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虚静”说与“距离”说

道家的“虚静”说与西方的“距离”说都是审美鉴赏中审美主体的态度和修养,二者在揭示审美活动主体作用的特征上表现出很大的一致性,不仅在于二者都是进入审美活动之前,审美主体对审美容体的一种有动机的选择性的行为,同时,二者都是强调在审美观照中保持一种非理性的、无功利的态度.然而,由于“虚静”说和“距离”说是在不同的文化中孕育出来的,因此,二者之间仍然存在巨大的差异.首先,道家的“虚静”说与西方的“距离”说产生的哲学渊源不同;其次,“虚静”说主要强调物我两忘的状态,而“距离”说主要强调物我有别;再次,道家的“虚静”说比西方的“距离”说适用范围更广.     

翁方纲“事境说”初探

与传统"意境说"不同,翁方纲提出了"事境说",关注诗歌的叙事传统,并在前人的基础上进行了总结.翁方纲的贡献在于发现唐诗成就在于意境,而宋诗的成就在于事境."事境说"的提出,丰富了中国古典诗论.     

王昌龄诗“境”说浅析

“境”字借用到文艺作品中来 ,到唐代较为多见。王昌龄是用得较多且较早的一位。王昌龄诗论中的“境”有的指客观物境 ,有的指内心之境。他在佛教“境”说的影响下 ,提出了“诗有三境”之说。分析了佛教法相宗之“境”说与王昌龄诗“境”说之间的逻辑联系 ,并认为王昌龄在意境论发展史上的作用不可低估     

王国维“无我之境”说与艾略特“非个人化”理论比较

［摘要］王国维“无我之境”说与艾略特“非个人化”理论,作为中西两种颇具代表性诗学理论,其对诗歌抒情主体、抒情客体及其读者接受等理论命题的认识既有契合,亦有分 歧。对之进行系统比较,对中国当代诗学理论的发展具有很高的价值与意义。     

“无我之境”与“有我之境”

历史客观性问题是历史哲学中最重要也是最令人困惑的问题，西方史学界对该问题的不同回答导致了两类针锋相对的史学方法论：一类是旨在排除主观因素以“客观”再现历史真相的方法论（“无我之境”）；另一类是旨在彰显主观因素以“重构”历史认识的方法论（“有我之境”）。通过对这两类方法论的优缺得失的反思，指出其对构建我国21世纪史学的重要借鉴意义。     

论赵尊岳的“风度”说对况周颐词学的接受

赵尊岳是民国时期重要的词学家,他在借鉴况周颐词学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风度”说。他将“重拙大”作为“风度”的基本要素,并对其作了进一步阐释,讲求词的外在形式的审美作用,强调主体“词心”的涵养和词法的锤炼,显示出了传统词学向现代文学理论转变的痕迹。     

公文写作的“无我之境”与“有我之境”

公文的受命性要求作者撰写时要自觉进入“无我之境” ;公文强烈的主观性和鲜明的倾向性 ,要求作者写作时进入“有我之境”。公文写作必须处理好“无我”与“有我”的关系并使之和谐统一     

王国维“境界说”中的三个概念探析

王国维的境界说在中国的词学理论史上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这里从“境界”、“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三个概念出发探讨了境界说，其中“境界”是“境界说”的核心概念，是诗人主观世界与外部客观世界相结合的产物；“有我之境”、“无我之境”则是就作品中所表达的情感来说的，主要体现在创作主体与对象的审美关系方面。     

论宋词浪漫神奇之“造境”

宋词洋溢着激越的感情,主观色彩浓烈,驰骋着大胆奇特的想像和幻想,表达远大理想与高洁人格,营造出浪漫神奇的超现实的艺术境界。这些造境的浪漫词篇,是宋词园林中的艳丽奇葩,是艺术宝库里的璀璨明珠。它们的出现与广泛流传有力地证明：滥觞于屈原的《楚辞》,又在唐代李白、李贺、李商隐等众多诗人的作品中放射出奇光异彩的浪漫主义诗歌传统,在宋词中得到了继承发展、弘扬光大。     

论文学翻译“化境”说

本文从三个方面探讨文学翻译“化境”说的理论意义：“化境”说从辩证的高度继承、升华了传统的“信、达、雅”理论，指出了翻译艺术的最完美表现形式在于它自身的一无所有，从而道出了它的特珠性，“化境”说强调了文学翻译中的艺术性，具有目前流行的翻译科学论所不能取代的价值；“形似”、“神似”的辩证统一是文学翻译的理想境界，“化境”说两者兼容，可救扰其一端的偏颇。     

