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共处原则在国际政治中的实践与发展

和平共处原则是一项重要的国际政治原则，它由列宁于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后提出并付诸实施的外交交往原则。和平共处是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理论的重要原则，是社会主义国家对国际政治理论作出的贡献。在国际政治的实践过程中，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平共处的外延和内涵不断扩大。中国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对列宁和平共处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发扬光大，经过中国的外交实践和世界各国的认同，已成为指导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和重要的国际法准则。     

古代亚洲的"中华亚洲秩序"及其地缘政治根源

古代中国凭借自身在东亚、东南亚、中亚等亚洲部分地区的强大实力与明显优势,通过军事,以及政治、经济、文化等非军事手段,逐渐与异域政权形成宗主—藩属关系,从而在亚洲形成以中国为主导的区域国际秩序,可称之为"中华亚洲秩序"。中华亚洲秩序与欧亚大陆其他文明秉持"无限扩张主义",尽力构建疆域尽可能广阔的区域国际秩序,甚至全球国际秩序不同,是秉持"有限扩张主义",在亚洲地区建立的"有限"的区域国际秩序。对于古代亚洲国际秩序的理解,不应简单地从在西欧历史经验基础上建立的现代国际秩序及相关理论视角出发,而应回到古代中国与亚洲地区传统的区域国际秩序的历史实际,构建具有中国乃至亚洲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以揭示古代亚洲区域国际秩序的历史特征。     

冷战后国际政治的十大发展趋势

在世纪之交的国际社会，国际政治正经历着一场深刻的历史变革。处于格局转换、秩序再造和力量重组中的国际政治呈现出了诸多新的发展趋势。主要有十大发展趋势：国际政治体系的全球化；国际格局转换模式的更新；国际秩序的重构与再造；传统国家主权观念的变异；大国关系的变动与调整；世界经济政治效用的空前强化；科技因素政治功能的显著加深；文化因素影响国际政治的表层化；民族主义浪潮的扩张化；第三世界的消退与分化     

自由国际秩序的转型与混合型秩序的兴起

唐纳德·特朗普在总统任期中采取了一系列以单边主义和极端利己主义为基础的对外政策,动摇了支撑当代国际秩序的一系列规范和价值,引发了学术界关于"自由国际秩序向何处去"的理论争论。自由主义学者倾向于认为当代国际秩序是建立在各国共同接受的规则和制度、共同的价值观以及公共物品供给基础之上的,因而特朗普政府的行为从内部动摇了这一秩序的基础,削弱了美国的全球领导力。现实主义学者则认为所谓的自由国际秩序不过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其内在运行逻辑就蕴含了不可避免地导致这一秩序走向终结的因素。一种正在浮现的融合了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合理成分,但又具有自身独特性的混合型秩序将既有利于各国维护自身利益,又可以保持国际秩序总体稳定,因而将是未来国际秩序的理想状态。     

超越主权：跨国公司对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影响与重塑

当今世界正处于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深刻变革的进程之中。跨国公司作为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领域具有重要影响力的行为主体,对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变革与重塑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特别是以高科技、互联网等产业为代表的非传统型跨国公司的影响力和冲击力更是不可小觑,具体表现为:非传统型跨国公司掌控的社交网络工具成为凌驾传统政党的政治运作平台,试图超越传统生产力以谋求全球化技术统治;大数据集权成为重构国家与市场的第三种力量,金融剥削与数字剥削构成新的盈利方式;同时客观上推动了国际政治经济领域的关联合作,维护了全球政治经济秩序的基本稳定。当前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在跨国公司特别是非传统型跨国公司权力参与下,呈现出一些转型特征:国际政治经济领域中的权威将更为分散、行为主体将更为多元、发展差异将更为明显、竞争态势将更为激烈;与此同时,合作空间依然存在,且主权国家仍将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发挥重要作用。跨国公司虽然对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具有能动的塑造作用,但是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其仍然无法超越主权而单独存在,也只有在主权的引导与规范下,跨国公司才能更为有效与积极地参与国际政治经济秩序重塑过程,从而更好地为国际社会各参与者提供经济支持...     

