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台海动向观察

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敏感、最重要的问题。中美建交已40多年,台湾问题仍然是影响中美关系发展的关键因素。近年来,受两国贸易战升级、全球新冠疫情肆虐以及台湾当局主动与美相勾连等因素影响,特朗普政府大肆操弄“台湾牌”,美介入台海动作明显加大,影响非常恶劣,使中美关系降到1979年以来的最低点。拜登政府上台后,舆论多数认为,虽然美国对台政策的大方向不会改变,美国处理台湾问题的态度和方式都可能出现一定程度调整。     

论美国台海政策的两难后果

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深刻介入 ,使美国因素成为中国最终解决台湾问题的主要障碍。在台湾问题上 ,美国积极推行其“战略模糊”的双轨政策 ,旨在使海峡两岸都摸不透美国的底牌 ,以防止台海地区爆发军事冲突 ,损害美国的国家战略利益与民主价值观念。然而 ,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却存在着致命的脆弱性。本文从美国与台湾地区的关系、美国与中国大陆的关系、大陆与台湾地区的关系、以及台海局势发展与美国亚太安全战略的关系等方面 ,分析了美国台海政策自身蕴涵着的难以逾越的两难后果 ,证明美国的台海政策是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     

从世纪之交看美国对华政策

本世纪九十年代以来 ,中美关系的发展可谓一波三折。在一次次摩擦中 ,两国走向对立冲突的边缘。令世人欣慰的是 ,在经过了曲折的过程之后 ,两国关系终于走上了良性发展的道路。 1 997年 ,中美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声明 ,确定两国的关系为“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从此两国关系步入了一个全新时代。从 90年代初“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到 90年代末“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确立 ,中美关系走过了伟大的转折。这一转折是艰难的 ,它既体现了中美关系的复杂和美国的对华政策根本地将取决于美国的国家利益 ,也体现了中国在国际社会中整体实力的上升与战略地位的提高。与中美关系的发展转变相连 ,90年代以来的台湾问题也不断出现新的情况。台湾问题既成为两国关系恶化的重要因素 ,也成为两国关系发展的反作用力。台湾问题的变化不但说明美国在台湾问题中的重要影响及作用 ,也说明美国的对台政策服从于其对华政策。     

美国对台政策的演变:一个历史的思考

美国对台湾政策演变的历史表明,调整的核心是维护美国的战略利益,每一次调整和变化都同中美关系的发展变化联系在一起。由此判断,美国将继续加强同台湾的政治和军事关系,会发展到何种程度还有许多不确定性。     

香港回归以来美国国会对香港事务的介入及其影响

香港回归以来,美国加大了对香港事务的介入力度,"香港议题"成为中美关系中的重要内容。美国国会在美国介入香港事务方面扮演了非常积极的角色,国会通过举行涉港问题听证会、推动涉港法案、发布涉港报告、向白宫施压、支持香港反对派的诉求以及资助非政府组织的涉港活动等方式介入香港事务。美国国会对香港事务的介入,干扰了中美关系的大局、损害了"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加剧了香港政治局势的复杂性,同时也对中国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从长期来看,美国国会对香港事务的介入存在激化中美关系的可能。     

拜登政府的东北亚政策与东北亚地区关系走向

美国总统拜登上任以来,其对外战略正逐渐成形。拜登政府表示将以同盟关系为基础重建美国的领导力,在东北亚地区继续推进印太战略的实施。美国东北亚政策的调整与变化,被普遍认为战略指向明显,拜登政府将中国视为美国最严峻的竞争对手,将继续利用台湾问题对华进行战略牵制,中美关系仍处于其东北亚政策调整的核心。拜登政府将巩固与日本的盟友关系,这一倾向也得到了菅义伟政权的积极回应。朝鲜半岛问题的走向尚未明朗,缺乏沟通和协作的氛围。受制于国内因素的影响,拜登政府对外修复盟友关系、布局战略重组并非易事。鉴于美国在东北亚的政策调整,中国必须正视可能出现的问题,这不仅直接关系到“一带一路”倡议在这一地区的推进,而且对于中国周边安全稳定也至关重要,中国要积极做好应对。     

美国与台湾的历史关系

美国与台湾接触的１５０年当中，在每一次台湾历史命运面临转折的时候，都有美国影子的存在。１９７９年以后，台北与美国政府虽没有外交关系，但台湾在经济上和军事采购上仍相当依赖美国。最近，台湾内部在讨论台海战争的可能性时，首先想到也许会介入的国家也只有美国。８０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两岸关系也趋于缓和。台湾与大陆从互不往来的军事对峙变成有来有往的政治对抗，双方在经济相互依赖方面则有增无减。从里根政府、布什政府到目前的克林顿政府，虽都一再宣称乐于见到两岸气氛缓和，朝向和平解决问题方向前进，但又说美国不会介入两岸政治事务，也不会充当调解人。然而，由于美国对台湾的影响甚巨，而且在北京一美国政府一台北的三角关系中，美国是处于一个“平衡者”的地位，故而若称美国没有干预或不愿充当调解人，似与历史事实不符。台湾的未来与大陆息息相关，美国作为三角关系中的平衡者，实应超越其自身国家利益之立场，以建构两岸长远和平之蓝图作考量，在两岸之间扮演积极的调解人角色，才是世界秩序维护者之所应为。     

