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统率群经说”的历史考察

《周易》为儒家“六经”之一,自古被尊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六经”由以《诗》为首到以《易》为首,反映了自春秋末年到秦汉间儒家学术的重要转变,意义十分重大.孔子整理和传授六经,于中最崇《周易》.至汉代确立了《周易》六经之首和“统率六经”的地位;儒家经典扩充而至十三经,《周易》乃由“六经之首”进为“群经之首”.汉代以后的整个经学时代,《周易》一直稳居学术核心的地位,历代易学家对《周易》统率群经的说法多有诠释.当代易学界以金景芳先生为旗帜的义理派认为,《周易》创造了体现宇宙本体论和宇宙万物本质的经典哲学,《周易》与群经讲的都是“天人之学”,“性与天道”是其共同的主题,其他经典所述之理完全汇通于易理.确认《周易》统率群经的地位,对于正确认识中国哲学与中华文化特质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论两汉经学的流变

两汉时期,在意识形态领域,发生了一件对后来封建社会具有重大影响的大事,这就是春秋战国时期还属“百家”之一的儒家,坐上了“独尊”的位置;儒家的主要代表作《诗》、《书》、《礼》、《易》、《春秋》,被尊奉为“经典”了。据《汉书·儿宽传》载:武帝时,“以宽为掾,举侍御史,见上,语经学,上说(悦)之”,可见随着“经”的成立,“经学”也就出现了。这种变革不是偶然的。经典作家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①西汉时期“经”的成立和“经学”的出现,恰恰说明了,取得了社会统治     

“六艺”出自巫史考——兼论孔子与《六经》之关系

《诗》、《书》、《礼》、《乐》、《易》、《春秋》原称“六艺”,在孔子之前和孔子之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并不称作《六经》,直到《庄子·天下篇》出来后,才将“六艺”称作《六经》。孔子创立儒学、兴办私学,以“六艺”教人,这个“六艺”不是指《周礼》中的礼、乐、射、御、书、数,而是指《诗》、《书》、《礼》、《乐》、《易》、《春秋》六部典籍,直到西汉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仍然称这六部典籍为“六艺”:“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诗》、《书》、《礼》、《乐》、《易》、《春秋》这六部典籍,自人之学习言之,谓之“六艺”;自其书言之,谓之《六经》。本文所论之“六艺”或《六经》者,均指以上的六部典籍。中国古代儒家学说的建立、儒家学派的形成与孔子对于这六部典籍的编纂、诠解、传授是分不开的。     

《史记》与春秋公羊学

《史记》的学术渊源来自六经异传和诸子百家之学 ,其中以春秋公羊学对《史记》的影响最为深刻。“孔子作《春秋》说”是一部《史记》的理论基石 ,“纪异而说不书说”影响到司马迁的天人观 ,《史记》的政治观也主要来自于春秋公羊学的政治学说。     

试论董仲舒“不与民争利”的伦理经济思想

一 源于《春秋》大一统的社会理想 董仲舒的学说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必从“天意”和《春秋》那里找依据。作为汉代儒家公羊学派董仲舒一生以治《春秋》为主业。他说“春秋,大义之所本也”(《正贯》。以下所引《春秋繁露》只注篇名),认为“不学春秋”,则无以见前后旁侧之危,则不知国之大柄”(《俞序》)。 从理论上讲,董仲舒的社会理想正是通过阐述《春秋》“大义”而得出来的,这个社会理     

汉武帝为何重视《公羊传》

汉武帝之所以重视《公羊传》,既有总体原因,也有具体原因。从总体上看,因为在"《春秋》三位"中,《公羊传》属于政治理论性著作,而以其为主要经典的个文经学也全都注重阐发义理以通经致用,很强调为政治服务,实际也易于为帝王直接提供进行统治的理论依据,所以汉武帝便很重视今文经学,尤其重视今文经学的主要经典《公羊传》。汉武帝重视《公羊传》的具体原因有二：一是《公羊传》在解释《春秋》经义时所提出的《春秋》"大一统"思想,为汉武帝时期开始出现的全国政治的统一和皇帝专权的中央集权制提供了理论依据。二是董仲舒根据《公羊传》的《春秋》"大一统"思想所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为汉武帝时期开始出现的全国意识形态的统一和儒学的统治地位提供了理论依据。     

