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慎古音学源流考辨

吴棫《韵补》大体上是为"古音"而作,不过没有形成明确的"古音"概念。《韵补》综合运用押韵、谐声、异文、古读等方法考订古音,这也是他的开创,并被后来的古音学家所继承。杨慎古韵学出自吴棫,他的功绩在于,明确提出了"古音"概念,注意到了古今音变的复杂性,改进了考订古音的方法。陈第古音学在杨慎的基础上做出了更大的突破:完全抛弃了"叶音说",注重阐明古今语音演变之轨迹,采用穷举法等。至此,明代学术,在古音学方面,完成了同清代朴学的对接。     

略论骈文之“气”——从“六朝”到“初唐四杰”

骈文之“气”即是指骈文创造者借助对偶、声律、辞藻等要素,在骈文中所展现的充实内容所寄予的那份足以打动人、感染人的真情实感,从而所生发的那股贯穿始终的生动气韵,这也是骈文的生命与灵魂所在。六朝骈文多有一种内在的阴柔之气,然其中梁、陈时期有些骈文渐失于柔靡,其风延至初唐,而“初唐四杰”骈文则气象高华阔大、词采宏博瑰丽、气势充沛刚健,升腾着一股阳刚之气。     

制造“非常”:“大礼议”前杨慎的代祀危机

代祀是明代国家礼仪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具体的制度规定和通行做法来约束其实践。凡是与常制、常法不相符的“非常”状态,都有可能带来严重的政治后果。嘉靖初年,不满于自身政治遭际的史道,通过诬劾杨慎在代祀途中的做法不合常制、常法,打击杨慎之父首辅杨廷和。史道的说法违背时人常识,本不足辩,但杨廷和慎重其事,努力辩白,直指史道意在害其全家。双方的指控与辩驳展现了明代中晚期政坛斗争的一种共识,即与常行之规相悖的“非常”状态会给对手带来比事实本身更大的杀伤力。即便这种“非常”状态是出于政治目的、罔顾事实而人为制造的,当事人也必须有所回应。循此,研究的视角也当从关注史事之“实”拓展到事件生成的政治过程,在人事关系及其变化中捕捉当事人的认知重点与事件的矛盾焦点。     

“小律”考论

小律是一种历来为人们所忽视的诗体,产生于六朝,但作品后世不传.现存的"小律"最早见于盛唐,兴于中唐,当时主要指绝句,是由律诗减句而来,也有的是古诗律化的结果.宋代至明代,"小律"指的是四韵律诗,到胡震亨时才明确为三韵律诗.历来创作三韵律诗的诗人不少,但是有意识自觉创作并标举之为"小律",则是在明、清时期,到康熙时期达到高峰.小律内容丰富,最多的题材是咏物与咏人,艺术手法上则以虚实相间、情景相生为主要特点.     

初、盛唐诗人“风骚”情结探微

在唐代诗人那里,《诗经》始终是被人们作为对抗齐梁浮艳诗风与形式主义创作倾向的正面形象而加以倡导和推崇的。从初唐陈子昂诗歌革新、"风雅兴寄"的呐喊,到盛唐杜甫"别裁伪体亲风雅"的创作实践,《诗经》皆受人们的青睐与追慕。而屈宋及其《楚辞》等作品,在唐诗的进程中,其命运却无《诗经》那样幸运。初唐四杰则将"精采绝艳"的屈骚作为必须摒弃的齐梁浮艳诗风的罪恶之源,甚或"亡国之音"。只有到了盛唐,屈骚精神才引起了诗人们的高度重视与热情赞美,孟浩然、王维、李白、杜甫、殷?、王昌龄等皆是代表人物。尤其是李白与杜甫,对屈骚精神更是推崇备至。屈骚精神在盛唐诗苑绽放出了鲜艳的花朵。     

从“事实性虚构”的叙事策略看唐传奇叙事主体

“事实性虚构”是唐传奇惯用的叙事策略,旨在强调所述故事的真实性、客观性,为此,唐传奇的叙述主体呈现以下几种情形:真实作者直接介入文本,充当故事的讲评者,以证明故事的真实可靠;同叙述者参与故事,弱化虚构的痕迹,强调故事的事实性;异叙述者凌驾于所叙故事之上,给读者造成一个身临其境的氛围;为了获得叙述中的自由,常常发生叙述者的违规现象.     

