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历史的“双重结构”与当代中国的全球发展路径

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观为“全球化”这一术语不被滥用提供了学理依据。“全球化”这一很不规范的普遍流行的术语所涵盖的许多事实,都是对“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的一种认定,但它并不能引导人们去认识这一转变过程中所出现的世界历史的结构性变化。在“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过程中,相继形成了“国际社会”和“全球社会”,从而构成了世界历史的“双重结构”。这两者在其主体结构、利益结构、发展目标和原则、发展特点、格局结构等方面是有所不同的,但又是互相联系、相互渗透的。基于对“全球化”的“世界历史”批判,以及对当代世界历史发展的状态和趋势的科学分析,由此提出的世界历史“双重结构”理论,既是把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观全面地运用于全球化及其发展研究的重要切入点,也是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观在当代发展的重要切入点,同时也将会为我们正确探索当代社会主义中国在全球中的发展路径提供重要的方法论支撑。     

论国际政治学的“全球视野”

国际政治学“全球视野”的确立应有着其特定的历史背景、理论视角与人性发展的现实基础。对这些方面进行认真的考察辨析与理论梳理,不仅有助于对国际政治学确立“全球视野”的必要性、现实性和可能性作较好的理解,而且有助于对国际政治学学科发展走向作整体的把握     

当前西方“全球主义”主要论断解析

当代全球主义是在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占主流地位的对全球化现状、可能与未来的阐释,即关于全球化的意识形态。解析这一理论,主要包含这样一些论断:全球化不可避免、不可逆转;全球化将惠及包括发展中国家在内的所有的人;全球化进程必然导致市场作用的强化和国家职能的弱化;在解决全球性问题中,政府的管理必将让位于包括非政府组织在内的全球共同治理;全球化进程就是西式民主向全世界传播的过程;等等。在接受其合理成分的同时,我们更要认清其潜在的本质和利益。     

从全球化、现代性到全球现代性——阿里夫·德里克的“全球现代性”理论

全球化、现代化、欧美现代性推进了世界文明的进程,但也存在着诸多局限,它们不但包含着殖民主义和欧洲中心主义的因素,而且都具有明显的目的论和意识形态倾向。阿里夫·德里克深入研究了现代性的知识谱系以及与现代性相关的各种理论,在反思、评析得失的基础上,提出了全球现代性的理论,不仅有助于把握现代性的历史和现实状况,也为我们应对复杂多变的全球形势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参照和启发。     

“京味”:近代北京小说家的探索

清末民初,近代北京小说家们开始探索建立人们称之为“京味”的风格,形成了以关注世道人心为宗旨、叙事态度从容练达和展现北京市民文化的特点。早期京味小说的出现除了人们熟知的地域文化的影响,主要由于晚清以来现代化冲击给北京社会带来的思潮和文化机制上的变化。     

契合与冲突:美国基督教福音派的全球扩展与全球公民社会

全球遍传福音向为基督教福音派之志,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美国墓督教福音派逐渐取代主流教会,成为世界传教运动的领头羊.其全球扩展一方面有利于全球公民社会的发展与巩固,但又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全球公民社会发展的障碍.本文旨在厘清基督教福音派与全球公民社会巩固与发展之间的内在契合与冲突.     

全球化背景下作为都市文化的英语教育

20世纪之后,全球经济迅猛发展,已逐渐成为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这意味着人类需要有一个统一的或者共同理解的语言作为交流工具.而英语作为世界通用语,成为外语教学的中心.都市文化是全球化的一个重要特征,英语教育做为城市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越来越突显其重要意义.目前我国的英语教育仍处于发展阶段,存在许多问题.     

全球失衡与再平衡:特征、动因与应对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失衡在流量上有所缓解,但存量失衡依然高企,全球多层次矛盾不断积累。全球失衡主要表现为经济体之间贸易不平衡,经济体内部两极分化以及私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的不统一,由此加剧了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和社会的不稳定性。在全球失衡的诸多影响因素中,全球经济的结构性矛盾,尤其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是全球经济长期失衡的根源所在,而周期性特征和政策性调节影响了全球失衡的中短期动态表现。在全球失衡和再平衡的背景下,中国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并存,其关键在于统筹好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一方面要处理好经济体内部结构性矛盾,实现国内经济的充分平衡发展,在全球失衡下化被动为主动;另一方面要防范外部冲击,有序推动本币主导下的金融开放,不断丰富人类命运共同体内涵,并适时提出基于规则的新国际治理体系,在新全球化过程中发挥应有作用。     

城市电影:关于城市的想象与记忆

城市是电影生长的土壤,同时也是电影观察、注视的对象。电影成为城市文化工业的组成部分,见证、记录了城市的成长,城市独有的多变、斑斓的空间恰好也符合电影作为时空艺术的本质需求。电影对城市的记录与想象又促成人们对生活于其间的城市的重新认识,在某种意义上,城市是经电影塑造而成的环境。     

建设世界城市对北京旅游发展的促进机制研究

北京提出了建设世界城市的战略目标,旅游业是该进程中的优势产业和重要支柱产业。20世纪80年代的全球化浪潮和服务社会兴起构成了世界城市诞生的背景。世界城市在全球发挥着控制、创新、服务和消费等功能。建设世界城市要构建良性的城市—区域关系,旅游流是维系世界城市网络的最重要纽带。北京作为中国的总部基地、创新中心、服务中心和"消费城市",在建设世界城市的过程中必将带动北京旅游业的多元化快速发展。     

