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西汉中期士的规范化

学术界的多数学者认为:做为知识阶层的士人群体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如果把春秋战国看作士人群体的形成期,那么西汉则是士人群体的定型期。所谓定型主要是指:士人从培养到政治出路,从社会活动到思想意识都接受了专制政权所设立的规范。其主体部分失去了在春秋战国所形成的相对独立人格,开始依附于专制政治,成为封建统治     

上世纪90年代小说中知识分子的依附型人格

这里所说的依附型人格不同于古代文士的依附人格。当下知识分子的依附主要表现为对物的依赖,是他们对欲望化的生存方式的主动投靠。当下的依附人格是独立个体面临市场经济下的物质社会主动依附于物的一种生存方式,是主动的依附。这里的依附型人格分为弱者的依附和强者的依附,弱者的依附表现为自我身份特征的隐藏,走进大众,生命融入世俗,人格趋向萎缩;强者的依附表现为追求权力和金钱,渴望成功,生命走向中心,人格趋向膨胀。     

东汉庄园的兴起及其文化意蕴

西汉以自耕农为主体的经济结构到东汉以庄园为主体经济结构的转变 ,客观上形成了汉晋之际社会思潮变迁的重要依托。作为新兴的相对独立的社会经济单位 ,东汉庄园对士大夫的精神世界产生了重要影响。不仅使一部分士人从原有的大一统思想和依附地位中剥离出来 ,而且发展出了较为独立的群体性格、个体人格、思维方式和兴趣取向     

论士人园林作为隐逸文化载体的形成

隐逸文化是中国士人文化体系中的重要特色。隐逸文化促使了中国古典园林中最具代表性的士人园林的兴盛,同时,士人园林也为隐逸文化提供了一个独特的生存土壤。通过园林这一载体,士大夫们保全了人格的独立,获得了心灵的恬静安适,典型地表现出中国古代文人所特有的隐逸文化品质。     

中国传统民粹主义和民本主义中的士人角色

民粹主义与民本主义的认知,主要是以对脑体分工的曲解为前提,将士从农工商的复杂关系里剥离出来,使士人形成“知识原罪意识”;再以“知识原罪”为逻辑起点,推演出传统士人特有的民粹心态和带有歧义的民本主义价值观。这种通过“重农———重民———民本”的逻辑推进而植入对士人的复杂认知过程,决定了士人的社会定位与自我定位:他们既被贬,也自贬。中国传统社会,是从对士人的隐蔽性贬抑转向公开实施反智主义的政策;使士人在社会地位不断降低的同时,不得不走上依附体制的道路。他们依附体制的心理轨迹与封建制度的刚性规定不期而合:一是由进入庙堂而“恒产化”形成的顺向耦合;二是知识罪恶感与反智主义政策的无奈耦合。这两种耦合强化了他们对体制的依附性,给中国知识分子以后的角色转换带来了难度。     

论士人园林作为隐逸文化载体的形成

隐逸文化是中国士人文化体系中的重要特色.隐逸文化促使了中国古典园林中最具代表性的士人园林的兴盛,同时,士人园林也为隐逸文化提供了一个独特的生存土壤.通过园林这一载体,士大夫们保全了人格的独立,获得了心灵的恬静安适,典型地表现出中国古代文人所特有的隐逸文化品质.     

中国古代士大夫政治文化传统的两重性分析

士大夫是中国古代知识阶层的通称.秦汉之后,士大夫从先秦的"游士"逐渐转变为依附于专制皇权的"士大夫",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士大夫政治文化传统.士大夫政治文化传统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自身的"两重性",即士大夫的政治态度、政治行为等方面存在着诸种看似矛盾而实际又相维系的特点.这些特征是由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局势以及士大夫的政治性格等因素所造成的.     

略论士人知识群体的形成及社会属性

春秋战国时期 ,士人知识群体形成 ,大一统的君主专制政权建立 ,代表战国多元文化发展的士人与专制政治发生了冲突 ,秦王朝的焚书坑儒 ,西汉时期的独尊儒术就是冲突的表现形式。西汉武帝采取一系列措施 ,将士人群体置于专制政权设置的规范之中 ,士人群体的社会属性在此时基本确定 ,其社会生活表现出四个方面的特点 :创造和传承文化 ;追求个性独立 ;注重道德修养、追求人格完满 ;积极的用世思想。这些特点成为士人群体与其他阶级、阶层、社会群体的基本区别     

试论两晋士大夫精神之异变

两晋士大夫的人生态度、理想追求有很大的不同。西晋士人唯求自全,身无特操;东晋士人以恢复中原为职志,具有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意识。西晋士人或生活奢靡,或生性悭吝,价值观偏执于两个极端;东晋士人具有仁、恕的道德精神,人格优美。西晋士大夫发现了山川之美,仅将其作为浮华生活的补充;东晋士大夫以爱物之心与自然相贴近,尊重美的事物的主体性。永嘉南渡是发生这些变化的转捩点。随着江南文化的发展,南北士人的相互流动,江南意识逐渐萌芽。东晋时中原政权南迁,江南成为正朔所在、众望所归,增强了南方士人的地域自豪感。这些问题的研究与展开,《世说新语》是必不可少的参考资料。     

苏轼与士大夫趣味

中国封建文化是由三个部分组成的,即贵族帝胄文化、士大夫文化和农民-市民文化。士大夫的审美趣味随着唐宋世俗士大夫地位的提高而逐渐确立起来,代表人物是北宋文艺全才苏东坡。士大夫趣味看重人情,崇尚意境,追求淡雅。苏轼以后,士大夫趣味蔚为大观,成为社会的主流时尚。     