董仲舒“春秋决狱”的儒法交涉

迄今，学界对董仲舒学说及其思想已有较多研究，对“春秋决狱”也有较高关注。但对董仲舒与法家的关系、董仲舒思想中的法家渊源以及所呈现的法家思想痕迹的探析，并没有太多涉及。“春秋决狱”是儒家经典学说指导司法实践的一项重要原则，现存于《通典》《白帖》和《御览》中的六个案例是研究董仲舒“春秋决狱”问题的重要文献资料。董仲舒以“原心定罪”“亲亲相隐”“诛首恶”“罪同异论”等《春秋》经义来审判司法案件，实际上是对儒家意旨与法家刑律的有机结合。所以，本文旨在从“春秋决狱”案例的具体分析出发，对董仲舒在其中的儒法交涉进行一定的阐发。     

“《春秋》者礼义之大宗”命题的多维度考察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提出“《春秋》者礼义之大宗”的著名命题。这一命题深刻而中肯地揭示了孔子作《春秋》的指导思想和《春秋》经的思想内涵都是以“礼”作为价值标准。南朝梁人皇侃强调礼在六经中的统摄地位说：“六经其教虽异,总以礼为本。”皇侃的这一论述与司马迁关于《春秋》为“礼义之大宗”的命题是相通的,有异曲同工之妙,非常明确而中肯地阐明了《春秋》经的主导思想就是礼。纵观历史上众多学者有关《春秋》经的论述,可知古今众多学者大都认可《春秋》经的指导思想或价值标准就是礼。汉代的“春秋决狱”,实际上可以看作是汉代学界和政界依照《春秋》礼义精神进行的司法实践。宋人张大亨的《春秋五礼例宗》和元人吴澄的《春秋纂言》,把《春秋》所载各种事件按五礼分类编排。清人毛奇龄的《春秋毛氏传》则将《春秋》纪事分为二十二门类,并认为：“《春秋》二十二门皆典礼也。”凡此种种,均从一定维度上反映出《春秋》经纪事的指导思想就是“礼义”。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考辨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始见于《资治通鉴》,其语意当由《汉书·武帝纪赞》“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中化出。近代往往望文生义,以先入为主的态度据此推论汉武帝时候的历史,得到的结论不符史实,因之对儒家的评价也是不公正的。事实上,“罢黜百家”,有当时特殊的指谓和政治动机,“独尊儒术”在当初也有具体所指。儒家成为武帝以后中华的主流思想主要源于其内在的价值,它的振兴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辨

《汉书·董仲舒传》载董仲舒的对策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汉书·武帝纪·赞》又将它概括为“罢黜百家,表章《六经》。”这就是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由来。     

论《春秋谷梁传》的亲亲之义

<正> 亲亲之道在儒家理论中占有核心的地位,儒家的所有理论都是围绕此展开的。“在宗法等级社会里,一个人的社会地位,是由他在血缘上与天子、诸侯、卿、大夫等的关系的远近决定的,社会关系同时就是血缘关系”(匡亚明:《孔子评传》第199页,齐鲁书社1985年版)。随着封建专制统治的日益稳固,亲亲和尊尊在儒家伦理中的地位,必然要发生巨大的变化,这在《春秋谷梁传》(下简称《谷梁》)中有所反映。《谷梁》是鼓吹君主“在民上”、“大上”的主导地位的。君既处于“大上”的地位,君道自然高于亲亲之道,这在《谷梁传》中是时可发见的。《谷梁》认为,君处于至尊的地     

对《师说》中“道”之含义的再认识

韩愈在《师说》一文的开头即说：“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关于其中的“道”,人们向来将其单纯解释为儒家学说、孔孟之道。认为“传道”中的“道”含有“孔孟之道”之义是没有疑义的,但是若将其单纯解释为孔孟之道却是值得商榷的。首先,《师说》中所述之师并非尽是儒学之师,其所传之道也并非尽是儒家之道。一个     

一部填补空白之作——评《经学辞典》

中国的传统文化源远流长,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儒家的《诗》、《书》、礼、乐、《易》、《春秋》就并称“六经”,并为社会所习闻。自汉武帝立五经博士始,对儒家经典进行训释的经学就成了占统治地位的学问,一直居于我国古代文化的主导地位,并深深地渗透到哲学、文学、史学、美学、艺术等各个方面。因此,要真正认识中国的传统文化,首先必须了解经学。特别是随着近年来对外文化交流的扩大,伴随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经学已成为海内外学术界、文化界关注的热点之一。有鉴于此,黄开国、唐永进等一批中青年学者,历时两年,数易其稿,于1993年5月隆重推出了第一部经学工具书——《经学辞典》。笔者有幸概览这一填补空白之作,深感这部辞典有下述特点:     

