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政治文化角度看道学工夫论之特色——有关朱熹工夫论思想的一项新了解

在宋代道学,格物与诚意,何者具有首要地位?这是道学工夫论域中的一大理论问题。历来以为朱熹以格物为《大学》第一义,于是诚意工夫便落为后手。然而当我们将道学工夫论置于政治文化角度来重新审视之际,我们发现以朱熹为代表的宋代道学家劝导君主应当努力实践的第一序工夫,往往不是格物致知而恰恰是诚意正心。朱熹自述他"平生所学"止有正心诚意四字,这一自述无疑是朱熹工夫论思想之特质的重要写照,由此可以使我们获得有关朱熹工夫论思想的一项新了解。     

张九成与朱熹慎独工夫的路径及分歧

慎独作为儒家重要的修养工夫,宋代理学和心学对其各有阐发。朱熹将《中庸》中的慎独和戒惧解读为两种工夫,慎独是已发之后为善去恶的工夫,戒惧是心存敬畏、主敬存养的工夫;张九成认为慎独与戒惧相同,都是对天理本心的体认,是一种直取本体的工夫路径。二人慎独思想存在差异的根本原因,是理学和心学对本体理解不同。朱熹之"性即理",是寂然不动的形而上本体;张九成之"心即理",是贯穿形上形下、已发未发的本体。因而朱熹的工夫论中必须要有心的思维作用,为学与主敬并重;张九成的工夫论中心即本体即工夫,以心识心。朱熹与张九成慎独思想的差异,正是心学与理学工夫论的根本分歧。     

朱熹"心"论

在宋明理学家中,朱熹因主“性即理”而成为理学的集大成者,但他并非不言心,其心论思想异常丰富,本文从知觉之心、主宰之心、虚灵之心、已发未发之心四个方面对心的含义做了剖析,指出心是朱熹修养工夫之落脚点,从修养论、工夫论的立场观之,心在朱子思想中占有一关键的地位。     

从“格物致知”看朱熹的理学地位——对牟宗三判朱熹为“别子为宗”的反思

牟宗三以道德形上学为根据,从本体论和工夫论两方面展开论述,认为朱熹将天理与人心相区分,追求“只存有不活动”的道德本体和格物致知的顺取工夫,而将其判为“别子为宗”。但是通过对朱熹思想发展脉络的进一步研究可以发现,其“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的工夫入路是对程颢等学者过于追求“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道德境界而忽视具体实践工夫的一种矫正。朱熹的“格物致知”思想促进了先秦以来儒家传统思想的深化和思维水平的提升,在宋明理学的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朱熹理学与禅学的家族相似性

朱熹理学与禅学思想从哲学上来看,在多方面表现出如维特根斯坦所说的“家族相似性”。本体论上朱熹的“理”与禅学所说的“性”或“自性”、辩证法观点上朱熹的“心统性情”说与禅学推崇的“一心二门”论、认识论或工夫论方面朱熹的“正心诚意”与禅学提倡的“明心见性”都有诸多方面的家族相似性。与禅学思想互鉴,可以更好地理解、把握朱熹理学的思想实质。从思想史发展的逻辑角度看,朱熹理学思想是儒家思想和禅学等思想各自发展、融通合流的产物。     

扬弃朱熹理学的阳明心学

王阳明尽管有着不同于朱熹理学的心学架构,但其思维模式、问题意识乃至立论都深受朱熹的影响。阳明心学对朱熹理学的扬弃主要体现在:扬弃朱熹的理本论和心性论,建立良知(心)本体论;摒弃朱熹的格物致知说,先后提出诚意格物论和致知格物论;去除朱熹的知先行后说,提倡知行合一论;借鉴朱熹的立志、静坐、存养和省察的工夫论。     

