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幕府文人与元初北方文坛

金元之际,北方文坛并不寂寥。真定史氏、东平严氏、顺天张氏等汉人世侯幕府以及著名的忽必烈幕府聚集了许多北方的儒士文人,从而在这些汉族世侯辖地和忽必烈的金莲川幕府聚合成大大小小的文人群体,汉族世候和忽必烈藩府文人群体以及依附汉人世侯庇护的北方文人之间有着这样或者那样的联系,不同地区的文人之间又通过这些入侍及留寓幕府和世侯中的儒士文人相互沟通和交流,元好问、杨奂、许衡、姚枢、郝经、刘秉忠等幕府文人及一部分遗民作家共同开创了元初北方文学的繁荣。     

郝经的政治思想

十三世纪二十至七十年代,崛起于大漠南北的蒙古民族先后灭亡了盘据在黄河流域的金与西夏,随后又跨过长江,横扫偏安于江南一隅的南宋,建立了元朝,统一了全国。在这半个世纪里,中国社会处于急剧动乱之中。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交织,各族人民饱受战乱之害。生活在这个时代的郝经,却以其博大的学术思想和对时代的积极贡献,显现于乱世之中,成为当时北方汉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者。从中国历史发展的角度,考察郝经的生平活动和政治思想,可以这样说,郝经同耶律楚材、忽必烈一样,是促进十三世纪中国历史发展的杰出人物。     

全国郝经暨金元文化学术研讨会综述

2006年8月11-15日“全国郝经暨金元文化学术研讨会”在郝经故乡山西晋城陵川正式召开,80余位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及个别国外学者出席了这次学术盛会。“全国郝经暨金元文化学术研讨会”是关于郝经研究的首次学术盛会,对于整合郝经研究队伍,弘扬郝经人文精神,总结郝经研究成果,推动郝经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并促使学界关注金元文化及金元文人个案研究,都有积极的社会政治文化意义。郝经研究是这次学术研讨会的主流,与会专家学者就郝经的文学成就、理学思想、史学观念、政治影响等方面展开了全面深入的研讨交流。山西大学李正民从“救民于水火…     

元初华夷正统观念的演进与汉族文人仕蒙

金、元鼎革,饱经战乱劫难的汉族士大夫在精神上和肉体上遭受的创痛巨大。他们对取代金朝的蒙古人,主要是恐惧、憎恶和种族文化上的隔膜。但是,随着契丹贵胄耶律楚材和方外道士邱处机率先摆脱华夷困惑与蒙古人合作,修端在金朝灭亡八个月后提出辽、金亦可为正统和尊蒙尊金的观点。郝经则与许衡一唱一和,从道统、君统等理论实践结合的层面推出“今日能用士,能行中国之道,则中国主也”的新认识,使这种华夷正统观念逐步演进升华,影响越来越大,它既敦促忽必烈为首的元朝统治者比较积极地吸收汉法,又鼓励广大汉族士大夫打消顾虑、勇敢地参与进入元朝各级政权,因而逐渐成为元王朝官方和士大夫都能接受的正统观念,无形之中成了忽必烈所建元王朝的政治文化纲领,并构建起了以蒙古贵族为核心、联合汉族士大夫的统治体制。     

元代儒学倡导者的悲歌--郝经《和陶诗》研究

郝经是元初重要的诗人和政治活动家,同时也是儒学的积极倡导者.入宋议和改变了郝经的人生轨迹,在16年的被囚生活中,郝经反思了他所做的一切,此间所写的<和陶诗>真实记录了郝经被囚时期对自己行为的思考,以及痛苦、希望、失望的种种心理状态.     

论郝经的君主观念

金元之际的郝经是一个思"大益于世"的儒士,他总结历史上君主统治的经验,认真分析当时的社会现实,提出了一系列有关君主的新见解,如君主如何以时进退、君主应"有志于天下"、君主要"以天下为度",等等。郝经的君主观念多数具有导君利民的作用,尤其是他对夷夏之辨的清理,是值得肯定的具有进步意义的思想成果。当然,他的正统思想也使他的君主观念带有一定的局限性。     

经史一体与文体谱系——郝经文体学思想初探

郝经是元初重要的文体学家。以经世致用为宗旨,在"六经自有史"学术理念的指导下,郝经初步构建了一个"文本于经"的文体学谱系,并以详尽的文体论充实了这一谱系,在文体学发展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地位和影响。     

南北理学思想汇合下的郝经

郝经作为金朝灭亡后南北方理学思想交融初期的实践者,以“夷夏互变”思想和践履“实学”为核心,发展改造了程朱理学的部分思想,以适应北方的学术土壤。同时,郝经的思想也时见矛盾之处,正反映了不同学术思想汇合时不可避免的磨合。     

《贤者喜宴》(■)译注(三)

本文上承译注(二)。在这部分译注中,除去继续像译注(二)中那样记载噶玛巴什的传播佛教的事绩外,着重叙述噶玛巴什与蒙哥及忽必烈的关系。噶玛巴什虽然最初于1255年受忽必烈之邀赴蒙地与忽必烈王子相见,并受到忽必烈的敬重,并希望噶玛巴什留在忽必烈身边。但噶玛巴什却希望并请求回西藏。可是1256(龙年)身为汗王的蒙     

