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上肇与李汉俊的马克思主义传播

河上肇（1879-1946）是日本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思想家，他不仅第一个系统地、比较全面地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哲学介绍到日本，并且还对亚洲诸国尤其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我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李汉俊在日留学14年，和河上肇缔结了深厚的师生之谊，他的思想形成受到了河上肇莫大的影响。厘清河上肇对李汉俊思想的具体影响，可以窥见中国马克思主义早期传入的途径，这不论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还是对中日文化交流史的研究均有积极的意义。     

河上肇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思想

河上肇作为日本近代的一位马克思主义者,与中国思想有着极其密切的双向联系一方面,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对河上转向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西方文化处于强势地位的日本近代,他始终亲近中国传统文化,从儒学中汲取"求道"的精神动力,并以中国古代思想为媒介来论述他的社会主义、唯物史观和人道主义;另一方面,河上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又成为现代中国思想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途径,现代中国的许多先进知识分子和革命者,都借助他的著作学习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从而对现代中国的革命思想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李大钊与“三农”问题研究

李大钊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将“三农”问题作为整体来分析,在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中具有代表性。他根据对当时中国社会的分析,揭示了“三农”问题的表现,剖析了“三农”问题严重化的基本成因,依据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思路提出“三农”问题解决的基本方案,为推进当时中国农村生产关系的变革提供借鉴。李大钊是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中关注和研究“三农”问题的重要代表,他提出的基本思想对于研究现今的“三农”问题仍有重要意义。     

“求道”与“传道”:民国时期国人对河上肇著述的讨论

日本马克思主义学者河上肇的著述在民国期间被译成中文,在国内广泛传播。翻译和阅读河上肇著述的国人中,除了李大钊、毛泽东等共产党人以外,也有属于国民党派系的胡汉民、戴季陶等人物,以及其他政党的人物或无党派人士。他们在传播、接纳和理解河上肇的思想的同时,也结合中国的历史发展与社会现状做出了关于改革与建设的思考。因为立场和意见不一,不同党派的人物对河上肇的唯物史观及社会改革理论也有不同的看法。他们围绕河上肇著述产生的论争,反映了各持所见的社会主义观,也是社会主义思想中国化的过程。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初步尝试——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与河上肇《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的比较研究

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是中国最早对马克思主义做出系统介绍的章，但是这篇章的很多内容都是参照了日本学的作的。本通过对比《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和日本学河上肇《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两篇章，分析李大钊和河上肇在理解马克思主义时采取的不同态度，并提出《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不仅是最早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章，也是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做出的初步尝试。     

李大钊宗教思想初探

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同志,一生中进行了大量的理论和实践活动,为中国人民留下了极其丰富的理论财富,而其中的宗教思想,则是这一理论财富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他的宗教思想是完全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基础之上的,是马克思主义宗教思想在中国的最早接受者和传播者。因此,研究、探讨李大钊的宗教思想是很有意义的。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女权思想——从陈独秀到毛泽东

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自接触马克思主义始就接受了其中的妇女观并立即运用于实现中国妇女解放的伟大征程中,而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女权思想正是这一征程的理论基奠.其中,陈独秀批判封建礼教,李大钊用马克思主义经济观分析女性问题,向警予强调女性受教育权,毛泽东主张立法改革封建婚姻制度.他们的女权思想沿着一条"破旧-立新-实践-立法保障"的线路,层层递进.这一进路发挥了思想启蒙作用并引领了当时妇女运动的新风尚.     

户坂润及其空间论

户坂润生于一九○○年,一九四五年八月九日,在日本军国主义崩溃的前夕,被法西斯势力害死于狱中。他结合二十世纪初期的科学成果和日本的实际情况,创造性地研究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极度困难的情况下,他把宣传马克思主义作为已任,誓死如归,表现了一位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高尚情操。日本的早期社会主义者,堺利彦、山川均,河上肇等,在思想观点中,虽然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是翻译马克思主义著作,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作出了贡献,对日本和我国的早期共产主义运动都有很好的影响。然而,随着日本军国主义的抬头和猖獗,     

论河上肇的哲学思想的发展与成就

河上肇(1879——1946)是日本大正、昭和时期,二次大战前最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和哲学家。他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很有研究的。他的一些重要著作广为流传,影响很大,这是大家所熟知的。但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也进行了深入钻研,并有很大成就,从而在日本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这一方面则是过去人们比较忽视的。本文拟着重就河上肇的哲学思想的发展与成就作些探讨。     

由"青春中国"到"第三文明"——李大钊马克思主义选择的必由之路

"青春"哲学与"第三文明"观均衍生于现代中国东西方文化碰撞、融合且忧患不断的"五四"时代,是同属于李大钊的两个独特思想命题,体现了他对处于水火之中民族的深切关怀和解决现实深重危机的渴望.前者融现代宇宙观、国家观、人生观、历史观于一体,为李大钊最终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提供了理论前提和思想准备;后者则是李大钊社会政治理想的现实目标和价值述求,并以十月革命胜利后的俄国为现实指归."青春"哲学与"第三文明"观为李大钊最终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提供了思想准备和现实图景.它们之间的递进关系实现了李大钊思想从价值理性到工具理性的飞跃,印证了他最终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的历史必然性.     

