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梭公民理论探析

卢梭在其社会契约理论中提出了公民概念,并将公民和自然人、臣民、人民做出区分。卢梭认为,公民是主权权威的积极参与者,拥有真正的自由和平等;卢梭还在公民和法治之间建立起必然联系,认为法律是公民自由和权利的保障,同时公民必须服从法律的统治;卢梭还赋予了公民以道德人格,把公民美德作为共和国良性运转的内在要求。围绕卢梭的公民理论,人们展开了关于共和主义公民观和自由主义公民观的争论。争论的实质在于,如何既能保障个人享有充分自由权利,又能维护共同体稳定的秩序     

卢梭政治自由观新探

"公意"是求解卢梭政治自由学说的根本所在.以公意为基础,卢梭不但建立起独具特色的社会契约理论,实现了从自然自由到政治自由的转变,为政治自由提供了合法依据和神圣不可侵犯性,而且断言人们只有在公意指导下参与社会政治生活,才能过一种最完美的自由生活.卢梭的积极自由观,与英国自由主义传统中的消极自由观相比无疑具有合理性,但其思想的理想色彩和含混性也为后人的各种不同解释提供了广阔空间.     

公意：从普遍意志到立法意志——论卢梭对“意志”概念的贡献

从社会契约理论的普遍意志到康德的自由意志,意志概念的内涵发生了重要变化,不再与个体意愿的选择相关联,而是由理性来规定自身,并由此获得意志概念的实践内涵。在这一转化过程中,卢梭对意志概念两层内涵的阐发功不可没。断然摆脱与自然状态的关联之后,卢梭通过公意概念,不仅实现了由个体层面到普遍性层面的视角转换,使意志成为普遍意志;还以立法身份出现于共同体之中,并与以转让的方式进入共同体中的个体结合为统一体。由此,意志在其与法则的内在关系中呈现出自由的本色。从康德哲学的视角反观,卢梭对意志概念的贡献在于:通过意志的自由让康德看到了意志与理性相结合的可能性,而正是经由这一结合,自由意志显露出立法内涵中的道德底蕴。     

论孟德斯鸠与卢梭国家权力理论之分野

欧洲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与卢梭国家权力理论之不同,集中体现在如下四个方面:人性恶是孟德斯鸠国家权力理论的出发点,而人性善、社会恶是卢梭国家权力理论的出发点;孟德斯鸠主张国家权力的分割性,而卢梭主张其不可分割性;孟德斯鸠主张议会代表制,而卢梭主张主权的不可代表性;孟德斯鸠为防止权力的腐败而进行了制度性的、社会层面的技术性安排———以权力制约权力,而卢梭用道德约束,否认了主权者权力腐败的可能性。孟德斯鸠与卢梭的国家权力理论,是西方政治学理论发展史上两座辉煌的历史丰碑,它们对政治学理论发展和人类社会政治现代化的具体实践,产生了完全不同的历史影响。     

超越现代宪政困境的"理想图景"——论卢梭的"公意"思想

公意思想是卢梭政治哲学的核心内容.在卢梭看来,全体公民通过自由真实的投票达成的一致意志或多数人的决定即公意.公意产生于社会契约,是现代民主宪政的合法性所在,是政府行动惟一正当的准则.卢梭的公意思想是其社会契约理论、人民主权思想、人权学说及其法律理论的基点和灵魂,对现代民主政治理论及其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同时也具有非现实性、神秘性等无法避免的理论缺陷.     

“市民”、“公民”的二重化与人的自由解放

鉴于马克思与卢梭政治哲学之间关系的不同认知,通过对二者在人的"市民"与"公民"二重身份及自由问题的分析,对他们政治思想之间的关系进行比较研究,从共性中揭示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理论来源,从二者的差异中探讨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理论创新:马克思批判性地吸取卢梭政治思想的丰富内涵,对其理论进行了根本性的超越,建立了自己新型的政治哲学。     

卢梭社会观的理论起点

在社会观上,卢梭坚持社会契约论,主张建立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主张自由平等,反对大私有制及其压迫;提出“天赋人权说”,反对专制、暴政。而卢梭关于社会观的理论起点主要是自然状态说与社会平等说。     

论我国合同法中的交易习惯

习惯自古就是法律的主要社会渊源。在现代社会 ,习惯虽然不是正式的法律渊源 ,但它在法律的适用和法制的发展中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习惯是一种补充法源 ,我国《合同法》明确承认了交易习惯的规范效力并将其纳入合同规则体系 ,不但可以扩大合同法的适用范围还可以增强合同法的灵活性和适应力 ,使合同法的适用效果更加妥当。习惯还是意思表示解释的重要依据之一 ,交易习惯得以解释合同 ,其根本理论依据在于合同自由论和合同诚信论 ,其直接理论依据是合同解释之客观化、诚信化理论。交易习惯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 ,在我国合同法中 ,它也是一般意义上的习惯 ,并不概指习惯法或事实上的习惯     

马克思的个体正义优先理论及其当代价值

马克思不仅强调要实现个体正义以促进个体自由、平等与全面发展,而且强调要保障个体正义的优先性以更好地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形态的发展以及世界历史的发展;马克思的个体正义优先理论涉及到了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以及人的现代化等重要内容,对于当前我国的改革开放、社会加速转型以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等具有较为广泛的指导意义。     

卢梭自由思想及其启示

卢梭作为启蒙时代激进的思想领袖,敏锐地意识到文明打破了人在自然状态下的自由.自然状态下人是自由的动物,具有天然的自由.人类进入社会状态的过程就是由自由走向不自由,由平等走向不平等的过程.他试图通过公意把法律和自由联系起来,进行自由社会的建构,进而通过公意演绎其内在道德自由主张.由于其自由理论内含的矛盾,“卢梭是自由最险恶和最可怕的一个敌人”.卢梭自由思想启示我们:要以人为本,尊重差异;公私有别;发展非政府组织,在公民与国家间设置缓冲.     

