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苏轼儒道禅思想的整合

苏轼在人格追求、生命实践和艺术创作等方面表现出儒道禅三家思想交融互通的特点。在一定的现实环境和时代背景中,"心"是儒道禅与苏轼思想相融通的契合点,而在"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入乎其内"与"出乎其外"、"有为而作"与"不能不为"几对范畴的表现上,苏轼明显呈现出儒道禅三家思想的融通与超越。     

朝鲜王朝时期文人对苏轼诗歌的推崇与模仿

朝鲜王朝时期,以宋朝为治国之典范,尊重文人,注重文采,所以朝鲜国王为代表的朝廷君臣们都十分仰慕宋朝的文人,尤其推崇苏轼及其诗歌作品。朝廷大量引进和刊发有关苏轼及其诗歌作品的书籍,供朝廷内外的文人们学习和模仿。朝鲜王朝的文人们高度评价苏轼及其诗文,认为苏轼"气节凌宇宙""文章焕星斗""诗文具神境",但同时也指出其"专尚用事""多用佛语"的问题。他们在诗歌创作过程中模仿苏轼作品的创作风格和艺术手法的同时,在题材内容上也热衷学习苏轼的作品,从中吸取营养,创作出许多属于朝鲜民族的汉文诗。     

论中国山水画与儒道释思想的关系

中国山水画在其发展过程中与儒道释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国古代山水画家学道参禅的比比皆是,有的本身就是和尚或道士,在他们的绘画创作中或多或少地要受到儒道释思想的影响。儒道释思想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山水画家的审美情趣、创作思想、创作实践、创作风格和创作方法。     

朝鲜文人对李锴诗歌的接受与批评

朝鲜文人在出使北京的途中结识了辽东诗人李锴,互有诗歌酬嘱。李锴的《睫巢集》也随之传入朝鲜。朝鲜文人对李锴诗作中的“故豳之思”和淡泊情怀颇为欣赏。多有赞誉。李锴虽不是诗坛大家。但是朝鲜文人对其诗歌的接受是两田诗歌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了两圜文化交流的盛况。也为“辽东三老”研究增添了新的文学史料。     

司马迁对儒道思想的批判性接受及原因

关于司马迁的思想,学界众说纷纭,有主道家说,有主儒家说,笔者认为司马迁极大地吸收了儒道两家的合理有效之成分,以儒家为主,巧妙地融两家为一体。为此,本论文分别论述了司马迁对儒、道两家思想的接受和批判,最后从司马迁所处的时代、家学渊源、个人遭际等方面阐述了司马迁之所以儒家思想为主,兼及道家思想的原因。     

儒道释美学思想观照下的艺术设计语言

儒家讲究"天地之和"的和谐之美,其设计语言雅致和谐;道家追求"道法自然"的自然、理想之美,其设计语言古拙简练;释家则追求"心明于物外"的空灵之美,其设计语言简淡空灵.把握传统美学思想之精华,结合当今先进的设计理念,才能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构建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设计语言形式.     

周唐政权的更迭与儒道释兴衰

李唐王朝对待儒道释的态度是崇道、尊儒、抑释。武氏出身崇释世家，其以周代唐，除了利用符语图谶外，还主要依靠释徒为其制造舆论，登极之后仍利用释教巩固其统治。作为意识形态的儒道释之争，常常是统治阶级内部夺权斗争的表现。根据不同的条件，不同形势的需要，统治者对儒道释的态度亦时有偏重，兼收并畜     

当代韩国学者论朝鲜时代的苏轼传播与接受

朝鲜半岛历史上的朝鲜时代历时五百余年（1392-1910）。当代韩国学者在本土发表的论朝鲜时代苏轼传播与接受的论著，主要涉及朝鲜时代汉文学对苏轼的接受、朝鲜时代《赤壁赋》的接受与“赤壁船游”研究、朝鲜时代的苏轼著述版本考证几个方面。朝鲜时代汉文学对苏轼的接受研究，发轫于1964年，2010年以降形成高潮。其中，曹圭百和柳素真分别着眼于文人群体和文人个体的苏轼接受，贡献尤为突出。对于《赤壁赋》接受以及“赤壁船游”的研究，始于1975年，2010年以来渐入佳境，因“赤壁船游”而产生的一些重要的唱和诗文集，如《壬戌泛月录》《蚕头录》等，也成为重要的研究对象。韩国现存的苏轼作品集为数不少，大部分为朝鲜时代刊印，或直接从明清两朝引进。1985年以来，零零星星地出现了一些版本介绍或文献考证的论文；2009年后，成果数量有较大增长，但始终未能形成较大规模，研究主题也较为分散。     

试论欧阳修苏轼对韩愈儒学思想的接受

韩愈是中唐儒学思想的坚决捍卫者和振兴者,他对儒学思想的贡献具体体现在攘斥佛老、建立道统、领导古文运动与重视"师道"四个方面,宋人对韩愈的思想颇为重视,宋代儒学家对韩愈儒学思想进行接受自不待言,欧阳修、苏轼作为文学家对韩愈儒学思想也进行了各具特色的接受,由于受当时的社会环境和个人经历的影响,他们在接受中又有创新,这种发展创新是北宋古文运动之所以能在他们的领导下取得胜利的重要原因.     