试论新形势下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中的核心地位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与大陆同根同源是历史的定论。"只有一个中国"是中美关系正常发展的前提。但是,由于历史原因和美国的别有用心,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中成为"最重要最敏感的核心问题"。长期以来,美国为了达到其牵制中国的目的,以"共同防御条约"和《与台湾关系法》为借口,一再挑起所谓"台湾问题",影响了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的正常交往。本文通过对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中核心地位的讨论,明确指出,所谓的"最重要最敏感的核心问题"是美国一手操控台湾、制约中国的结果。弱化"台湾问题"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实现中美关系的长期正常化,不仅是时代的要求,更符合两国各自国家利益的现实需要。     

战略文化视阈下美国对太平洋岛国的策略与路径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与太平洋岛国在互动的过程中形成了以“美国例外”“有限干预”和“战略拒止”为特征的战略文化。基于“美国例外”,美国提出需保持对“自由联系国”的“绝对权威”;基于“有限干预”,美国寻求与太平洋岛国建立机制化合作关系;基于“战略拒止”,美国对域外国家介入太平洋岛国事务保持高度警惕。在战略文化的驱动下,美国积极改善与南太平洋区域组织的政治外交关系,加强顶层设计,由美国国际开发署统筹对太平洋岛国的对外援助事务,开展公共外交活动树立美国正面积极的国际形象,并将太平洋岛国纳入伙伴关系网络,在太平洋岛国及周边地区扩大军事部署。即便如此,由于美国对太平洋岛国的发展问题缺乏认知,忽视双方历史、文化差异并与太平洋岛国存在现实利益分歧,美国在太平洋岛国的战略文化辐射效果有限。     

从"中国帮"到"台湾帮":美国国会亲台议员与美台决策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尽管中美关系经过了跌宕起伏的发展历程,但是在美国国会内部却始终存在着一部分对美国台海政策高度关注的国会议员,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形成了所谓的“中国帮”和“台湾帮”议员群体。这部分亲台议员尽管数量不多,却对美国台海政策的制定和中美台三边关系的顺利发展造成了重大冲击。在本文中,笔者以国会“中国帮”议员推动美国支持蒋介石集团、阻挠行政部门承认新中国、“台湾帮”议员支持和促成李登辉访美等事件为例,探讨了国会亲台议员对美国对台决策的消极影响。     

董事会独立性之惑与董事分类选举制度的构建

从公司治理的角度来看,董事及董事会既是公司治理的主体,也是公司治理的客体,处于公司治理承上启下最为核心的地位.董事及董事会不可能具有独立性或中立性,这是由每位董事与生俱来的身份差异决定的.现行公司法一味强调董事和董事会的独立性,而相应的董事选举制度设计并不支持董事的独立性要求,致使董事角色错位,严重影响了公司治理的效率.应明确承认不同类型的董事由不同的利益相关者提名选任,并由提名人对被提名人的职务侵权行为承担相应的责任.     

从国民党大陆失败谈对中共党建的现实启示

国民党在大陆统治22年,政权由一时强大到失去执政地位,退守台湾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党建的失败是其退出历史舞台的主要原因。本文旨在从党的建设的角度,通过分析国民党思想理论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三方面的失败,阐述中国共产党在新世纪、新时期党的建设的重要性。     

日本民主党党首更迭与保守政党关系新变化

日本民主党作为最大的在野政治势力,十年来一直在日本政治局势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2006年4月,民主党因“伪造电子邮件”的政治败笔又经历了一次新的整合,素以手腕老辣、信念坚毅著称的小泽一郎终于走上前台。随后,作为两大保守政党间新一轮较量的千叶县国会议员补选以民主党候选人的胜利结束。民主党的变化给日本保守政治局面带来新的波澜,但无论是对于民主党还是小泽一郎来讲,只有主张相对温和与稳健的内政、外交政策,才有可能走出自己的困局。     

论中共党史研究的社会科学化取向

历史学与现代社会科学的相互影响和彼此融合,是开展学术研究以及推进社会科学各学科发展的途径。改革开放以来,关于社会科学与中共党史研究的交融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研究中还存在着不足之处,主要表现为缺乏从整体上关注和审视党史研究的社会科学化取向。因而,通过研究个案的学术史梳理和考察,为不断深入推进党史研究的社会科学化取向提供新思路。这是不断完善党史研究方法论体系建设的基础工作。     

论日本人自我认知的文化特点

本文从“心理—社会均衡”理论出发,认为作为日本人的基本人际状态的“缘人”,认知的参照群体不像中国人的群体那样具有恒定性,而有较大的不确定性。自我认知的文化机理是:“个我”与“群我”的融合;“表我”与“里我”的熟练切换以及序列、位置对于自我认知的重要性。这种文化机理构成一种“缘人”的“自一他协调”式的自我认知模式。这种模式有利亦有弊,在社会发生了较大变化的今天,日本人的自我认知模式也出现了变化的迹象。     

论全球化时代中国社会主义理论范式的转变

从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理论范式的演进经历了从极"左"的理论范式到改革的理论范式(或过渡的理论范式),再到当代的理论范式的转变。决定这一转变的是这种理论所置身于其中的全球化环境和实践的转变,以及从事这一实践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这种变化的环境和实践的科学判断。面向全球化世界,社会主义的理论范式仍会发生巨大的变化。     

浅析幕末日本的对外意识

经历了黑船袭击阵痛的日本,很快确立开国思想.仔细分析幕末日本的对外意识,从其最初就与东亚"华夷秩序"保持暧昧关系,到"脱亚入欧"醉心于西方列强制定的弱肉强食原则,最终发展为走上侵略亚洲、争霸世界的军国主义不归路,可以得出日本这一选择决非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