嵌入社会性的社会质量理论:创生背景、理论溯源与内容体系

嵌入“社会性”的社会质量理论为诠释社会治理提供了新的研究范式,其建立在个体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互构共生的均衡基础之上,架构了经济社会保障、社会凝聚、社会包容及社会赋权四维结构要素框架,凸显了社会本体对“社会性”的价值诉求,弱化了制度与行动者之间的张力和矛盾,以期提升社会的整体性福祉。同时,在借鉴社会质量理论来指导新时代中国社会治理的本土化实践之时,需要思考其理论的适用性。     

看待自由的两种视角--解读卢梭的公意论与哈耶克的自由观

以法理学中的自由概念为标准,将卢梭的公意理论和哈耶克的自由观这一对相互对立的理论,置于“自由”这一纬度之上并通过对不同传统影响下的自由产生问题、自由可否转让,自由与法律的关系等方面的剖析,揭示出卢梭与哈耶克在阐述观点时是怎样凭借其对“自由”的论述逐步建构起自身的理论体系的,进而分析出他们迥异的自由观。     

试论马克思的个体正义优先理论及其当代价值

马克思不仅强调要实现个体正义以促进个体自由、平等与全面发展,而且强调要保障个体正义的优先性,更好地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形态的发展以及世界历史的发展;马克思的个体正义优先理论涉及到了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以及人的现代化等重要内容,对于当前我国的改革开放、社会加速转型以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等具有广泛的指导意义.     

个人自由与社会认同的内在张力——“两个卢梭”问题的新解读

卢梭的政治哲学是一种立基于共同体的个体权利取向的政治哲学.在探讨个人自由的维护问题时,卢梭运用先验理性主义的方法实现了自由权利的重建.在探讨个人自由得以实现的有效途径时,卢梭的政治哲学转向对社会认同问题的探讨.从上述两大领域对卢梭的政治自由观进行全面的理解和把握,可以消除人们对是否存在"两个卢梭"问题的困惑.     

卢梭国家论的伦理探析

卢梭从＂人生而自由＂与＂私有制的存在＂的对立出发,论证了国家的起源、内容与特征等,构建出以道德为基础的政治理想国。他的契约式的国家理论一度受到当时社会的关注,但仅仅依靠道德为基础的国家理论,其缺陷是显而易见的。卢梭的国家理论,对于当前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仍然具有借鉴和启示的意义。     

康德自由主义的卢梭起源

卢梭从善良情感出发,用"社会状态中的自由"观念弥补了洛克的"天赋自由"观念,并在其中注入了平等的要求,这是对17世纪以洛克为首的英国自由主义的发展;康德则从先验理性出发,在天赋人权、社会契约、公意理论、平等观念、人民主权等许多方面,秉承卢梭意志,试图消弭卢梭自由主义理论的危机与困境。     

政治哲学史中“市民社会”概念之嬗变——从卢梭到马克思的辩证思维发展历程

卢梭通过布尔乔亚批判地界定了市民社会概念,对即将出场的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古典主义的批判运用,这是辩证法在政治哲学史中预见性的、非自觉的运用。在黑格尔的政治哲学理论中,以自由为伦理基础的市民社会概念最终通过辩证法的自觉运用被置入了历史主义体系中。黑格尔的市民社会概念中统一了革命性与抽象性的辩证法,最终使得市民社会跨越物质自由与伦理自由成为可能。市民社会本质的此岸性,以及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的现实关系最终随着马克思对辩证法的彻底运用而被揭示,即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被把握为论证人类从异化现实解放的历史环境与物质基础。     

市民社会理论的谱系——从霍布斯到马克思

自霍布斯以来,市民社会理论的发展经历了几个重要的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市民社会与自然状态的对立,第二阶段围绕着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对立展开。洛克试图用市民社会来替代政治国家,此举遭到了卢梭等人的强烈攻击;黑格尔试图确立国家相对于市民社会的优先性,但却忽视了市民社会的政治属性;马克思最终深刻地揭示市民社会同政治国家之间的复杂关系,并因此开拓了法律与管理的新领域。     

民间习惯及其司法适用

民间习惯作为本土的一种文化现象,在中国社会中普遍存在,并强烈地影响着司法实践.在严格规则主义的背景下,民间习惯的司法适用有其可行性和困境,因此要找准其适用的条件和方式.民间习惯司法运行应具备内在约束即民间习惯规则本身应具有普适性、明确性、合法性和规范性.在司法审判操作中,法官应根据民间习惯与国家法的具体关系样态来选择不同的适用方式:习惯权利独立于法定权利而且得到了国家法认可的"直接应用";习惯权利与法定权利的融合和统一的"援引性应用";习惯权利独立于法定权利但没有得到国家法认可却能阐述为某种法律原则的"阐释性应用";习惯权利与法定权利相对立而采取的"变通性应用".     

哈贝马斯的民主理论

哈贝马斯通过交往行动的理论,将洛克式的自由主义民主理论与卢梭式的共和主义民主理论结合起来,力图克服自由与民主的冲突.在他看来,体现民主本义的人民主权,就存在于交往活动中,是人们在符合交往理性的、自由平等的对话、讨论中,达到话语共识而形成的.这种存在于自由地批判性讨论的公共领域的话语民主,为制度化的代议制民主提供动力和合法性基础.哈贝马斯的民主理论为消除资本主义民主的危机提供了理想的方案,但理想与现实之间存在着难以跨越的鸿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