从西周到春秋“义利”思想的发展轨迹——兼论儒家道义论的思想渊源

朱熹尝谓:“义利之说,乃儒者第一义。”(《与延平李先生书》)但我们并不可以因此反过来说,只有在儒学中义利之辨才开始受到重视。至迟在春秋中期,义利概念及探讨两者之关系的义利学说业已出现,这种学说又是“古之明王”思想观念的发挥发展:“夫义所以生利也,祥所以事神也,仁所以保民也,……古之明王不失此三德者,故能先有天下。”(《国语·周语中。) 本文意在对从西周到春秋的中国文化传统中义利思想的发展轨迹作一描述勾划;从而指出出现于战国时期的儒家贵义贱利的道义论传统的思想渊源和逻辑必然性。     

董仲舒任贤考绩思想浅析

董仲舒西汉初中期之间人,约生于汉文帝元年,卒于汉武帝太初元年,即公元前179年到公元前104年。汉景帝时,以《春秋》为博士;汉武帝初年,因对策第一,曾擢为江都相,后来又做过太中大夫和胶西相。他是中国封建社会著名的思想家和政治家,继承和发展了孔孟的儒家学说,使之     

傅斯年对孔子及其学说的重新解读

傅斯年在其论著中,对孔子及其学说予以了重新解读,在儒者的起源、孔子与经典的关系、孔子学说的内容以及孔子学说成为正统和适应秦汉以来的社会的原因等方面提出了自己别样的看法。他认为儒者乃起于鲁流行于各地之“教书匠”。孔子删《诗》说“乃汉儒造作之论”,《易》和孔子及儒家没有关系,孔子和《春秋》的关系虽不能确定,但其思想却是孔子的。孔子的政治论和天人论都表现出过渡的、转变的色彩。宗法不亡、适应新兴阶级需要及中庸之道是孔子学说成为正统的原因。传人多、影响大及秦汉以后社会无大变动,使儒学得以统治中国社会达两千年。     

论“六艺”与“六经”

“六艺”、“六经”习见于我国古代丈献中,学术界一般认为是指六部儒家经典。其实,先秦只有五经,并无《乐经》,后人说《乐经》毁于秦始皇焚书,只是主观揣测,并无文献根据。汉人所谓“六艺”,原本仅指孔子为教学而开设并为儒门历代传习的六种课程。孔子授课只有《诗》、《书》、《易经》三部古代文献;他讲授礼、乐主要是根据《诗》、《书》,而《春秋》则是他唯一的手编教材。“六经”为“六艺”之尊称,“六经”之“经”,是常道、常法之义,与“五经”之“经”的义蕴有别。     

对儒学宗教论若干论据的质疑——与李申研究员商榷

本文对李申判定“儒学是宗教”的若干论据提出质疑 ,认为孔子整理“六经”只是述而不作 ,“六经”中的上帝鬼神信仰并不是孔子及儒家的思想和行为基础 ;“六经”中《尚书》及《诗经》所涉及的不同时期的不同人物 ,对于“天”的含义有不同理解 ,不能一概视为天命论 ,孟子和朱熹都将其中的“上帝”、“天命”阐述为人世间可观察理解的道理。将上帝鬼神作为“主宰一切、赏善罚恶”之根据的是墨家而不是儒家 ,儒家“以天为不明 ,以鬼为不神” ,对之作出否定。作者还进而论证了 :不能以是否相信上帝鬼神的存在作为区分宗教与非宗教的有效标准     

论公羊学在俞樾经学思想中的地位

俞樾向以朴学家驰名,而公羊学思想可以说是他治经治学的指导思想。在儒家经典中,《春秋》一经被他推崇为“圣经”;他对《春秋》经传的训释遵从公羊家的立场和门径;他还将公羊思想及其家法运用于所有儒家经传的文字校勘与训诂中。俞樾是一位以朴学驰名的公羊思想家。     

《文心雕龙》与儒学及玄学的关系

《文心雕龙》的基本思想是儒学思想,不是玄学思想;《原道》中的“道”是儒家之“道”,不是玄学家所说之“道”。但刘勰又以“通变”、“日新”的革新观对玄学采取了慎重的态度,既有某些汲取和肯定,也有某些排斥和非难。所以,《文心雕龙》的基本思想既不是孔子的原始儒学思想,也不是两汉的今古文经学思想,而是魏晋以降经过加工、补缀、渗融而适合时代需要的新的儒学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