纪之交经历了"休克"疗法的改革和激烈的社会经济动荡之后,对选择什么样的民族国家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进行了艰难的探索:全球化的激荡和冲撞、俄罗斯社会固有的传统价值观、复杂的民族与宗教关系、各种社会思潮和今天的国际政治与经济文化环境势必对新俄罗斯民族文明同一性的形成和发展产生关键性的影响.     

从基要主义到恐怖主义全球化时代的宗教政治

1970年代以来全球宗教复兴和宗教政治的发展，是全球化背景下社会运动的一种形式和表现。宗教基要主义和恐怖主义作为一种宗教运动，反映了对主导性的全球化意识形态的反抗，以及对全球化方案的替代性选择。这可以被界定为一种文化政治或认同政治。政治伊斯兰作为当今最突出的宗教基要主义和恐怖主义，一方面反映了全球社会运动和宗教运动的一般特征；另一方面则也是美国霸权和意识形态人为制造的结果。针对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本文作者认为，当今的宗教与政治冲突更多地是反映了一种不同基要主义之间的冲突，而非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     

近代西欧绝对主义思想论纲

"绝对主义(absolutism)"是指16-18世纪西欧君主制国家中,关于绝对王权、主权和国家理由的学说.这一时期在西方文明的演进史中处于特殊地位--它是中世纪到近代的桥梁,西方政治思想的某些方面正是在这一时期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作为当时官方的意识形态,绝对主义具有温和折衷的特征,使王权进一步抽象为政治共同体的权力和意志.资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后,绝对主义思想退出历史舞台,但是它的理论成果奠定了现代国家理论的基础.     

生态主义与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社会主义和女性主义的关系

英国学者安德鲁·杜伯森 (Ａ .Ｄｏｂｓｏｎ)在其《绿色政治思想》(Ｇｒｅｅｎ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Ｔｈｏｕｇｈｔ)一书中 ,将生态主义与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社会主义等当代主要意识形态相提并论 ,认为它是在新千年值得重视的崭新的政治意识形态。作者对生态主义与上述意识形态进行比较 ,着重指出了它区别于其他意识形态的特点。其基本观点是 :自由主义者、保守主义者、社会主义者盗用生态思想为己用的企图是空想。正如这些意识形态彼此区别一样 ,生态主义也与它们各不相同 ,是一种独立的意识形态。一、自由主义与生态主义　　杜伯森指出 ,…     

国家治理视域中的“普京主义”

乌克兰局部事件和俄罗斯地缘版图的碎片化,引起学者们再度关注普京政府的主权式民主和普京主义的基本问题。在俄罗斯国家意识形态的重构过程中,具有主权式民主色彩的"普京主义",以适应渐进改革的可控性作为现实基础,发展出强调主权独立与动态政治过程的主权性特征,体现在文化价值、政府—社会互动以及经济政策等多个方面。普京主义的治国理念孕育在普京及其政府启动的主权式民主治理举措之中,将强有力的国家决策权威作为发展目标,关注民生和创新型经济,同时离不开军事潜力与外交、经济手段的并重,宣扬一种突出宗教价值和道德基础的新思想。     

Towards a Jurisprudence of Legislators— A Reflective Look at Contemporary Jurisprudence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Law Transplantation

本文以法律移植与现代国家转型为背景,考察了最近20年来法理学思潮从马克思主义法理学到法律文化论和法律现代化论的内在发展逻辑,提出了这些主流思潮坚持一种“没有国家的法律观”,它不仅是法律移植的政治意识形态的产物,而且是法律共同体的职业意识形态的产物。这种思考与法学家的自我身份认同密切相关,由此被称为“法律人的法理学”。基于反思这种法理学在处理国家与法律关系上的方法论误区,作者考察了当代法理学中的边缘学说,即实用主义法理学,对整个主流思潮的批判,以及由此形成本土主义方法论与本土主义政治立场之间的张力。在此基础上,作者提出“立法者的法理学”,试图在更广阔的理论背景上,重新把国家与政治作为法理学思考的中心,从而在技术意义上整合“法律人的法理学”,思考中国在民族国家与文明国家的转型中面临的理论问题。     

守旧与创新:一个帝国的败落与新生

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是由游牧民族建立起来的最后一个世界性大帝国,曾有过辉煌的历史,但由于帝国因循守旧,不思进取,最终走向了毁灭。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凯末尔领导土耳其人民大胆改革,锐意创新,土耳其民族最终获得了新生。创新是民族的灵魂,是国家发达不竭之动力。     

小说评点作为意识形态的生产

本文研究了金圣叹小说评点与晚明政治之间复杂的关系 ,发现其作为意识形态的生产 ,一方面 ,受到了帝国意识形态的制约或支配 ,成为维护现实政治秩序的文化力量之一 ;另一方面 ,它又生产出他异的意识形态 ,质疑、反抗乃至颠覆着帝国意识形态 ;正是在与晚明政治这种若即若离的关系中 ,金圣叹小说评点实现了自己的政治文化批判功能。     

“伊斯兰秩序”与“华夷秩序”——唐时中国与阿拔斯王朝的地区秩序关系分析

阿拔斯王朝与唐王朝具有一些共同的结构特点.首先,它们领土辽阔,民族、语言、文化众多,但帝国仍能保持控制;第二,经济上具有互补性;第三,均属于拥有自我中心主义的意识形态和文化的普世帝国,致力于建立普世秩序;第四,奉行不同的领土战略,构建了各自的国际体系.在双方关系上的特点,首先是军事和政治上从争夺中亚演变为和平共处与合作;第二,畅通的丝路有助于两国间密切的经贸联系;第三,文化交流在两大帝国关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