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洁“玄幻三部曲”的神秘主义叙事

《梦当好处成乌有》《知在》《灵魂是用来流浪的》是张洁作品神秘主义叙事的代表,被誉为“玄幻三部曲”。3部作品一脉相承,主要从3个方面进行神秘主义叙事,包括设置奇异的“人”与“物”、书写离奇混沌的体验和安排“玄而又悬”的悬念与反转。张洁的神秘主义叙事来自她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对中外文学资源的吸纳以及主动求变的创作追求。作品主题与技法的革新代表着她在创作上的突破,为新时代文化语境下的神秘书写增添独特一笔。     

有限的超越与无限的创造——两类“右派”叙事作品文学观的比较

文学观,体现了作家自身对文学认知的基本观念,深刻影响其创作审美价值的取向。由于文学观的不同,两类“右派”叙事作品在艺术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两类右派叙事作品文学观的比较,其实质仍然反映了文学与现实的关系问题,而虚构是建立文学与现实联系的唯一手段。正是由于作家从小说的虚构本质出发,在充分想象的空间里对人的存在境遇给予热切的关注,才使作品达到了较高的艺术真实。由虚构到真实,这是艺术文本的最高境界。     

论《潮水集》跨文体写作的艺术张力

散文集《潮水集》的跨文体写作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文史交融，作者建构了一个三维情感世界，使作品在文学与历史中穿行；二是均衡之美，表现在“叙事一抒情一叙事”和“议论一抒情一议论”两个创作模式上。     

颠倒等级与“先锋小说”的叙事策略

本文剖析了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中的“解构主义”在哲学、文学等领域内运用的一种策略——颠倒等级,作者认为,这正是当代中国“先锋小说”（实验小说）所采取的叙事策略。文章通过对几位作家的创作手法和具体作品的分析,论述了他们在小说叙事话语中所进行的实验性变革及其面临的困境。     

女性叙事与“底层叙事”主体身份的同构性

本文在认同“底层叙事”的前提下,着重探讨了女性创作与“底层叙事”主体身份的同构性。认为,女性文学的历史并不缺少“底层叙事”,特别是新文学史上的三四十年代,女作家笔下的底层故事、底层妇女形象成为左翼文学的重要实绩,构成了一种文学传统,因此,在女性文学领域“底层叙事”久已有之,并非当下的新创构。其次,女性群体与“底层”同为弱势群体,创作主体与对象主体具有立场和身份的同一性,“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平等心态形成了女性叙事与底层叙事的互文性特征。再次,女性天然的母性犹如圣母博爱众生,她们以母性的光芒烛照底层的时候,叙述主体与对象主体之间自然形成了一种互为依存的“母子关系”,同构性自此生成。     

英雄也问出处——《贝奥武普》与《东海黄公》比较研究

《贝奥武普》是英国中世纪的民族史诗,而《东海黄公》堪称为中国戏曲的发端。两部作品的文学体裁形式不同,叙事对象也不同,一个是英雄宏大叙事,另一个从英雄叙事流变为滑稽形象讽喻叙事。通过对故事情节、叙事主题、原型意象、创作语言和创作动机等方面的跨文化对位比较,可以揭示出中西方共有的一些文学叙事功能和历史文化价值。     

论《北回归线》中的“恶魔叙事”

亨利·米勒是20世纪美国文学史上最富于影响力的作家之一,创作的颠覆性使他的作品表现出一种与众不同的“恶魔”气质.无论从叙事章法、审美取向还是对性描写的态度上来讲,米勒都超脱了以往传统文学的框架,开拓了文学表达的新境界,表现了作家卓越的写作功底和充满先锋精神的美学态度.     

迟子建小说叙事中的"自然"母题

“自然”叙事是迟子建小说创作的一个重要母题,文章从阐述“自然”在迟子建小说创作中的艺术体现以及迟子建的自然观入手,深入探讨迟子建小说创作中对于灰暗现实的超越以及在超越过程中所体现的文学观念、文体风格和美学追求,进而触及迟子建小说叙事的诗学内核。     

从愤怒的写作到虚伪的活着--余华创作的后现代叙事策略

余华1980年代的创作以“愤怒”的写作显示了先锋文学的挑战性姿态,其1990年代的创作以幸存者的言说表达了虚伪的“活着”的人生关怀;从“愤怒”的写作到虚伪的“活着”构成了余华创作的后现代叙事策略。     

“反英雄”：西方文学叙事从“典型”到“类型”的现代转换——兼论自然主义和现代主义的关系

自然主义作品中人物形象的基本表现形态已经不再是在“典型环境”中产生的“性格典型”，而是源于生命本体的“气质类型”。这既是传统“性格典型”开始瓦解的起点，同时也是现代主义叙事中那种往往体现为“心态”的人物“类型”的开端。在传统西方文学叙事所带来的卡通式的人物世界，里面满是傀儡、木偶般的“英雄”“巨人”；在自然主义文学叙事中，“英雄”陨落了，“巨人”坍塌了，西方文学在人物形象内涵上的现代演进，显然也是从自然主义文学这里开始的。     

