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皇权在官员处分中的决定性作用

明清时期,中国封建专制主义高度发展,皇权高度膨胀,成为中央集权专制政治的轴心。皇权不仅在政治、军事方面起着决定性作用,而且在行政人事、尤其是处分官员方面反映更为突出,清代则更为明显。清朝统治者成功地制定了处分法规,创立了处分制度,赋予吏部、兵部处分大权,但是皇权在官员处分中依然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渗透于处分的各个环节当中。运用档案资料,诸如《吏部处分则例》、《上谕档》、《宫中档》、《惩贪档》、《会典》等,可以比较全面地研究清代皇权在官员处分中的决定性作用。     

清前期官员历俸年限探究

清代对四品以下官员实行记俸升转的办法,即按照官员任职年限,年满方可升转,因此对于"俸年"的计算就成为清代官制史研究中的一个基本问题。按照官缺不同,记俸分为京俸、腹俸、边俸三种,在标准上有所折算。因事离职的官员,其俸年接算方式也有所不同。这一制度以时间为衡量标准,有一定的公平性,但是在实际行政过程中,也带来了诸多弊端:比如缺乏效率,升途壅滞等。清代为了完善这一制度,做了一些补充性规定和小范围改革。本文由清代"俸年"标准形成入手,探讨了清代官员的俸年计算方式,以及"俸满"对其仕途的影响。     

“问责官员”复出机制研究

"问责官员"的悄然复出对我国刚刚建立起来的官员问责制构成了极大威胁,使其权威性受到挑战和破坏.尽快完善我国问责官员复出机制已经成为当前的紧要任务.在现有官员问责法律框架内,涉及官员复出的内容所占比例偏少,也较为原则,操作性欠缺.问责官员复出的程序建设应纳入法治化轨道.     

清代雍正朝官员行政问责与处分类别

雍正朝号称吏治清明,这点和朝廷对官员的管理密不可分.在当时的环境背景下,对于官员的问责与处分,从制度规范,到实际运行,都有一定的力度、深度和高度.就处分类别而言,雍正朝依据官员过误的不同程度设定了罚俸、降级、革职,又围绕着这些处分方式将其进一步细化、具体化,最终形成了集人治和法治于一体的处分类别系统.     

清代社会控制机制的立法考察--以基层社会聚众案件为中心

聚众案件是基层社会矛盾和冲突的集中体现，关涉社会秩序的稳定。清代对基层社会聚众案件的立法设计有很强的针对性，使得官员们在审讯量刑过程中，能够直接按例套用，迅速做出判决，及时处理案件，惩治涉案人员。各类聚众案件中，既有因官员行为不端、激变成大案者，也有因地方官办理不善、拖延成重案者，种种流弊若不力为防禁，于吏治民生关系甚大。因而，清朝统治者采取官民同治、官役同治的方法，设置严厉的官员处分制度，这也是其社会控制体系里非常重要的一环。     

清代对蒙古地区实行的票照制度法律法规初探

清代蒙古票照制度,是清朝统治者对出入蒙地人员进行有效管理的一种制度.这一制度是清朝统治者对蒙古地区实施封禁政策的产物.它在法律上有详细的规定,是清代封禁政策在法律上的具体表达.它的推行对强化蒙古地区的控制,阻止汉人大规模流入蒙地产生过重要作用.     

明代罚俸制度述论

官俸是国家付给官吏的报酬。罚俸是一种行政处分。罚俸制度是为着强化皇权、驾驭百官,也是为着提高行政工作效率所采取的一项措施。明代封建统治者在谋求治国理民的策略中,总结了历代罚俸制度的经验教训,在更大的范围内推行了这一制度,探讨明代罚俸制度的内容、特点及其得失,有助于全面了解明代的政治制度。 有明一代,历时二百七十余年。由明政府制定颁行的罚俸政策前后不尽相同,依据罚俸原因划分,可以概括为五个方面。 一、上书论劾忤旨的处罚。明代历任皇帝无不提倡官吏上书言事,不仅明确提出:“凡朝廷政令得失,军民休戚,百官邪匿,皆得言之”,而且还把能否直言作为鉴别官吏忠不忠的重要标准,宣称“言而不直者,亦非忠也”。可是,有不少官吏则往往因其建言论劾不合朝廷的心意而受到罚俸的处分。此类情形,可分为下述四种:     

五代俸禄制度初探

五代俸禄制度是当前研究中的一个空白。本文研究了五代在朝官、地方官的俸禄以及除陌、折估、俸户等问题 ,并详细考证了各种职官尤其是地方官的给俸情况。认为五代的俸禄制度虽沿袭唐制 ,但变化颇多 ,主要是其俸禄标准总体上低于唐代水平 ,通常均实行给半俸的制度 ,同时又实行折估之制 ,即给官员的俸钱均折成实物发给 ,州府僚佐及县级官员通常不给禄粟 ,对于不同的官员 ,实行中央统一支给与地方自行发放两种发俸办法等     

清代处分官员与官员规避之互动研究

处分是封建政府对官员违纪违制等失职行为予以的一种制裁。迨及清代,随着封建专制主义的进一步强化,国家政务活动的进一步规范,朝廷更加重视对官员失职渎职行为的处分,这些处分不可避免地对官员各方面产生了影响。而官员们为了避免出现丢官罢职、经济困顿的状况,又开始了对处分的种种规避,从而形成了封建政府与官僚集团之间处分与规避的互动争斗,反映了中国古代官僚政治的特性。     

清代州县的治河经费

在以农业为主的古代社会,水利因承载太多的社会功能,而为统治者所倚重.清代国家以拨帑的形式解决了州县存留中治河经费缺失的憋病,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财政支出的灵活性;但拨帑与国家财政盈绌状况密切相关,嘉庆以后,这种情况鲜有所见,治河经费遂由州县官员自行筹措.州县官自行筹措治河经费,使州县官私征合法化.     

