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奥勃洛摩夫性格”成因及实质

“奥勃洛摩夫性格”是冈察洛夫塑造的典型人物性格,表现为慵懒怠惰、冷漠、惧怕变动和耽于幻想等综合特征.“奥勃洛摩夫性格”是俄国农奴制度和社会环境的产物,其实质反映的是农奴制度必然灭亡.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奥勃洛摩夫性格”具有世界意义,成为懒惰不求进取的代名词,促使时人反省自身,去追求有价值有意义的生存状态和生活方式.     

奥勃洛摩夫性格新论:自我封闭与独善其身

当人们把奥勃洛摩夫性格归纳为懒惰时,其性格成因简化为出身和教育方式带来的必然结果,强调这种性格所具有的被动状态和消极特征。奥勃洛摩夫性格表现出的主动选择意义,偏安床榻、自我封闭所包含的抗争色彩,拒绝同流合污而体现的独善其身的积极价值则被遗憾地忽略。某种社会行为,不能以未来的历史必然性作为评价标准,也不能因动机高尚而自动拥有全部合法性及合理性,更不能以是否拥护农奴制改革作为是非评价的唯一标准。作家强调,良知犹在的封建贵族,以痛苦感伤的姿态告别农奴制,是因为即将衰亡的生活方式包含着某种真理因素,新生活亦有诸多不可预知的风险,奥勃洛摩夫性格的积极价值便在这种何去何从的思虑中形成。     

也谈《阿Q正传》

一、关于《阿Q正传》的主题及有关评价 《阿Q正传》是鲁迅小说中最有影响最为著名的代表作之一,曾给二十年代的中国文坛带来了强烈的震动,国外也有强烈的反映。法国作家罗曼·罗兰曾说:“法国大革命时期就有许多阿Q式的人物。”苏联汉学家艾德林指出,《阿Q正传》这篇关于中国国民灵魂的小说,理应属于二十世纪文学的最高成就的行列。索罗金称此作为“天才的讽刺小说”。印度也有作家认为“阿Q只有名字是中国的。”总之,阿Q其人,恰如哈姆莱特、堂·吉诃德、奥勃洛摩夫和葛朗台等艺术典型一样,已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     

中、俄国民性透视的文本阐释——以阿Q、奥勃洛摩夫为例

阿Q与奥勃洛摩夫作为鲁迅与冈察洛夫笔下中、俄国民性的代表,分别体现了他们对各自民族国民性的不同思考.阿Q与奥勃洛摩夫的集体无意识深处都有"理想在不撄"的因素存在,因此,中、俄国民在性格上也就具有了惰性、麻木、沉迷于幻想和精神上受奴役的共性.而且,他们又是一个活生生的具体的人,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民族性,所以他们在性格特征上又具有了显著的差异.     

俄罗斯女性与“多余人”

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的大厦主要是由两组人物形象支撑起来的,即“多余人”和“小人物”。每个民族的文学中几乎都出现过象维林(普希金《驿站长》中的人物)那样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小人物”,所以,唯有“多余人”才是俄国文学的“特产”。在半个世纪的俄罗斯文学中,由奥尼金领头,走出了皮却林、别尔托夫、罗亭、奥勃洛摩夫……这批“既非乌鸦又非孔雀”的贵族青年。他们用凝聚在自己身上的贵族才华、超凡脱俗的言语、还有不很漂亮的行为,演出了一幕幕人间的喜剧和悲剧。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前,俄国文学中的主要正面形象就是由他们充当的。     

追求：朝向文学的殿堂──评张安生杂文集《奥勃洛摩夫的影子》

追求：朝向文学的殿堂──评张安生杂文集《奥勃洛摩夫的影子》戎东贵杂文乃文学之一脉，这不仅仅是现代文体分类的限定，更重要的是已经为古往今来诸多杂文大家的创作实践证明。但不知始于何方何因，杂文却渐渐向新闻靠拢，不少写作杂文的同志一心希望自己的作品成为报纸...     