唐君毅、牟宗三对朱熹格致说的不同阐释

唐君毅、牟宗三对于朱熹格致说的阐释,面临着工夫论与认识论、朱熹格致说与王阳明致良知说以及朱熹格致说与科学的复杂关系。唐君毅把朱熹格致说归于工夫论,牟宗三则侧重于从认识论面向阐释朱熹格致说;唐君毅较多地讲王阳明致良知说与朱熹格致说的一致性,并将前者看作是对于后者的继承和发展,牟宗三则站在王阳明的立场上强调王阳明与朱熹的对立;唐君毅认为朱熹格物致知不同于科学,但对后来的科学发展具有积极作用,牟宗三则认为朱熹格物致知的目标不在于科学,但可以拖带出科学式的专门知识。无论如何,他们对于朱熹格致说的阐释,在民国时期胡适、冯友兰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发展,虽然还存在一定的缺陷,但无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朱熹"致知"须假"格物"原因探析

在朱熹看来,理先天地内存于人心中,格物的过程是分清是非,再次确认的过程;是在与其他思想的比较对照中,愈发排除干扰坚定信念的过程;是更加自觉体认有关原则,身体力行的过程.简言之,就是人们从道德修养的工夫论角度对儒家学说的初步认识、廓清坚定进而自觉践行的过程.因此,朱熹认为"致知"须假"格物"的原因可归结为:去除遮蔽、明辨是非的需要;反对佛老、坚定信念的需要;反对空谈、亲身践行的需要.     

论马一浮对程朱陆王心性论的整合

在六艺圆融论的观照下,马一浮会通陆九渊王阳明的心本论、程颐朱熹的"性即理"和朱熹的"心统性情"说,统摄了程颐朱熹的涵养用敬、读书穷理和陆九渊王阳明的反求诸己、知行合一等工夫,他的心性论即是他整合程朱陆王之本体工夫论的产物。     

胡宏与朱熹“察识”“涵养”先后之争的原因检论

对察识涵养工夫的考察,关系到对宋明理学工夫论的理解。胡宏确立"先察识后存养"的工夫进路,朱熹认为缺少一段未发涵养工夫。两派论争的原因可作四个方面分析:首先,湖湘学派视性为未发、心为已发,故只需在已发上做工夫;朱熹将心视为有未发和已发两段,故未发时也需做工夫。其次,胡宏认为仁体是心体,做工夫是针对仁体;朱熹认为仁体是性体,未发涵养不是针对仁体,而是作用在心道上。如此朱熹才能规避两个"心"的矛盾,因为涵养工夫没有对象,只在心道上清除仁性开显的障碍。再次,湖湘学派主张从已发到未发的工夫进路,朱熹主张从未发到已发的工夫进路。最后,湖湘学派与程颢的识仁理论较为接近,朱熹所承之道南学派则倾向于程颐的重视未发。     

论孔子为学路径的发生——基于朱熹的《论语集注》视角

朱熹的《论语集注》从义理上分析了孔子的为学思想,突出了孔子的"为己之学",并表现出其为学的切己性和实践性特征。本文基于朱熹对《论语》从性论和工夫论的解释,分为学源起及依据、为学特征及要求和为学境界三部分论证孔子的为学思想,体现了其为学思想中的主体性意识,以及其"下学而上达"的夙愿。     

从朱熹的格致论出发——论儒家知识论传统的建构

学术界通常认为朱熹理学的出发点在于"理",而事实上,朱熹主要是继承并发挥了二程的格致论,并把格致论当作其理学的出发点.朱熹格致论是知识论的表述,也是一种融合了知识论并以其为基础的伦理学.它发挥了早期儒家"尊德性而道问学"的思想,把伦理学与知识论统一起来,因而是对儒家知识论的建构.     

王夫之重视“身过”胜于“心过”的修养工夫论转向简

邵雍提出的重视克服“心过”胜于克服“身过”的修养工夫论,经过胡宏、张栻、以及朱熹的弟子真德秀、熊节等认可,又被《性理大全》、《性理精义》所收录而深刻地影响明清两代科举。阳明心学学者南元善、刘宗周、李二曲等人,也都接受认可这一修养工夫论的大传统。王夫之鉴于对阳明后学的批判和对修养工夫的艰难性,在其《读四书大全说》、《张子正蒙注》中提出不同于邵雍所提出的修养工夫的大传统。他提出重视克服“身过”胜于重视克服“心过”的修养工夫论主张,显得别具特色。     