论17世纪蒙古史家对北元汗系的篡改

17世纪蒙古史家以忽必烈系 ,特别是以元惠宗后代为正统 ,否认非忽必烈系后裔窝阔台系或阿里不哥后裔曾几度登上汗位的事实。为此他们不惜对北元蒙古汗系任意篡改 ,对非忽必烈系后裔或者索性不提其家族 ,或者把他们统称为忽必烈后裔。 17世纪蒙古编年史的这种曲笔 ,反映了蒙古史家的忽必烈系正统观。     

忽必烈在我国科学发展中所起的促进作用

元朝忽必烈时代,我国的科学有很大发展。其主要原因是各族科学家和其他劳动者辛勤劳动的结果,但与忽必烈识人才、重科学的政策是分不开的。 忽必烈很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元史》卷四记载:“帝在潜邸,思大有为于天下,延蕃府旧臣,及四方文学之士,问以治道。”。中统二年(1261)四月,他命宣抚司官员在“劝农桑,抑游惰”的同时,还要“举文学才识可以从政,及茂才导等,列名上闻,以听擢用。”(同上)。至元十二年(1275年)忽必烈又特别派人到江南去“搜访儒、医、僧、道、阴阳人等。”     

滇史两大跨越发展说

汉武帝在云南置郡县,忽必烈平大理国建云南行省,是千年滇史的两大跨越。滇史两大跨越发展中有相互依存的三个特征:宏观跨越,外因关键性,边疆中国化。滇史特征中的两个学理问题是:宏观跨越与微观跨越的关系微妙,跨越发展的定义是个性级差跨越。     

试论忽必烈"拯民者莫如实惠"的道德实践活动

“拯民者莫如实惠”的道德实践活动,是忽必烈在吸取儒家伦理思想基础上对祖宗“武功迭兴,文治多缺,五十余年于此矣”问题的改造,亦是对当时理学家、法家“义”“利”对立观点的解决。从“拯民者莫如实惠”的道德实践活动可以管窥包容性和实际功用性是忽必烈伦理思想的两大特点。     

论郝经文体分类的特色及价值

郝经对文体的分类,集中体现在《原古录》(已佚)和《续后汉书》两部著作中。通过《原古录序》和《续后汉书.文章总叙》,可以发现,郝经将所有文体都分别统属于四种儒经之下,具有尊经尚道的色彩。他采用了独特的三级分类法,并能够重视表现手法。他的文体分类方法既对前人有所继承,也有其独到之处。     

忽必烈与云南

忽必烈平大理国和云南行省的建置,是汉武帝以来历代中央王朝不曾有过的,它奠定了祖国西南郡县的版图,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创举;平大理中的出奇制胜和对敌方矛盾的利用,在中国史上没有同例。本文还认为,土官制度的建立是忽必烈对中国历史的又一重要贡献,这项措施改变了汉武帝开创的云南郡县制不断蜕化终至名存实亡的势趋。     

论元朝与伊儿汗国的关系

论元朝与伊儿汗国的关系徐黎丽忽必烈和旭烈兀是成吉思汗幼子拖雷的次子和三子。１２５８年，旭烈兀在波斯建立了伊儿汗国。两年之后，忽必烈在中国建立了元朝。他们两人为发展双方的良好关系打下了基础。由于忽必烈统治时期的元朝（１２６０─１２９４）与伊儿汗国的关系...     

蒙古帝国“传国大典”辨析

成吉思汗制定了蒙古帝国家天下世袭制“传国大典”;从窝阔台到忽必烈,均遵循“祖训传国大典”来继承汗位;忽必烈汗册立其嫡子真金为皇太子,继承和发展了“祖训传国大典”。     

元初北方儒士历史价值新论--从儒士在元初征战中的作用谈起

在蒙古贵族南下过程中,忽必烈周围的北方儒士在襄赞军务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就全局性的战略决策和局部性的战术问题,积极主动地发表自己的真知灼见,为忽必烈的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他们在局部的军事斗争中运筹帷幄,临机决断,克敌制胜,享有“名将”之誉;他们不仅提出了建立战略基地的建议,而且保证了军需物资的供应;他们随军出征,拯救民命,搜求儒士,为保护先进的社会生产力和先进的文化做出了重要贡献。这对忽必烈登上汗位、赢得战争的胜利乃至实现全国统一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对儒士在军事斗争中价值的认识,是忽必烈擢用儒士的重要原因之一。     

蒙古汗国国号"大朝"考

通过对"大朝国师统领诸国僧尼中兴释教之印"及"大朝通宝"钱等文物、文献资料的考证,说明"大朝"是忽必烈于1271年(至正八年)改国号为"大元"以前成吉思汗建立的蒙古贵族政权的国号.这对于文物研究、元史和蒙古史研究都有重要意义.     

在潜开邸 思大有为于天下——潜藩漠北时期的忽必烈

元代的创始人忽必烈,在他即位称帝之前,就“在潜开邸,以待天下之士”。如他始居漠北潜邸时期,即不拘一格网罗“南州人物,可备器使者”由是“弓旌之所招,蒲轮之所迓,膏儒硕德,奇材异能之士,茅拔茹连,致无虚月”。每进见,忽必烈就“延问圣人道德之旨,修身治国之方,古今治乱之由”。 首先被忽必烈延请到漠北潜邸论及治乱得失的南州人物,就是“儒言而佛归”的山西岚谷人海云(印简)禅师。忽必烈不只一次延问海云“佛法之要,在家出家异同”?海云回答说:“佛性非生非灭,何有同异,殿下亲为皇弟,重任藩寄,宜稽古,审得失,举贤错枉,以尊主庇民为务,佛法之要,孰大于此”。在这里,忽必烈与海云禅师所商讨的,与其说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