论王跃文小说创作的纯文学品格

文学界时常把王跃文称作“官场小说第一人”,这是以市场眼光和通俗文学标准来衡量其作品,矮化和固化了对其文学价值的认识。事实上,王跃文的小说创作具有纯文学品格,作品底蕴厚重,充满张力,主要体现为三个向度：一、微观审视生命与人性,二、理性反思生存困境与存在意义,三、诗性叙事与诗意世界的建构。从创作本质看,王跃文是一个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家,具有纯文学立场,追求灵魂写作。     

藏族作家德本加汉译本小说的后现代解读

藏族当代作家德本加汉译本小说集《人生歌谣》收录了作者各个时期创作的18篇小说。这些作品在民族文学叙事方式、时代特征等方面,都体现出了一定意义的探索。转型期文化焦虑和寻求民族文化的回归得到了呈现,也呈示出藏族文化中的“孤独”意识。     

当代纪实文学的叙事策略

新时期初始的纪实文学 ,大多采用报道、集录、研讨的方式叙事 ,从学科兼融的叙事策略上看无可指责 ,但因缺少情感体验削弱了作品的艺术质感 ,是无奈的叙事选择。“亲历叙事”重视切身体验和场景描写 ,强化了作品的文学性。口述实录是最为新鲜奇特的叙事方式 ,作者在叙事中自我放逐 ,将自己置于受话人的地位 ,却又是整体构思的把握者。替百性立传和“集束”式结构 ,也是口述实录叙事的突出特点     

严歌苓新移民小说叙事的人称机制和叙述视角

新移民文学是世界华文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严歌苓是美国新移民作家的突出代表,其作品创作视野开阔,创作主题丰富。就小说叙事的人称机制而言,严歌苓使用较多的是第一人称叙述和第三人称叙述。她创作的以第一人称叙述的小说多采用叙述者的回顾性视角与体验性视角交替登场的叙事模式。相比第一人称叙述,第三人称叙述具有更大的叙述空间。严歌苓对全知视角和固定式人物有限视角的运用娴熟自如,其作品因此而呈现出叙述视角和人称机制灵活多变的特点。     

论京派乡土小说诗化叙事的多维意境

京派作家的乡土小说创作已是耳熟能详，该论文主要运用文本细读、叙事学等批判方法探究其诗化叙事特征，具体表现在“健康、优美的生命形态”“如梦如幻的风景画”“生动隽永的意象”等多维意境，共同构筑起京派乡土小说的诗化叙事空间，进而阐释这一叙事策略背后的文学价值。      

打破第四面墙的写作手法与英雄叙事

麦家新作《人生海海》的写作手法非常新颖，通过打破第四面墙，让“我”和读者一起坐在台下听各个叙述者讲述“上校”的故事。通过“揭开上校的秘密”来破译人性和心理密码，审视着过去的一段历史在人心上打下的烙印。不管是叙事题材、叙述形式还是创作意图，这部作品都与其前作不同,这是麦家创作历程中一次成功的自我超越，并通过这部《人生海海》，再次建构文学治愈人心、恢复生命希望的道德功能。     

仇恨叙事与丁玲话剧作品中的情感政治

《重逢》《河内一郎》和《窑工》是丁玲在延安时期创作的话剧作品。这三部作品将个人情感与国家兴亡连接,通过仇恨情感构建“敌—友”二元关系,确立理想中的革命共同体。仇恨这一激烈情感的产生、积累、转化与消解,构成了三部话剧共同的内在逻辑。作为一种情感动员的手段,仇恨叙事既有着深刻的在地性,又承载了话剧的政治功能。以“情感”为视角切入丁玲的戏剧创作,不仅有利于推进丁玲戏剧作品研究,还可窥见左翼文学传统与延安文艺融合创化的复杂历史进程。     

戴维·洛奇《小世界》的后现代叙事艺术

《小世界》是英国当代小说家戴维·洛奇的"校园三部曲"之一,其小说根植于现实主义文学传统,采用新批评方法、结构主义观点以及巴赫金诗学观进行创作,在深入挖掘学院小说中体现的文学危机、文学理论危机和高等教育危机同时,凸显了作品对话性、复调性的艺术原则。小说在叙事视角、叙事结构、叙事技巧呈现出"去中心"或"拼凑模仿性"等狂欢化的艺术形式,鲜明体现了后现代主义文学特征。     

塞拉和他的小说创作

塞拉和他的小说创作王军卡米洛·何塞·塞拉（１９１６—）是２０世纪西班牙语世界最负盛名的作家之一，西班牙战后新现实主义小说的开创者。１９８９年瑞典皇家学院为“奖励西班牙战后文学复兴的最杰出人物”而授予塞拉诺贝尔文学奖，认为“他的叙事作品内容丰富，感情强...     

论新世纪小说的狂欢美学

进入新世纪以来,“70”后作家的创作普遍呈现狂欢化倾向,身体写作、下半身写作的“形而下状态”的“肉体的体验”为狂欢化叙事作出了具有转喻意义的注脚。另一方面,余华、莫言、毕飞宇、贾平凹、阎连科、格非等已经有相当影响的作家,也选择狂欢化叙事作为其创作的转向和突破。狂欢化叙事已经溢出了既有的“知识”视野,主流文学的知识谱系无法对它作出有效的指认和判断,在近年来的小说创作中,狂欢化的人物、艺术思维的狂欢化和狂欢化的语言特征集中反映了这一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