略论王阳明的道德本体论和工夫论

王阳明“良知”道德本体论和“致良知”工夫论主要来源于孟子和陆九渊的道德思想。王阳明对孟子、陆九渊的道德思想不是简单的继承而是进行了许多新的创造和发挥,从而将儒家的心性道德本体论和道德功夫论推向新的高峰。王阳明的道德修养工夫论是由他的良知道德本体论决定的,也是其道德理论的宗旨和核心内容。王阳明和朱熹的道德本体都共同具有主观性和客观性因素,不同的只是各有侧重而已。     

即本体即工夫:张九成对《中庸》的解读——兼与郑熊先生商榷

张九成对心本论的建构并非始自《中庸说》,《中庸说》以戒慎恐惧,涵养未发的工夫论贯穿始终,这一工夫论恰是他心本论的具体落实。他的慎独、涵养未发的观点是对二程主敬思想的继承和发挥。因为在解经方法和立言宗旨上的不同,《中庸说》遭到朱熹的诟病,冠之以阳儒阴释。这恰恰反映了张九成的心学宗旨。     

朱熹与《周易参同契考异》

本文以朱熹所作的《周易参同契考异》为切入点,从朱熹作文的缘由,道教、道家之宇宙论对朱熹哲学思想的影响,道教、道家之阴阳五行理论对朱熹哲学思想的影响和《周易参同契考异》中体现的涵养本原工夫论等四个方面,探讨朱熹哲学思想形成与道教、道家的关系。     

冯友兰、唐君毅对朱子学的不同诠释

冯友兰、唐君毅对朱子学的诠释,存在着较多的分歧。对于朱熹讲"理",冯友兰较多地强调"理"与"心"的不同;唐君毅则肯定二者的不可分离。对于朱熹讲"理先气后",冯友兰认为是所谓"逻辑在先";唐君毅则用"形上之先"加以诠释。对于朱熹讲"性即理",冯友兰把"性即理"与"心即理"对立起来;唐君毅则把二者调和起来。对于朱陆异同,冯友兰强调"朱子言性即理,象山言心即理",并把朱陆分属理学与心学两派而对立起来;唐君毅则认为朱熹讲"性即理"与"心即理"并行不悖,朱陆的差异在于工夫论上陆九渊讲"发明其本心",朱熹讲"去其气禀物欲之杂"以及相应的一套涵养主敬之工夫,而且二者可以相互贯通。这些诸多分歧归根到底在于对朱熹"理"的不同诠释:冯友兰较多地关注"存在之理",而唐君毅则从人心之"当然之理"入手。     

张栻太极体性论

张栻接获朱熹《太极解义》以后,在讨论的过程中形成了他自己的《太极图说解》,张栻《太极图说解》基本存留于宋本《元公周先生濂溪集》。张栻的这个注解本关于太极之体、太极之性的论说,有着理气(太极与阴阳)论与心性论相贯通,宇宙论与本体论相贯通的意蕴,体现了湖湘学派的思想特色,同时也是吸收二程及道南学派有关思想的结果。     

张载"性"论思想对程朱的影响

张载的“性”论思想是中国古代“性”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宋明理学的奠基者之一,张载的“性”论思想对二程和朱熹都产生了深刻影响。他们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夸大张载“性”论中的神秘因素,赋予“性”以神圣的性质,从而构建起为封建制度作论证的理学思想体系。     

从蒙、颐二卦看张载的养正工夫论——以《横渠易说》为文献基础

张载哲学的工夫论具有多种形态,学术界以往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出自《正蒙》与《经学理窟》的"知礼成性""变化气质""大心""诚明"等形态,而对《横渠易说》中的工夫形态则鲜有论究。《横渠易说》的工夫论思想十分丰富,其中蒙、颐二卦所体现的养正工夫论独具特色。这一工夫论,合蒙养与颐养两种养正之功,始于养心而成于正性。其具体展开则涵盖并关联了张载工夫论的诸多形态,并具有疏通不同关窍的重要意义。因此,通过养正工夫,有助于最终实现发蒙跻圣、复归天地之性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