汉魏六朝“郡记”考论——从“郡守问士”说起

汉魏六朝郡记是记载郡内众事的官方典籍。郡守问士涉及的仪式性内容与郡记密切相关,显示出郡记犹如地方长官治民的行政手册。不仅如此,上计文书和郡记间记载内容的相似性,表明郡记的有关记载是以郡县编制的系列上计文书作为资料来源。重要的是,上计文书和郡记分别适用于不同的行政系统。上计文书是上计制度的产物;郡记是适应于地方郡县行政层级的运作而进行编纂的,实质是郡廷控制下辖属县的各种资源,从而达致政务的正常运转。     

六朝“兴”亡说辩正——兼论从讽谏之“比兴”到审美之“兴”的演化路径

兴是中国古典文艺学中一个重要的范畴。《诗经》六义中的兴与比常常以一体化的形式出现,并在后世的阐释里承担着美刺的任务,而钟嵘《诗品序》中却已出现了与以往迥异的内涵,这个内涵是对比兴传统功用的超越,也就是说,后世具有浓厚美学意味的兴与比兴之兴本是一体化的,浓厚美学意味的兴只是在比兴之传统功能淡化、比兴所依附的自然逐步被审美化之后才产生的,这是一个功能的转化。但是,刘勰等却认为在六朝“兴义消亡”,这个观点是将传统的比兴之兴与美学意味的兴割裂的产物。     

“树”立的六朝:柳与一个经典文学意象的形成

在六朝文学中,柳树是一个非常突出的意象,从陶渊明的五柳先生、桓温的攀条折柳,到张绪的如柳风姿,都在中国文化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记忆。除了陶渊明之外,六朝文学尤其是诗赋创作中,不乏咏柳的篇章,并已经引起了学界不少的讨论。本文特别注意的是,这些作品连同其中的柳的文学意象,是如何经过后代文人的淘洗与拣择,其所具有的六朝特性得到凸显,而另一些方面却被简化或遗忘,并形成自身的文学表现传统。本文最后以清人一组《秦淮枯柳倡和词》为中心,讨论这组词在承继并强化这一传统、进一步塑造、丰富并稳固六朝柳这一文学经典意象中的作用。     

试从“吴声”和“西曲”看六朝城市商业的繁荣

六朝时期，由于长江流域的开发，江南地区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涌现出了一批港口城市。随着城市商业的发展，产生了大量描写商人及商品经济的民间歌谣。这些歌曲主要集中在乐府诗《清商曲辞》的《吴声歌曲》和《西曲》中，因此“吴声”、“西曲”不仅在文学上具有重大的价值；在经济尤其是商品经济史料方面，其所蕴藏的信息，也很有探究价值。     

盛唐咏物诗新变特征试论

盛唐时期,物质生产高度发达,社会生活富庶安宁,诗歌高度繁荣发展。在这一社会背景下,咏物诗在创作上呈现出新变的艺术特征。诗人们在继承托物言志传统的同时,又发展了这种理论,使咏物诗在创作上呈现出向"即物达情"转变的新特点。     

唐代试律的套式

现存唐代应试律诗可根据尾联结句方式的不同分为祈请式、颂圣式、怅怨式和闲淡式等四种套式,这些套式既是唐代试律程式化的主要表征,也是后人讥评其＂体卑＂的一大原因。唐代试律套式的形成与试诗题目限制、格式要求及特殊的应试环境有关,同时与唐代文士包括知贡举者和赴举士子对试律本身并不十分看重的主观因素密切关联。     