阶级属性观：墨子独树一帜的可贵思想亮点

在阶级社会里,人的思想不可避免地带有阶级属性,然而墨子以反映被统治阶级的政治经济地位、生存状况、意愿要求并为他们争取权利、利益,及打破亲亲等级、打破血缘宗族、取消贵族阶级政治特权的思想,独树于春秋战国时期,成为其独树一帜的可贵思想亮点。     

以“浩然之气”修养完美人格——孟子心目中士人的理想人格论析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动荡的时期,礼崩乐坏,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士"由此产生。诸子对加强士人的人格修养问题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儒家的代表人物孟子认为,对于士人来说,其人格修养的最高境界就是拥有"浩然之气",具体表现为博大的胸怀、独立的人格、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崇高的精神追求以及严格的道德自律。     

中国古代表达制度初探——从西周到西汉

中国古代的表达制度传统形成于汉代。随着政治、社会和思想的发展变化,西周建立在分封制基础之上的,带有层级性和原始民主意味的贵族集议式的表达制度瓦解。春秋战国时期,理论上一方面要求保证士的表达主体地位,另一方面要求限制言论;实践上也开始形成新的表达制度,最后导致秦朝对言论的严格禁锢。汉代一方面继承了前代传统,另一方面吸取了秦朝的教训,在与军功贵族和分封国的斗争中,形成了以官吏选举执行表达功能的中国古代的表达制度传统。     

也谈朝隐与东方朔

隐逸代表了中国古代士人的一种很重要很有意味的生存方式、生命理念与生命追求。东方朔将朝隐相互融通 ,解决了出世与入世的矛盾 ,为士人实现其个体价值与社会价值提供了有效途径     

牡丹梅花之地位升降与宋代政教精神的嬗变

在中华文化象喻系统里,花卉一直占有重要位置,对花卉的书写总是展现出一定时期的士人心态和审美观念,从中又折射出整个社会的文化心理以及国家的政教精神.北宋时的牡丹书写超越了其本来象征皇家尊贵的单纯意义范畴,具有了对皇权应然的期许,彰显出帝王与民同乐、共享太平的意义,是当时内圣外王政教精神的具象化呈现.随着仁宗亲政之后锐意革新,政教精神也发生改变,牡丹作为盛世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其在主流话语中的地位受到挑战且日益旁落.南渡之后,理学的滋长与传播赋予士人以清白自守和抱道慎独的精神追求.其时,南方触目而见的梅花因其种种特性日益引起士大夫文人的注意,经过意识形态的深入影响和社会文化的不断塑造,文学书写中的梅花形象被赋予孤独自守与凌霜傲雪等文化内涵,这不仅契合了南宋政教精神所强调的夷夏之防以及举国崇尚的在艰难中负重致远的精神,也成为士大夫文人寄托其道德理想和人格追求的习惯性表达.     

试论屈原的君子人格

作为战国末楚国由盛转衰时期的一个贵族知识分子,一个富于创造能力、感情激越而感伤的诗人,与同时代的士人相比,屈原人格烙上了士人格的深深印痕,但他与这个亚文化群体又有种种不同。其悲剧人格以及衍生的思想个性和艺术个性将他和春秋战国时代士人格区分开来,其人格是春秋以前君子人格遥远的嗣响。     

唐代关中士人的分布与构成简

士人是指具有一定文化知识并见之于史乘的各种人士,士大夫是士人中分化出的一个特殊阶层,是官吏队伍中的知识分子。其融知识、身份、道义于一身,视人格完成、文化创造与社会责任为一体,官僚不过是士大夫的“二重角色之一”。唐代关中士人分布的空间结构及其成分结构有其鲜明的特征,精神风貌呈现多样化。唐代关中知识分子士的作为和精神面貌反映并影响着唐朝全国知识群体的众多方面,乃至反映和影响唐朝社会生活、精神、文化多方面的情态。     

唐代关中士人的分布与构成

士人是指具有一定文化知识并见之于史乘的各种人士,士大夫是士人中分化出的一个特殊阶层,是官吏队伍中的知识分子。其融知识、身份、道义于一身,视人格完成、文化创造与社会责任为一体,官僚不过是士大夫的"二重角色之一"。唐代关中士人分布的空间结构及其成分结构有其鲜明的特征,精神风貌呈现多样化。唐代关中知识分子士的作为和精神面貌反映并影响着唐朝全国知识群体的众多方面,乃至反映和影响唐朝社会生活、精神、文化多方面的情态。     

“文质模式”与中国古代经典阐释学

"文质模式"是儒家理解社会政治、历史和文学艺术的独特视角,是一种极为重要的阐释模式,集中体现了儒家的政治理念与人格理想。在孔子那里,"文质模式"原本是关于君子人格的规范性标准,其内涵是传统贵族精神与新兴士人趣味的复合体。在汉儒那里,这一模式就演变成了考察社会历史的阐释框架,衍化为一种政治标准。而到了汉魏之际,这一模式再进而演变为衡量诗文书画风格特征的尺度,成为一种审美趣味。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阐释模式意义与功能的演变始终与古代士人阶层身份意识紧密相关。     

两汉之际封建士大夫逃逸之研究

王莽秉政以降 ,士风大转 ,封建士大夫群体中的隐逸之风浸盛。作为一种精神文化基因 ,隐逸代表了中国古代士人的一种很重要、很有意味的生存方式、生命理念与追求。本文对两汉之际隐士作一个系统的量化分析 ,进而得出仕仍是中国士人生命的基调 ,退隐只是针对于出仕的挫折而兴起的一种暂时性生活态度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