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风俗犯罪实行行为的规范重构——基于法益侵害说的展开

根据法益侵害说的立场,入罪化的准则是行为具有法益侵害性。不过,并非所有的法益侵害行为和具有法益侵害危险的行为都应被予以入罪化,还需要借由从属性原则和伤害原则对其进行限定。以风俗犯罪正当化的基础要件作为考察依据,得以推知我国风俗犯罪实行行为的设定不尽合理,表现为相关实行行为的规定失之于笼统、粗疏,缺乏法律规范应有的明确性与周密性,致使不具有法益侵害性的行为被纳入刑法规制范围,与法益保护原则相悖。缘于此,有必要在犯罪论层面对我国风俗犯罪的创制进行检讨,以便能够适时厘正设定失当的实行行为,并将相关的风俗犯罪予以出罪化,进而规范风俗犯罪的处罚根据。     

日德刑法视角下正当化事由的正当化根据

正当化事由的正当化根据,是理论界错综复杂的一大难题,借日德刑法学界的视角对比分析正当化事由原理性学说的法益衡量说、目的说、社会相当性说.法益衡量说有客观归责之嫌,难以界分正当防卫杀人和故意杀人的区别.目的说又过分强调主观,不能说明正当防卫过当、紧急避险过当入罪的情形.社会相当性说,糅合法益衡量说和目的说,做到主客观一致,符合我国国情.     

义务冲突行为的正当化问题

义务冲突行为在我国刑法理论上少有涉及,但在现实社会中却客观存在。从义务冲突行为的一般认识入手,就义务冲突行为的性质、正当化的理论根据和成立条件加以分析和讨论。     

论环境犯罪的法益

法益是根据宪法的基本原则,由法所保护的、客观上可能受到侵害或者威胁的人的生活利益。其中由刑法所保护的人的生活利益,就是刑法上的法益。旧刑法将环境犯罪规定在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一章中,新刑法在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中专设一节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说明立法者对该类犯罪的法益作出了调整,刑法理论必须根据刑法规定重新确定保护法益的内容,进而对犯罪构成要件作出新的解释,环境权作为环境犯罪的法益,既具有立法上的根据,也具有司法上的正当性。     

论网络诽谤犯罪的法益保护前置化

"两高"颁行的关于网络诽谤犯罪的司法解释,为全面治理网络诽谤犯罪提供了可行标准。《解释》对网络诽谤犯罪的"情节严重"判定标准作出扩张,其增加的"点击、转载次数"标准和"行政前置模式"标准实现了网络诽谤犯罪法益保护的前置化。在适用网络诽谤犯罪法益保护前置化的规定时,司法人员应对"危险向现实损害转化的可能性"进行评估,恪守刑法谦抑性原则,综合运用民事、行政与刑事机制来治理网络诽谤行为。     

环境犯罪被害人维权运动的正当化根据研究

环境犯罪被害人维权运动是环境刑法学必不可少的研究内容,它必须符合正当化事由的一般原理,包括正当防卫、自救行为和劳动争议三种类型。作为正当防卫维权运动的合法根据在于保护个人被威胁的重要环境权;作为自救行为维权运动的合法根据在于恢复或补偿个人已经被侵害的重要环境权;作为劳动争议维权运动的合法根据在于通过保护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权来保护自己或他人的重要环境权。     

从生态法益视觉重新认识犯罪本质

用法益取代权利和社会关系,将犯罪界定为侵害法益而不是侵害权利或社会关系的行为,并非简单的词语的变换和更替,而是涉及到对犯罪本质认识的根本进步.法益的提出将价值的评判引入定罪的层面,使得犯罪的范畴不再仅仅局限于对公民个人权利的侵害,而是扩展到对社会和公众侵害的范畴.这也为当环境问题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成为威胁人类生存根本利益的严重问题,而其他法律又不足以规制和保护时,我们将生态作为一种法益列入刑法的保护对象,将严重侵害或威胁生态利益的行为规定为犯罪提供了最大的空间.作为一种新型法益,生态法益的提出引发了我们对犯罪本质的重新思考.随着这种法益的受重视程度以及受到或可能受到的侵害或威胁的严重程度,刑法必然作出相应的回应.     

反思与重构:犯罪客体新论

针对我国通行犯罪客体对象理论体系存在的诸多问题,该文从起源性、协调性、涵义性、法定性、逻辑性、功能性、认知性、实践性等多视角、多层面出发,结合横向与纵向比较、内部与外部分析、理论与实践探讨等进行反思,从内容和形式两方面,对犯罪客体对象理论体系的改造提供了新的进路;进而通过重新框定"犯罪客体"的内涵和外延,对其作出了迥异于当前通行理论的全新建构.     