论国际政治中的自然资源：以石油个案分析

石油在当前既是最重要的自然资源,更是重要的国际政治资源,它在国际政治资源中具有基础性地位,是软性国际政治资源的重要依托,也是国际政治行为主体维护和管理国际政治资源的重要目标。9.11事件以后,世界能源地缘政治格局呈现新态势,石油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石油外交成为各国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石油的开采和消费使生态环境的破坏日益严重,再加上其存在枯竭的危险,使各国面临石油资源困局。     

从“萨达姆之死”看国际秩序与全球正义

“萨达姆之死”作为国际政治中的一个重大事件,凸显了国家安全、国际秩序与全球正义等方面的问题。“萨达姆之死”和伊拉克作为“失败国家”问题,一方面将进一步危及伊拉克的国家安全、破坏国际秩序和损害全球正义;另一方面它又为维护国家安全、建构国际秩序和伸张全球正义提供了种种可能。“萨达姆之死”在短时间内并不能终结伊拉克的乱局,因为没有民族和解与政治宽容就无法实现“永久和平”。     

过渡时期的国际政治与联合国的走向

本文主要探讨国际政治的新变化与联合国未来的关系。文章提出，国际政治格局从两极到多极的转变，全球化趋势，政治的经济化，东西力量对比的西方化和国际政治主体的多元化，是过渡时期国际政治的新特征。联合国结构的调整和对全球问题的关注，经济与政治的并重，地区集团的影响，决议的西方化，是国际政治新变化所决定的联合国的变化趋势。     

新“丝绸之路”与当代中亚的地缘政治

通过概述新"丝绸之路"计划的由来和新"丝绸之路"的路线,论述中亚各国在构筑新"丝绸之路"方面的进展,分析美国、欧盟、俄罗斯、土耳其、伊朗和中国等国际力量在中亚新"丝绸之路"外交中的作用,本文认为:新"丝绸之路"改善了中亚各国的对外交通,促进了中亚各国的对外经贸联系,也促进了中亚国家间的一体化及其全面融入国际社会的进程。美欧通过构筑新"丝绸之路"削弱了俄罗斯对中亚各国的控制,巩固了中亚地缘政治多元化的现实。美国、欧盟、俄罗斯、土耳其和伊朗等国际力量在新"丝绸之路"等领域展开的外交争夺,增加了中亚地缘政治形势的不稳定性。新"丝绸之路"加速了中亚地区地缘政治格局的重建。     

20世纪西方大众政治对国家对外政策和外交的影响

20世纪里 ,西方大众政治对西方国家对外政策的形成方式和外交操作方式始终有着广泛、深入的重大影响。无论在自由民主制国家 ,还是在法西斯极权国家 ,大众政治都是决定外交和战略的主要因素之一 ,因而也是决定国际政治及其变迁的主要因素之一 ,尽管它在这两类不同国家的存在形式和作用形态很不相同。在大众政治引起的“外交革命”之外 ,对外政策的一项新手段———国际宣传以及在 2 0世纪尤为盛行的国际颠覆 ,也与大众政治密切相关。然而 ,不能忽视在自由民主制国家 ,政府和公众舆论的关系还包括前者往往影响和操纵后者 ,而“外交革命”在其消极意义之外还有其积极意义。     

国际组织理论:反思与前瞻

国际政治理论致力于解释国家间冲突合作问题的学术任务及其"无政府国际体系-国家理性选择"概念框架,使其无法容纳国际组织进化、分化、自组织等组织特性。曾经寄生在国际政治理论中的国际组织理论需发展自己的概念框架。该理论构建需关注国际组织的本体而非成员国特征,摒弃无政府状态世界观而看到渐进有序的国际社会,将国际秩序视为核心变量并赋予其创设型秩序和自发型秩序双重内涵,并将国际组织机构设置视为对多边利益结构而非对单体国家利益诉求的回应。国际组织决策逻辑不在于国家间政治对其决策的决定性,而在于其程序规则对国家间政治的约束和塑造。     

影响政府外交的政治因素分析

影响一国政府外交的因素，有政治、经济、文化、民族等多种因素，国家的性质决定着政府外交的内容、方向；政治制度影响政府外交的性质；政党左右本国的政府外交；国际政治对政府外交产生重大影响；民意对政府外交产生着越来越大的不可忽视的影响。     