论典型的共性

典型是不能没有共性的。一个艺术形象之所以被称为典型,绝不仅是它具有独特的个性,还因为这个独特的个性是某些社会普遍共同本质的体现。文学艺术史上,人们对典型特点的称谓,如称堂·吉诃德为主观主义的典型,葛朗台为吝啬的典型,奥赛罗为妒忌的典型,奥勃洛摩夫为懒惰的典型,阿Q为精神胜利法的典型……,就其实质,说的都是各自的共性。“典型”前面的修饰定语,指的非个性特征,而是其共性本质。具     

冈察洛夫文艺理论与其创作实践的辩证关系

冈察洛夫凭借奥勃洛摩夫形象缔造者的身份,跻身19世纪俄国杰出批判现实主义大家之列,而距离说的创作理论又为其争得了一个文学批评家的席位。探讨其文学实践与美学主张的矛盾与背离,有助于更深刻地理解他的文学作品,辩证地接受他的文学观点。     

《史记》中的“夫”

《史记》中的“夫”有用作名词语素、实词和虚词三种用法。其中实词“夫”用作名词和指示代词;虚词“夫”用作决断词和感叹语气词。“且夫”、“今夫”、“若夫”等用作复合虚词,表示主观认定,其语法作用相当于决断词。     

郁达夫与佐藤春夫

郁达夫曾被人称为“中国的佐滕春夫”。郁达夫与佐滕春夫一度友情甚笃 ,后因佐滕春夫发表反华小说《亚细亚之子》 ,两人反目成仇。但佐滕春夫作为郁达夫最崇拜的日本作家 ,在创作上仍然对郁达夫产生了深刻影响。特别是他的“私小说”《田园的忧郁》 ,更是以其大胆的自我暴露和抒情式的表现手法影响了郁达夫的《沉沦》等小说的创作     

人物行动与人物性格——戏剧文学人物塑造的特点之一

希腊悲剧比荷马史诗要晚差不多三个世纪,但从整个戏剧类作品和叙事类作品来看,其历史是同样悠久的。叙事类作品除荷马史诗及一些民族早期创作的英雄诗篇等叙事诗巨著外,最发达的要数小说。世界文学宝库中有着无数著名的小说作品,它们成功地塑造了象唐吉诃德、葛朗台、鲁滨逊、奥勃洛摩夫、安娜·卡列尼娜、林黛玉、贾宝玉、阿Q等等超越国界和民族范围的人所共知的典型人物。在这方面,戏剧类作品也是毫不逊色的,它以安提     

小说“宾主”例话

我国古代文论家,在评点《左传》、《史记》等史传文学中,提出“宾主”这一概念,并且对宾主的关系在作品中的体现做了许多探讨。金圣叹应用“宾主”理论评点《水浒传》,根据《水浒传》的创作实践,对一些问题做了精到的分析。应用“宾主”的理论分析小说,是很自然的事情。传统的小说,力图描绘生活的生动的画卷,揭示生活的本质。它们努力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集中地表现生活中的矛盾冲突。为此,作家在创作的过程中,必须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把生活中那些带有偶然性的和无条理的事件加以整理,使其成为有条理的序列,有意义的整体”。     

“个性出典型论”管见

怎样塑造典型人物,这是文学创作中如何典型化的中心问题,也是作家、文学评论家不断探讨的复杂问题。对此,高尔基和鲁迅都曾谈过自己的看法。高尔基说:“文学中的典型是怎样塑造的呢?它们当然不是根据肖象塑造的,不是选择某一个固定的人,而是选择三十到五十个同一路子、同一类型、同一情绪的人,并从他们当中创造出奥勃洛摩夫、奥涅金、浮士德、哈姆雷特和奥赛罗等等。这一切都是概括了的典型。当这一切典型在文学中十分鲜明突出和无可争辩的时候,文学才成为优美的,才成为我们所需要的真正力量,这种力量具有一定的教育的、政治的和文化的意义。”又说:“神也象文学的‘典型’那样,是根据抽象化和具体化的法则创造出来的。把许多英雄人物的有代表性的功绩‘抽象化’——分离出来,然后再把这些     