论宋代文人对陶渊明的接受

陶渊明的诗文在文学接受史的长河中呈现出十分独特的形态,经历了一个由晦到显的漫长历程,在宋代才得到众多文人的推崇,他的文学地位也在此时得以确立。宋代文人对陶渊明诗文的推崇与解读揭示出文献在流传和接受过程中与时代文化精神的互动关系。     

二宫尊德的“报德教”与儒释道

以日本近世末期农民思想家二宫尊德的“报德教”与儒释道的关系为研究对象,就报德教的“以德报德论”、“至诚、勤劳、分度、推让论”、“天道人道论”和“一圆融合论”在建构过程中对儒释道思想吸纳、活用和扬弃的内涵进行深入精到的考察和分析,不仅可以为阐明日本思想文化与儒释道的渊源关系提供一个典型实例,而且可以揭示出吸纳、融会和活用儒释道思想精华对于文明社会的发展,以及“以人为本”的世界新人文精神建构的重要价值和启示意义。     

儒、释、道的科技观比较研究

儒家、佛教和道教均有其各自的科技观及其科技实践,通过比较研究的方法,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不但具有很强的现实借鉴意义,而且也具有较强的学术理论意义。     

儒、道、释与武当武术

长期以来,宗教学界、历史学界和武术学界对武当武术的思想渊源仁智互见,莫裹一是,这势必影响人们对武当武术博大精深的内涵的准确性把握和全面体认.为此,本文本着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态度与方法,对武当武术的思想渊源进行了较为系统深入的考察.笔者认为,武当武术的思想渊源既与本土的儒学和道学密切相关,也与外来的佛学不无干系.三者交融互摄,形成武当武术的思想渊源.     

朝鲜文人论袁宏道

明代后期公安派主将袁宏道不仅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他的诗文还很快传到了朝鲜,对朝鲜文坛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朝鲜文人各抒己见,以各种方式对其诗文、理论及其人品展开了褒贬不一的批评。有人认为其诗文理论俱佳,可比苏轼,为艺苑之豪杰;有人则认为其诗文俱无可称,是文坛流弊之源头,对中国和朝鲜的创作都有不良影响。这些批评都有一定道理,是对中国袁宏道研究的补充和丰富。     

论隋炀帝的三教观

隋炀帝儒、释、道三教并举，多元一体。在对三教的重视程度土，杨广重佛、道而轻儒学，这与其家族信仰有关，与当时民间信仰亦有关，适应了南北朝统一后统治的需要。因此，杨广对文中子王通和天台宗创始人智者大师的态度截然不同，其本人在后世儒生与僧徒笔下形象亦迥异。     

诗性智慧的和弦--儒释道与苏轼的艺术人生

儒释道思想因素与苏轼人生艺术的关系,表现在学习和应物两个方面。苏轼对儒释道三家的学习,一方面是自觉的广博的学习和吸取,既沉潜深入而具体落到实处,又虚怀客观不以先入之见阻止自己学习;另一方面是在学习中将三家精神根本性的主张“打通”,以他特有的熔铸才能,构造成了一个周密的思想结构。他对三教思想在学习基础上的融会,不是所谓“为学术而学术”,而是“遇物而应,施则无穷”的“应物”。     

佛教何以与儒道并列而三

佛教传入中国后 ,之所以能够为中国传统的本土文化所接纳 ,不仅是由于中华民族具有对外来文化兼容并蓄的广阔胸怀 ,更是因为佛教文化本身内涵丰富 ,具有中国文化所缺乏的特定内容 ,可以对中国传统文化发挥补充作用。因而佛教文化才能与中国传统的儒道文化相互融摄 ,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份 ,这当中内在的原因在于 :佛学的思辩与超越 ;儒释道之间的思想交融。     

儒佛道三教关系与中国佛教的发展

外来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始终与中国固有的以儒道为代表的思想文化处在相互冲突和相互融合的复杂关系之中。正是在三教的冲突和融合中佛教不断得到发展,而中国佛教发展的历史其实也是一部三教关系史。中国思想文化经过数千年的递嬗演变最终形成了以儒家为主、以佛道为辅的“三教合一”的基本格局。从三教关系中来透视中国佛教发展的历史,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中国佛教乃至整个中国思想文化的特点。     

论儒释道“三教合流”的类型

以三教统称儒释道,始于北周时期,约公元6世纪中后,中国文化逐渐形成儒释道三足鼎立之势。经过隋唐时期的三教讲论与融通,三教合流在北宋已经大致成型,明代以后则成社会主流思想。本文立足于三教各自不同的思想立场与对话策略,归纳了三教合流三种不同的类型:三教平等、三教同归和三教同源。儒释道三教,体上会通,用上合流,同归于善,是中国古代社会协调宗教关系的宝贵经验。     

人间佛教思想与儒家人学思想

近代以来,西学东渐,中国社会面临着巨大的冲击,历史不断发生变迁.在中国历史大转变,中国佛教日趋衰落的严重时刻,被誉为近世新佛教领袖的太虚大师(1890-1947)敏锐地觉察到中国社会的发展趋势和时代脉博,倡导"人间净土"说,并相应地提出了"人生佛教""人间佛教"的理念.此外,印顺(1906～)、赵朴初(1907～2000)等也对人间佛教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考察了不同学者的看法,并将人间佛教说与中国儒家人学思想进行比较,探寻其异同,这对于探讨人间佛教的建设,推进佛教适应现代社会的变革和发展是很有现实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