环境法法典化视野下的环境犯罪法益识别

环境法的法典化具有必要性。受制于现有的立法结构,环境法的法典化形式不具有完整性,特别是在环境犯罪的规制层面。如果在环境法典中设置环境犯罪保护法益的一般性规定,就不应当脱离于环境犯罪的具体构成要件。在具体识别环境犯罪的保护法益时,不应把超越实定法的应然法益类型或体系作为环境犯罪的保护法益,而应当根据实定法的规范目的确定保护法益。具体而言,立法者通过刑事立法在环境犯罪的规制中设置了何种保护法益,就只能描述和析取出这种法益,并在此基础上概括出环境犯罪的一般性保护法益。     

执行命令行为正当化事由研究

执行命令行为广泛地存在于国家和社会生活之中,是国家权力运作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应结合行为无价值与结果无价值的立场去寻求其正当化根据;并以此为观念指导,重新构建其正当化条件,以实现国家职能,防止国家权力的滥用。     

被害人样态刑法地位之证成——以中国传统四要件犯罪构成体系为切入点

在中国传统犯罪构成理论下,四要件与阻却事由是并列关系,由于但书的存在,犯罪成立甚至需要进行3次评价,加之四要件只是符合与否的判断而没有程度的考量,导致被害人过错、被害人同意、被害人特殊状况等被害人样态被散布于四要件、阻却事由、但书、酌定量刑情节中讨论,无法统一在四要件体系中找到其应有的地位,其影响刑法评价的根据变得扑朔迷离。实际上,如果对四要件体系的内涵做实质性和扩张性解释,把违法阻却事由、社会关系破坏程度、主观恶性大小等内容涵摄于客观方面、客体、主观方面,那么被害人样态在犯罪构成体系中就拥有相应的地位,其影响刑法评价也就有了统一的根据。     

药后驾驶纳入危险驾驶罪的证成与构设

在醉酒驾驶和追逐竞速驾驶受到危险驾驶罪规制之后,药后驾驶行为也应当纳入到该罪的范畴内。这是风险刑法语境下的必然要求,也是相同行为相同处理的应有之义。在域外国家和地区立法将药后驾驶行为犯罪化的今天,我国仅仅将产生严重危害后果的药后驾驶按照交通肇事罪或者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来定罪,而将未产生严重危害后果的药后驾驶仅予以行政处罚,存在调控范围不全面、所需构成要件严格和调控手段失调的弊端,可能导致药后驾驶的失控。因此,我国刑法应当将服用毒品和部分合法药品后进行的驾驶作为危险驾驶罪处理,并采纳主客观相结合的证据标准来判断被告人是否构成药后驾驶型的危险驾驶罪。     

商谈伦理学“道德可证立性”概念的诠证逻辑

"道德可证立性"概念在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学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但是,目前学界对这一概念的阐释又是晦暗不明的,加之在讨论其商谈伦理学时对之不加辨明而草率使用,这就造成了对其理论的片面诠释。于是,对此概念加以辨析、明确其逻辑,从而有效诠证哈贝马斯的道德认知主义立场,以及在此基础上追求道德普遍性之理论旨趣,乃是不可或缺的工作。     

未成年人青春期道德发展与违法犯罪

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现象一直是学界和实务界关注的焦点问题,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与其道德发展密切相关。从道德的产生与发展的阶段性来看,14—18岁的未成年人最关注的社会规范并不是法律,而是同伴的评价;其道德推理与道德行为之间并不一致;他们往往把参与违法犯罪活动本身看作是个人决策,而不是道德选择。针对道德发展各阶段的特征,应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以"持续性"和"阶段性"为标准进行分类;运用"恢复性司法"和"羞耻重建"理论,给违法犯罪的青少年改过的机会,同时对现行监禁方式进行改革尝试。     

论预防职务犯罪的道德体系建设

预防职务犯罪是 2 0世纪 80年代以来各国政府普遍采用的一种制度设计 ,其中道德预防是至关重要的环节。道德预防之所以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可行 ,其依据主要是来源于道德本身的社会功能和法律的不完善性 ,以及职务犯罪主体和行为的特殊性。在我国 ,开展职务犯罪道德预防工作具有一定的优势 ,因此 ,我们必须高度重视这一工作 ,切实加强预防职务犯罪道德预防的道德体系建设     

洗钱犯罪研究

洗钱犯罪是最典型的"国际犯罪",它不仅扰乱了各国的金融管理秩序,而且腐蚀了各职能部门的人员,更促使了"上游犯罪"的发生.目前,洗钱犯罪的上游犯罪限定于贩毒、黑社会、恐怖活动、走私四种特定的犯罪;客观方面表现为采取提供资金账户等方法掩饰、隐瞒这四种特定犯罪的违法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的来源和性质的行为;犯罪主体为自然人和单位;主观方面只能是故意.我国应建立配套金融法规,充分发挥金融系统和相关机构在反洗钱中的预防作用,完善反洗钱刑事立法,扩大上游犯罪的范围,加大对洗钱犯罪的处罚力度.     

弱势群体犯罪研究

弱势群体是处于不利社会地位的特殊人群集合体。其所引发的各种社会矛盾,有的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瓶颈,尤其是弱势群体的犯罪问题。因此在分析弱势群体的特点、犯罪原因的基础上,对犯罪现象由消极处理转变为积极预防,并寻求控制弱势群体犯罪的主要路径,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毒品犯罪共犯成立问题研究

认定特殊的毒品共同犯罪,如毒品集团犯罪、毒品团伙犯罪、以共犯论处的毒品犯罪等时,必须以共犯基本理论为基础,全面考察毒品犯罪的特殊性,综合作出认定。当然,也有一些毒品犯罪,从外形上看,具有共犯的部分特征,但实质上欠缺共犯成立的部分要件,故应被排除出毒品共同犯罪的范畴。     

行贿罪探析

行贿与受贿,两者是一种对向关系,即只要存在受贿,必然有行贿行为的发生。在市场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行贿现象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复杂。行贿是产生受贿的直接根源,作为检察机关自侦案件的一个罪名,如何处理行贿犯罪是值得探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