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流"张之洞

知人论世,要评价后来的张之洞,应该先了解"清流"张之洞."清流"时期张之洞的交友方式和政治行为,已经表露出他的志向,在于官场速化,而不是其他.他不具备一个划时代人物所应有的人品和理想主义精神.这样的人品和政治抱负,决定了他是旧体制的维护者,而不是新时代的开辟者.     

"卫道"与"开新" --试论张之洞"中体西用"思想及实践

张之洞是中国近代文化转型期中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以"儒臣"自居,却为救国在"卫道"与"开新"之间痛苦抉择:欲"卫道",必"保国";欲"保国",必"开新";而"开新",又会威胁到"卫道".张之洞在"卫道"与"开新"之间走出了一条"中体西用"之路,巧妙的融"卫道"与"开新"二者于一体.本文将简要介绍张之洞"中体西用"的产生背景和过程,并结合历史事实简要评价张之洞"中体西用"的历史进步意义与局限性,使人们对张之洞的"中体西用"有个更为全面的了解.     

清末"新政"时期张之洞的体育教育思想

张之洞被称为清末第一通晓学务之人。清末“新政”时期有关教育的每一项重大兴革,都与他密不可分。张之洞把“体操课”纳入学校教育当中,并积极构建“体操”的教学内容,努力将其制度化,从德、智、体三方面对受教育者施加影响。张之洞主持制订的癸卯学制系中国近代首项系统的学校教育制度,其中关于体操科目的规定,标志着近代体育教育第一次列入中国教育制度之中,它开创了近代中国学校教育设置体育课程的先河,也标志着近代中国学校体育教育制度已初步建立。随着新式学堂的兴起,癸卯学制规定的体育教育以学校为基地逐渐扩展到整个社会,对我国近代体育的全面开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论张之洞的诗学主张及其诗作

张之洞是近代诗坛一位有重要影响的人物.他以封疆大吏身份礼贤重才,却与所举用的同光体诗人产生龃龉,原因在于张之洞主张雅音,与同光体诗人认同变雅之识不同,且崇苏抑黄,两者诗学途径有异.张之洞论诗持有偏见,故不能成为一时诗坛盟主,但在当时与同光体诗人变雅之作形成互补之用,代表了诗歌风气另一种趋向.其诗雄厚宏肆,无纤巧枯涩之气,本文从其感时咏怀、咏史纪事、山水游览、咏物寓志四类诗中分析其诗风特征及其艺术手法,也指出其缺陷.     

张之洞"湖北新政"遗产的历史命运

本文对张之洞督鄂期间创实业、倡商务、兴市政、办教育等"湖北新政"留下的遗产在民国的流变及其状况进行了考察,得出张之洞为湖北武汉现代化打造的比较优势突出的高起点,在其身后一直产生着深远的影响,但在民国时期武汉城市现代化进程没有与时俱进,保持如张之洞时代在全国的优势地位,甚至"人亡政息"的结论.并对"张之洞现象"进行了剖析,对"后张之洞时代"湖北武汉现代化没有达到晚清张之洞时代的水平高度的原因进行了探究.     

甲午战争期间张之洞主战言行评析

“外侮急迫”,是近代中国面临的一个基本现实。统治阶级成员因为对这个切关宏旨的问题采取了不同态度而区分为“抵抗派”和“妥协派”,前者的代表有林则徐、左宗棠等,后者的代表有李鸿章,袁世凯等。但也有些人却呈现较为复杂的状态,如张之洞,在他漫长的政治生涯中,既有前中期维护国家主权的壮举,又有后期策划“东南互保”、出卖铁路权益的不光采行径。而他发生这种转变的关口,是中日甲午战争。在这次大规模外战中,张之洞一方面继续坚持其做京官清流以来,特别是在中法战争时所表现的抗战派传统,另一方面,他这一时期的主战言行已蕴蓄着依附帝国主义的因子。这为张之洞日后的转折作好了铺垫。     

经济史研究中的文化视野——《世纪末的兴衰》读后

继《儒家心态与近代追求——张之洞经济思想论析》之后,陈钧先生近期又推出了他关于张之洞的“湖北新政”研究的新作——《世纪末的兴衰——张之洞的晚清湖北经济》(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9月版),从研究的内容和思路看,陈著两书之间有紧密的内在联系。前书注重从历史哲学意义上对张之洞的经济思想与实践进行反思,后者则更精细地叙述历史过程的同时,侧重对张之洞的“湖北新政”作文化哲学意义上的价值重估,这便是作者在导言中开宗明义所讲的“重估也许比建构更重要”!     

严复研究以"史料"还是"常理"为据--与史春林先生商榷

本文对史春林《严复任职北洋水师学堂期间若干史实再考记》一文进行回应,分别从严复任职北洋水师学堂之职务、严复是否提前回国、严复的学习成绩与实践能力、严复与李鸿章、张之洞等人的关系提出了不同的见解,以促进严复研究的深入。     

《张文襄公全集》奏折部分的几个问题——兼与《张之洞全集》的编者商榷

文章将王树楠编《张文襄公全集》中的奏折(文中简称“甲”)与《光绪朝硃原批奏折》、《宫中档光绪朝奏折》所载张之洞奏折及邸报、《申报》上所刊张之洞奏折(文中简称“乙”)进行对照,发现有甲有乙有,内容完全不同;甲有乙有,内容部分不同;乙有甲无,遗漏甚多三种情况。并对以《张文襄公全集》为底本的《张之洞全集》中出现的诸多漏失进行了指摘。     

张之洞的清议及其作用

张之洞的清议及其作用钟康模在中国近代史上，张之洞是具有多方面影响的重要人物。同治二年（１８６３年），他进士及第后，授职翰林院编修，在京师渡过了近２０年的词臣学官生活，以清流党人著称。从光绪七年至宣统元年（１８８１—１９０９年），张之洞由巡抚而总督，由...     