明代诗话:格调、复古与分唐界宋

明代诗话所阐述的诗学理论,主要集中在格调说、复古论、分唐界宋之争这三个问题上。通过对这些问题的讨论和论争,推动了古典诗学理论的发展,也体现了明代诗话的理论价值和理论特色。     

盛唐边塞诗文化性征

边塞诗是唐朝诗歌的独特流派，盛唐边塞诗又是唐代边塞诗的典型代表。盛唐边塞诗是唐朝新边疆主义的产物，它彻底地扭转了六朝以降的颓靡诗风，它特有的文化观念，有效地改良了盛唐士人的精神。盛唐边塞诗所达到的文化高度，是多民族文化高度融合后的产物，同时体现了大唐风华和盛唐精神的最根本价值。     

盛唐送别诗略论

送别诗有着悠久的发展史,至盛唐得以繁荣发展,产生了边塞送别诗、漫游送别诗、官场送别诗等风格多样的送别诗.边塞送别诗写"死别",同时表现了盛唐边塞诗人渴望建功立业的复杂心态;漫游送别诗写"不忍别",同时也表现了漫游诗人对祖国奇观异景的热爱;官场送别诗写"喜别",表达了隆重场合饯别友人时"勉之忧国恤民"之情.送别诗在大量创作的同时,其交往功能不断加强,并且在"燕集祖送"的特定场合下逐渐形成了一定的创作规范,为中晚唐送别诗的模式化打下了基础.     

浅析陈子昂的诗歌理论及其对盛唐诗歌的影响

陈子昂认识到文学的教化作用,重视文学内容对社会的影响,针对南朝绮丽柔靡的诗风,鲜明地提出了以兴寄、风骨为中心的文学革新理论,并在创作上实践了这种新的理论,对盛唐诗歌的繁荣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六朝杂传与传奇体制

唐人传奇体制承继六朝杂传而来,这体现在唐人传奇对六朝杂传外在形式的沿袭、对实录的有意标榜、对六朝杂传行文模式的承继等几个方面,而且,历来被认为是唐人传奇重要特征的“文备众体”,实际上也源于六朝杂传的实践.     

盛唐七言歌行简论

唐代盛行七言歌行 ,初唐四杰、沈宋、高岑均擅胜场 ,但气局有限 ,而李杜则雄逸豪宕 ,把七言歌行推向了顶峰。李白意气豪迈 ,天马行空 ,一任性情 ,章法多变 ,不受控制 ;杜甫则采用冷静的客观描写 ,寓情感于叙述之中 ,注重功力、律度 ,成为后人学习的范本。     

唐五代时期的江陵城

江陵曾作为唐代荆南节度使的治所、唐代南都以及五代十国时期高氏荆南政权的都城,对唐五代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起着重要的作用。这一时期,江陵城城池的规模有所扩大,并且使用了砖城结构,添设了瓮城和敌楼,强化了城池的军事防御功能。唐五代江陵城除草市之外,还有固定的市场。便利的交通,市场的发达,为其商业的发展提供了条件。无论是成汭还是高氏荆南的历任统治者都把通商作为其第一要务,这又进一步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唐五代时期江陵城的发展变化反映了这一时期长江中游中心城市形制及其变化。     

由盛唐诗歌看唐代文人的文化自信

盛世唐朝是一个气度恢弘的隆盛朝代,盛唐诗歌是中国文化无可企及的高峰。盛唐诗人以包容并蓄的文化涵养,壮志酬国的用世热诚,普济苍生的人道情怀,不拘一格的个性风采挥奏出盛唐诗歌昂扬奋进的精神风貌,恢弘豪迈的文化气度,虽已遥远而不绝如缕。这正是我们今天重拾文化自信,复兴文化强国的重要借鉴和精神血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