况周颐、王国维词学思想比较研究

该文从况周颐、王国维各自词学理论主张出发 ,集中比较了他们的词学本体观。认为况周颐视“诗余”新说为词的特质 ,“词境”为词的重要特征 ,“重拙大”为创作审美理想 ,这三者在分离中有统一。而王国维以“境界”说统一了词的特质、特征与创作审美理想 ,统一中又有区别。     

“元气”论与曹丕“文气”说

先秦“元气”论认为，“气”是宇宙演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是天地万物发展变化的根源和动力，“气”也能解释人的生命现象。而到汉代“元气”论被发扬光大了，在“元气”论中，哲学与自然科学进一步交融渗透，“元气”论被借鉴和引进到汉代天文学、医学、音乐学之中，“元气”论被王允引入文学理论也就构成了他的禀气论，曹丕将“元气”论和禀气论融入文学批评，构建了他的“文气”说。     

毛泽东的“推陈出新”论与传统诗学的“通变”说

毛泽东的“推陈出新”论,作为其人民本位的文艺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共时态意义上,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文化继承性学说和批判辩证法思想的中国化发展;在历时态意义上,又是对传统诗学“通变”说的现代性与革命性转化。     

审美观照之“入乎其内”与“出乎其外”——中国“出入”说、“虚静、物化”说与西方“移情”、“距离”说之比较

东西方的美学理论,有相同的共性,但其文化的差异,使得它们在具有共同规律的同时,又具有明显的差异。文章试图将中国传统的“虚静、物化”、“出入”说理论与西方具有可比性的“移情”、“距离”说进行比较分析。“出入”说虽然由来已久,但真正从审美观照角度来谈“出入”法的是王国维,而“虚静、物化”理论则从老庄就开始了。西方的“移情”、“距离”说是近代西方美学具有巨大影响的理论,它们产生的时间和观念虽与中国传统的美学理论有着不谋而合的某种契合,但与中国的美学观念还是有本质的差异的。文章以中国的“出入说”、“虚静、物化”理论为主轴,以“移情”、“距离”做比照,分析其同异。     

论皎然自然观和取境说的统一

以皎然的《诗式》为文本,将其提出的"自然观"与"取境说"加以论述,并证明这两个观点看似矛盾,实则统一,即追求的是在取境的过程中体现出自然,达到自然观与取境说的统一。     

"无我之境"、"有我之境"与叔本华的优美、壮美说

王国维的“无我之境”、“有我之境”是叔本华的优美、壮美说的“中国特色”的表述,其目的在于区分中国古典诗歌不同类型的美学意境。“我”特指意志认知主体或主体的意志认知,存在“美术”中的认知主体从结果看均属“静观”纯粹认知主体,即无意志认知主体,也即审美认知主体;“优美”与“壮美”是两种不同的认知观审心理经验过程,它们构成了“无我之境”与“有我之境”的不同审美内涵。仅从艺术表现的角度解释“无我之境”“有我之境”未免失当。     

“浮士德精神”新解——“欲望”、“基督精神”及“人性”升华说

从三个方面突破传统对"浮士德精神"的解读:一是"欲望升华说",浮士德奋斗的一生是从"肉体欲望"升华为"精神欲望"的过程,他始终坚持了两种"欲望"的融合,彰显了完整的"欲望精神";二是"基督精神升华说",《浮士德》思想本身超越了基督教神学传统的框架,由上帝的"他救"走向人类的"自救",现出人类对自我力量的认同与信心,彰显了内蕴着的"超越精神";三是"人性升华说",浮士德在追求人性"终极目标"的过程中凝聚了"自由精神"。最后,探析"浮士德精神"的意义所在,即"揭示了人类永生的希望"。     

曾国藩的“静”字功夫

同治三年五六月间，曾国荃率领吉字营五万人马，与太平军在江宁展开决战。这场持续两年的战事已进入最后见分晓的时候，双方都豁出去了，战争十分惨烈，吉字营能否取胜，并无把握。当时各方对曾国荃指责甚多，     

朱子对传统诗经学命题的义理化改造——以“六义”说、“二南”说、“淫诗”说为中心

朱子治《诗》,以绍承道统为己任,以义理为统摄。在综合前说的基础上,朱子集诸家之大成,以周公、孔子的思想为立说基础,对传统诗经学中的三个核心命题"六义"说、"二南"说、"淫诗"说加以重新阐释,并作出义理化改造:朱子以六义为三经串三纬的自足体系,是《诗经》的纲领管辖;朱子将"二南"融进自己的道统体系,赋予其以政治哲学解读,寄寓儒家的政治理想;朱子从人情的角度承认《诗经》中存在淫诗,同时也将淫诗规范在道心、天理范围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