论休谟“观念”的现象学意义

休谟为了找到确定的知识,彻底地贯彻了经验论,将知识奠基于经验之上。他将知觉分为印象和观念,感觉印象是直接呈现于我们心灵中的,“观念”来自于感觉印象。这样他就找到了最确定、最基本的能够作为一切知识之基础的东西。不仅如此,他还悬置一切实体,将认识从关注外部实在回到自我意识中来。胡塞尔现象学倡导“面向事情本身”,要求面向直观呈现现象,回到纯粹意识。于是,休谟拒绝在现象之外看到非现象的态度与胡塞尔“面向事情本身”的纯粹意识,产生了理念的相似性。     

试论萧红的女性苦难意识

女性家园的失落、女性生命的潦草、女性话语的困惑、女性救赎的虚幻四个方面表现了萧红的女性苦难意识。萧红的女性苦难意识使她及其作品具有独有的魅力与价值     

人的信仰和人的历史性存在

人是历史性的存在,但同时又有着超越既定历史性的信仰.信仰与人的历史性存在是辩证统一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实践为基础,真正实现了信仰与人的历史性存在的辩证统一,真正揭示了人类在制约和超越、必然和自由之间的张力和空间中的生存境遇和历史过程.     

萨特与加缪哲学观比较

历史的偶然性让加缪和萨特出生于同一时代,而历史的必然性又使两个人经历相似,对于当时社会都感同深受,做出过积极热烈地响应,在文学和哲学两个领域都有看似相同的立场,然而却不尽相同,尤其在生存哲学中所表现的态度、遵循的行动准则以及与之所产生的结果体验,都值得让我们仔细品味与细加斟酌。     

论阿伦特的霍布斯

在20世纪西方政治思想中,霍布斯的政治哲学以不同的面目而复活,并且在这个世纪强势延续。作为20世纪独具特色的政治哲学家,阿伦特同样也从自身的理论角度解读并批判了霍布斯哲学思想的基本精神和政治旨趣。本文综合考察了阿伦特关于霍布斯的解读,并且围绕这两个依旧晦暗不明的问题展开思考:如何理解和评价阿伦特的霍布斯解读?这个解读与阿伦特政治思想本身之间又有什么样的关系?     

论莫言20世纪八九十年代小说语义的极限实验色彩

莫言在语言上极限式的实验色彩首先与他天马行空、无所依傍的创作观念和自由心态有必然的联系,他在奔放的感觉和自由的联想驱遣之下,采取不合规范的奇崛拗口的语言来表现他虚拟的东北乡王国中纷纭复杂的大千世界.悖逆的语义关联域对语言的能指和所指的对应关系构成了极大的挑战,语词在语义差距极远的语域中自由地排列组合产生陌生化的艺术效果,天马行空般的语义流冲决传统的理性堤坝的语言叙述,诸如此类的语义和语句的偏离常规表现的极致特色,成为探究莫言极限式写作的语言风格的典型表征.     

论莫言八九十年代小说语句的极限式实验色彩

纵观莫言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小说,总是在语句的链条上打破以语言的线条为基础的逻辑关系,将历时态的词汇转化成共时态的线性排列组合方式,挑战语句成分的完整性和有机性.一方面,采取纵向的隐喻性词汇和横向的转喻性词汇交相叠加的极端方式,造成语句繁杂的结构;另一方面,莫言也有意采取不加标点符号的长句子来试验语句的长度、韧性和力度,借鉴西方意识流的艺术手法,故意运用没有停顿标志的几百字的长句子形成流水一样的审美效果.     

1970-1980年代的美国公司犯罪

美国是一个高度公司化的国家.在1970-1980年代,美国公司对国家经济社会生活起了非常大的推动作用,但不容否认的是,在政府纵容、公司钻营等因素的影响和经济利益的驱使下, 各大公司经常运用一些触犯法律的手段,扰乱了美国甚至全球正常的生活秩序.     

试论1920、1930年代上海童工问题

20世纪20～30年代上海各工厂普遍存在着雇佣童工现象,童工人数多、年龄小、生存状况恶劣.童工问题的产生有着多方面的原因,当时的社会虽然予以关注,但一直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童工问题给当时上海社会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上海的现代化进程.     

论20世纪30-40年代陕西地区的高等法律教育——以西北大学为中心的初步考察

以往学界普遍认为,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高等法律教育呈现“南东吴,北朝阳”的格局。然而此观点忽视了当时陕西地区以西北大学为中心的高等法律教育繁荣发展的史实。为了弥补学界对民国时期陕西乃至整个西部地区高等法律教育研究的不足,通过对西北大学高等法律教育、法学研究的考察和分析,认为20世纪30—40年代,诸多法学界的名宿硕儒云集三秦,研究著述极其丰富,不仅繁荣了民国时期的法学研究,也为西北地区乃至全国的法律行业提供了专门人才。而陕甘宁边区高等法律教育所培养的人才,为新中国司法系统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