甲午中日战争与汉阳铁厂的“招商承办”

张之洞于1889年创办汉阳铁厂时选择了官办形式,但他与李鸿章、盛宣怀在采用何种体制上,从一开始就存在官办和官督商办之争,直到1896年铁厂才从官办转变为官督商办.催化这一结果的是甲午中日战争,它所导致的清政府战后的财政崩溃、经济政策转变以及政治力量的重新组合,为铁厂改制提供了条件.     

张之洞学术思想论

张之洞(1837—1909)是晚清历史上的重要人物。以往对他的研究多瞩目于政治、经济活动方面,对其学术思想注意不够。张之洞四岁发蒙,所师从者,皆一时硕学鸿儒。他本人于学业十分勤勉,“非获解不辍,篝灯思索,每至夜分”。八岁即读毕四书五经,十岁开始习作诗文。十三岁中秀才,十五岁登解元,二十六岁题名探花。青少年时代神游学海,发奋攻读的经历,不仅铺垫了他厚实的学问根底,而且陶冶了     

中日《劝学篇》西学思想比较

19世纪中、日两国试图通过西学达到国富民强的目的,但西学结果却截然不同,通过对张之洞和福泽谕吉之《劝学篇》的比较,发现张之洞主张从技术层面西学,而福泽谕吉主张从制度和文化层面西学,本文认为,两国政府根据这两种不同的西学之路施行政策,是其中的主要原因。     

张之洞与早期现代化的癸卯学制

1904年,张之洞主持制定的癸卯学制诞生了,这标志着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的开始。通过对张之洞和他主持制定的癸卯学制的研究,多层面的分析揭示出张之洞在癸卯学制制定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以及癸卯学制在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过程中的历史地位。     

张之洞：晚清统治阶级改革派的殿军

人们一般把张之洞称为后期洋务派首领。但从政治角度考察 ,称他为晚清统治阶级改革派的殿军更为合适。晚清统治阶级中实际存在三个派别 ,即守旧顽固派、改革派、投降派。张之洞不但全盘继承了鸦片战争以来改革派的传统 ,而且有较大发展。他与林则徐、左宗棠等改革派可说是一脉相承 ,志同道合 ;而和琦善、曾国藩、李鸿章等投降派 (习称洋务派 )比较 ,则是貌合神离。在师法西方上 ,他和曾、李等人虽有某些相似之处 ,而在对外态度与内政改革上 ,则截然不同。他们之间的分歧 ,实为爱国与卖国的根本分歧。过去把张之洞称为和曾、李一样的“洋务派” ,实际模糊了爱国与卖国的界限。将爱国者与卖国者相提并论 ,笼统称为“洋务派” ,是十分不妥的。     

张之洞在中俄交收东三省谈判期间的言行评析

张之洞是中国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在晚清许多重大的涉外事件中，他的态度令人瞩目。一般观点认为，张之洞在外国侵略势力面前，前期和中期都不乏维护国家领土和主权的壮举，具有爱国主义精神。但从他和刘坤一等人勾结外敌，演出“东南互保”的丑剧后，便被指斥为叛国分子...     

论张之洞洋务思想的多元性

<正> 许多年来,在张之洞洋务思想的研究中,出现过许多针锋相对的观点。例如有的说他是出卖国家主权和利益的卖国者,有的则说他是抵御外国武装和经济入侵的爱国者;有的说他是封建思想的卫道士,有的则说他是鲜明的改革家;有的说他是固守封建经济政策的反动派,有的则说他是提倡民族工商业政策的进步者。对张之洞这个人物有如此相反的看法,尽管原因很多,但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认识上的一点论、绝对化。如果用客观、冷静的头脑和眼光去审视张之洞举办洋务的思想和实践,就会发现他举办洋务的思想并     

张之洞办企业是怎样筹集资金的

张之洞在湖北,前后不到二十年,创办了十一个近代企业.在这过程中,他煞费苦心,创造办企业的条件.其中,最困难的是解决资金问题.张之洞是采取哪些方法筹集办厂资金的?(一)财政拔款.从中央财政拔款到地方财政自筹资金.张之洞办的十一个企业,除湖北毡呢局是官商合办的外,其余十个企业均是官办.既是官办,就要靠政府财政拨款.可是,当时清政府国库空虚,难以应付.1889年,张之洞估计建个炼铁工厂要200余万两,当时清政府每年有200万两铁路经费预算.炼铁厂是     

张之洞与清末立宪

本文探讨了张之洞的思想脉络，认为张之洞对预备立宪的态度，既不是一以贯之的积极，也不是因权力欲望膨胀而热衷，官制改革后他对立宪态度的转变，是基于他全变与渐变相统一的思想主张，并与政局演变息息相关。     

郑观应"道器"、"体用"论及其评价

郑观应"道器"与"体用"论属于两组不同概念,两者异同并存.其中,"道"的范围要比"体"的范围广,"体"主要指政教制度,而"道"除了政教制度,还包括伦理道德."器"和"用"则相同,指持艺.郑观应"道器"、"体用"论与张之洞"中体西用"论的差别,在于两人对西方宪政等根本制度认知不同.郑观应思想有其时代局限性,但是其最大的历史价值在于启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