列宁对俄国传统文化生态的评判及意识形态建构

如何评判俄国的传统文化，是贯穿列宁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全过程的重要问题。列宁秉承唯物史观对俄国传统文化生态展开评判，他批判“奥勃洛摩夫”消极的民族传统文化以及各种错误的文化观，主张树立大俄罗斯人的民族自豪感，阐明了无产阶级的国际文化观，在深刻洞悉文化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对俄国文化生态进行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建构。回顾列宁对俄国传统文化生态的评判实践，对于繁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具有重要启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文化发展方向，必须牢牢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浅析《呼啸山庄》中希刺克厉夫的人性本质及其艺术价值

希刺克厉夫是艾米莉.勃朗特唯一部小说《呼啸山庄》的男主人公,他的复杂性格来自他的复杂生活背景和经历,这些都与艾米莉自己成长生活经历极为相似。人性的善与恶、美与丑在希刺克厉夫身上得到完美的体现,由执着地追求爱情到无情毁灭对爱的追求,由刚开始疯狂的爱的复仇到人性的复苏,在希刺克厉夫身上显得那么的自然、真切,这正是他的人格魅力所在。     

试论“招夫养夫”婚的审美价值陈志平简

“招夫养夫”婚受偏远封闭环境和经济条件的制约,反映了民间的一种生存选择观念。作为文学审美的“招夫养夫”婚描写,不仅表现了招夫养夫婚的生活事像,而且展示了浓郁的风土人情,塑造了丰富的人物形象,文本中寄寓了丰富复杂的审美文化价值。     

一卷诗文集 显示真工夫——《毛系瀛诗文集》简评

《毛系瀛诗文集》内容丰富 ,其研究价值可以用“真、工、夫”三字概括。真者 ,真实之谓也 ;工 ,指工夫 ;夫者 ,夫子也。《毛系瀛诗文集》是一部有真功夫的书 ,值得我们学习和研究     

浅谈“大图书馆”观：重读《帕夫雷什中学》

《帕夫雷什中学》一书为我们树立了“大图书馆”工作模式。社会与家庭、校长、教师和馆员在教育改革中需要“大图书馆”观。以导读工作为切入点 ,在导读原则、内容安排、组织实施和课程化探索四方面具体完善“大图书馆”工作。     

“多余人”问题之我见

整个十九世纪上半叶的俄国文学似乎都在描写多余人。在多余人画廊中,有不断追求、不断失望但又尚未陷入绝境的多余人的鼻祖奥涅金,象恶魔一般孤独高傲的皮却林,雄辨的社会活动家罗亭,一心想耕好土地、改善农民生活的拉夫列斯基和颇有才气的别尔托夫,甚至连慵懒的化身——奥勃洛摩夫也在其中占了一个举足轻重的位置,而且不是由于他的庞大的身躯。多余人概念出现距今已有一百多年,在一个多世纪的漫长岁月里,不知是由于人们的思维惯性,还是历史的乖谬,多余人的称号始终伴随着上述主人公,人们似乎没有发现他们之间的差别是多么巨大,把他们并列在多余人画廊中是多么不协调。只是在诸如多余人是进步的还是反动的、积极的亦或消极的这类派生出来的问题中蕴含着对这个概念及其如此     

鲁迅的命运自审与抗命运观照——自传视野下的《范爱农》

自传主题表达的是与人格相关的个人历史,《范爱农》的悼亡主题下就隐藏着自传主题。从《哀范君三章》(1912)到《范爱农》(1926)的诗学转换暗示了鲁迅以自我表达为重心的写作动机,《范爱农》与《狗·猫·鼠》《尼采自传》的结构呼应则显示了鲁迅以自我命运与性格的自传性写作动机,厦门的写作语境则显示了以“坟”为核心意象的包含着死亡与新生的吊诡心理机制,而《范爱农》在“真实与诗”之间的互动显明了“性格即命运”的自传主题。围绕《范爱农》文本及其周边的考察,揭示了鲁迅将它作为《朝花夕拾》终篇的核心意图——思考性格、命运、抗命运等自传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