“田野工作的想象力”:在科学与艺术之间——以《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为例

田野工作具有实证性格与人文气质的双重特性,所谓“田野工作的想象力”介于科学的探究与艺术的想象之间,将真实的观察和想象的再现紧密结合在一起。本文以《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为例展示了“田野工作的想象力”的一种可能性。从田野与理论的关系来看,田野研究的基本问题既不是从经验现实中直接生发出来,也不是从中层理论中推演出来,“田野工作的想象力”的空间是由经典理论的问题域给定的,但在实际进入田野后,理论的力量需要完全融化在对经验现实的敏感中。从微观与宏观的关系来看,复杂性成为田野工作由微观通向宏观的关键所在。这种复杂性表现在诸多方面：对“家乡社会学”的自然正当性的反省;对功能主义分析范式的突破;把行动者分析而非结构分析作为田野工作的焦点;将历史视野带入田野中。“田野工作的想象力”具有手工技艺的特点,其养成需要特别的耐心。     

城南古玩市场与北京文化中心

北京是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 ,其文化底蕴丰厚 ,文化遗存众多。改革开放以来 ,北京域南出现了以潘家园、北京古玩城为代表的南城古玩市场。本文通过对南城古玩市场产生、发展的历程回顾 ,说明北京文化中心地位的优势及政府主管部门因势利导的工怍对市场形成的作用和影响     

城阙、街景与风情——晚清画报中的帝京想象

本文选择17种北京画报和6种上海画报,同时补充以档案、野史、笔记、小说、竹枝词等多种材料,揭示图像资料关于帝都北京的记忆、想像、窥视与重现,解读清末的文化变革,集中地探讨了“城阙”所凝聚着的历史意识,“街景”所体现的空间布局,以及旧俗新知所表露出来的万种“风情”。     

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对大学生就业质量的影响

人力资本对就业地区、就业行业、单位性质和承诺月薪的影响力分别为3.08%、10.4%、2.89%、12.38%,总影响力为7.19%;社会资本对以上四项的影响力分别为17.57%、3.54%、3.48%、1.82%,总影响力为4.69%。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成为大学生就业质量的双轮驱动力。就业质量差异扩大是一国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人力资本的影响是合理的,而社会资本的影响具有两面性。大学生要努力积累人力资本,高校应开展就业能力导向的教学改革,政府要完善劳动力市场,以改善大学生就业质量。     

罗哲文——京城守望者

罗哲文先生是中国文物保护事业的领军人物,他大力提倡保护北京历史文化名城并身体力行,被称为"京城的守望者"。60年来,他始终不渝地坚持对古都北京和长城的保护工作,本文撷取一些生动、具体的事例说明之。     

身体资本与打工妹的城市适应

身体是被社会性地建构和生产的,身体的呈现方式不仅取决于微观的社会互动场域,也取决于宏观的生产和消费方式。本文以作者通过观察和访谈所掌握的广州餐馆等服务业中从业的农村打工妹的日常生活等资料的基础上,对这些打工妹如何通过对自身身体资本的挖掘、借用和改造,去建构自己的城市生活世界、适应城市生活及其要求的展开了细致的分析。作者指出,虽然“做个城市人”对大多数打工妹来说是一个不切实际的梦想,但通过改变身体这样的微观策略,起码“像个城市人”还是能够争取的,而这一目标的实现是她们在城市生存的前提条件。     

奥运行动计划与北京古城旅游景观

人文奥运是 2 0 0 8年北京奥运会的主要设计理念 ,其中 ,展现北京历史文化名城风貌是其重要内容。北京已有 30 0 0余年的建都历史 ,古城文化为奥林匹克精神赋予了新的内涵。所以 ,奥运行动计划对古城规划提出了新的要求 ,延续的历史剖面和标志性景观通过旅游化识别 ,向世界展示古老的东方文化神韵。本文对奥运行动计划中的古城设计进行了景观解读和诠释     

21世纪中国利用外资的新趋势及政策取向

积极利用外资,促进国内经济增长,是发展中国家经济起飞的首选战略。伴随着工业化不同发展阶段的演进,发展中国家利用外资方式呈现出从接受外援或举借外债,到引进国外直接投资,然后转向引进国际证券投资的变化轨迹。这一演变是生产力社会化发展的必然结果。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引资方式发生新的变化,形成新的特点。中国的引资方式也毫不例外,应当顺应时代潮流,向利用外资证券化方向发展。     

The Sacred Imagination of Mountains and Its Spatial Influence in Early Medieval China: The Case of Mount Tiantai

Mountains were among the most important sacred geographical spaces in early medieval China thanks to the widespread building of Buddhist temples and Taoist abbeys in the mountains. They were sanctified both in imagination and in reality in the early medieval era. Accordingly, spatial studies have been conducted along these two dimensions. The former dimension deals with the numerous abodes of sages and immortals, while the latter examines Buddhist and Taoist monks and the stone chambers and temples or abbeys in which they practiced self-cultivation. In the case of Mount Tiantai, an imagined system of immortals’ mountain abodes had emerged as early as in the middle of the Eastern Jin dynasty. A specific immortal was Wang Ziqiao, the Perfected of Mount Tongbai, who had authority over the Jinting palace and administration. The imagining of immortals’ abodes not only helped the Taoists determine the locations of Taoist abbeys, but also inspired monks who hoped to practice self-cultivation with the help of the powers of mountain gods and immortals. In a sense, this was a process in which knowledge of the immortals shaped the landscape of Buddhist temples and Taoist abbey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