《乾隆朝官员处分研究》评介

随着国家清史纂修工程的开展,清史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2009年,内蒙古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内蒙古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孟姝芳博士的新作<乾隆朝官员处分研究>,全书20余万字,分上、中、下三篇,论述了清代乾隆朝的官员处分问题.笔者在研读该作之后,感触颇多.     

清代雍正朝问责处分官员之重心初探

雍正朝对官员在职期间的违制违纪行为都要予以问责、处分。其时,官员违制违纪的范围和内容非常广泛,涉及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科举文化、社会等多个方面。而其中对官员在治政中行政失误的追查,成为清代问责官员的重心所在,是政府诸多问责内容中的主流。当时行政失误主要有,印务失误、文书失误与司法失误。这些失误直接关系到中央政令的传布、地方司法的威信。所以,朝廷在此方面的问责与处分是既周密又有力度的。     

漫评清代的流放制度

清代是等级森严的社会。流放制度作为刑罚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不同身份的社会成员作出了不同的规定,反映出清代的阶级统治和不平等的社会现象。官员在封建社会是国家机器能够正常运转的主要依靠力量,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主要组成部分。这些在职的官员,加上业已致仕的官员和未入仕的士子举人,甚至官员的亲属,构成一个庞大的社会阶层。流放制度对官员的规定,未列入刑律,只是“成案相沿,遂为     

扼制法人犯罪与反腐倡廉

法人是法律制度认可的社会组织,我国改革开放的机制使法人制度的发展日益成熟。法人追求利益的本性带来了日渐突出的法人犯罪问题。法人犯罪与官员的腐败有着紧密的甚至是直接的联系。反腐倡廉必须扼制法人犯罪。     

清代官员丁忧制度论略

清代官员丁优制度在前代的基础上发展得更为完善,清廷对官员丁忧时间有明确规定,丁忧官员范围较前代有所扩大,除了从前的汉族文武官丁忧外,还增加满、蒙、八旗官员的丁忧.由于满、蒙、八旗官员的特殊身份,导致丁忧官员的待遇也有所不同.此外,清延时丁忧官员管理的加强,充分表明丁忧官员对地方的发展稳定有重要的影响.通过对清代官员丁忧制度的研究,可进一步认识清代的汉化倾向和变革已经成为不可遏制的历史趋势.     

明代官员终养制度述论

中国古代官员终养制度由来已久,最早出现于西晋,为后世所沿袭.明朝建立后,统治者为提倡孝道,对该制度加以沿用和完善.由干政治、社会等因素制约,该制度在执行过程中,并非墨守成规,而是有所变通和补充,这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朝廷、当事官员的需要.当然,终养制度也存在一些漏洞,这与当时的政治环境密切相关.     

中国古代廉政制度浅析

中国古代社会的廉政制度,是珍贵的文化遗产。本文爬梳史料,较为系统地归纳整理了中国古代廉政制度的内容和廉政保障机制,并分析其特点。作者认为廉政不仅有“廉”的内容,还包括“勤”的含义,体现在实践中也就是廉政勤政一起抓。在廉政机制上注重政治道德教育的同时,从官员选任、考核、纠举惩戒等制度上互相配合,在注重“增俸养廉”的同时,又“省官削费”,这些措施对于中国古代社会清正廉明盛世的出现和社会的发展都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清代乡村治理多元协同模式的建构及其得失

在清代,乡村治理被视为国家有效治理的重要基础,关系到国家治理的全局,受到统治者的高度重视.清代乡村治理是一个从中央、地方到乡村社会的全方位的多元协同共治模式.首先,统治者强化中央集权,由国家政权掌控并制定乡村治理的相关政策、法规.其次,建立了一套成熟的、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僚体系,尤其重视发挥州县在乡村治理中的基础性作用.再次,清王朝还积极利用乡村社会的乡里制度、士绅、宗族等地方性资源来推进乡村治理.当然,乡村社会在国家治理进程中并非完全被动,而是利用 自身特色积极回应并参与其中.清代乡村治理的研究可以为当前乡村治理以及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有益借鉴.     

俄藏黑水城TKl94号文书《至正年间提控案牍与开除本官员状》的定名与价值

俄藏黑水城TKl94号文书<至正年间提控案牍与开除本官员状>应定名为<元代至正间亦集乃路钱粮房所录本路官员请俸文书底簿>,其对于研究元末俸禄制度、亦集乃路的历任官员任职情况有着重要的价值.     

试论陈宏谋胥吏管理之实践

清代胥吏之弊严重,从最高统治者到各级官员都十分重视.陈宏谋是清前中期一位重要的督抚大臣,吏治突出,他把教化训导与实政结合起来,有效地管理和防范胥吏弄权作弊,对当朝和后世影响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