国际气候秩序建构与中国的气候外交

多哈气候大会从法律层面认可了德班平台,将从2013年开始第二减排承诺期。但是,俄罗斯等国拒绝第二减排期以及发达国家依然推卸向发展中国家转让资金和技术的责任说明,各方对于气候变化全球治理带来的发展空间以及未来国际气候秩序中的有利地位争夺仍然十分激烈。在此背景下,中国通过积极的气候外交参与国际气候秩序建构,而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的生态文明观则可以成为中国气候外交重要的软权力资源,争取国际气候秩序建构的道德制高点。     

论外交活动中的个体——角色、功能与优化

外交决策和外交活动的主体是个人。一国执政的领导人、具有权势和影响的政治家,还有国际国内的其他重要个体,在外交进程中都扮演着重要角色,同时也是实现外交目标的重要国际政治资源,有着自身的活动特点,应该开发和利用个体因素的国际政治资源,使其功能最优化,同时应加强对国内相关问题的研究。     

全球化视野下国际诚信秩序的解构与重建

全球化从内涵上体现为一种全球秩序,表现为世界不同国家与地区秉承自由、平等原则而开展的政治、经济、文化交往。全球化的内在要求与国际诚信旧秩序并行不悖,客观上呼唤一种融公共性、包容性、多元性、积极信任等特征为一体的新秩序。国际诚信新秩序的重建,需要从秩序理念、秩序网络、秩序内容、秩序维护平台等多方面予以努力。     

邓小平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思想探析

建立国际新秩序．是邓小平同志提出的重要战略主张。它包括国际经济济秩序和国际政治新秩序；两者紧密相联，相辅相成。各国应当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本准则，建立稳定和平、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规则挑战还是体系建设?——中国全球治理观的欧美学界认知与解析

中国提出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对全球治理的议程和走向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欧美学界从角色界定、行为认知、政策因应等维度对中国全球治理观展开了深入分析。一方面，欧美学界认为中国是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规则的挑战者，以选择性的方式从国际社会受益并拓展话语权；另一方面，作为国际格局中的新型角色，中国对全球治理体系和规则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但同时中国自身也受到国际规则的制约，并不会对现行国际秩序形成冲击。总体来看，欧美学界对中国全球治理观的认知既充斥着负面评价，也蕴含着理性分析，更有服务于欧美对华竞争的价值导向。积极应对欧美学界对中国全球治理观的认知，是未来中国提升外交影响力、推进全球治理变革的重要途径。     

浅析全球政治的内涵及特征——以欧洲一体化为例

随着全球化的纵深发展,全球政治作为不同于国内政治、国际政治的新政治形态得以产生并逐步丰富。全球政治行为主体包含国家、非国家行为体;全球政治囊括了传统国际政治的主要议题,以及新近出现的全球性问题,具有多元化的主体和丰富的内涵。本文将对全球政治的定义、特征进行分析,并以欧洲一体化的历史进程为例,进一步去观察全球政治的发展。     

论领袖个人思想品格对国际政治的影响

分析国际关系史上各大事件我们不难发现,领袖个人的性格、气质、涵养、经历、人生观、价值观往往影响国家的战略抉择,影响国家的发展或衰退,影响世界的和平与冲突。他们是国际政治中的特殊行为者,他们在特定时期所表现出来的对时代主题的分析判断,对外交策略的抉择调整,对国家关系对抗或合作的谋略权衡,对国际秩序的建立或打破往往能够加速或延缓历史的发展进程。     

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思想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思想是新时代中国外交战略的集中体现,这一外交思想生成于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处于大国崛起的关键时期、中国外交战略亟待调整的时代背景之中。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思想,蕴含了立意深刻的国际秩序观、国际责任观、国家利益观的外交思想内涵。其中,国际秩序观表明了中国在现行国际秩序中的国家身份与角色定位;国际责任观明确了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的发展程度,并据此确定了中国承担国际责任应综合考量的内容;国家利益观则凸显了国家主权安全这一利益的核心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