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是怎样分析人性和人道主义的

鲁迅早年就开始了对人性、人道主义的探索,主要反映在以下两个问题上:(1)进化论与阶级性的关系;(2)个性解放和阶级解放的关系;英才与人民群众的关系.1927年以前,鲁迅认为,要救国,必须首先"立人",因此必须"尊个性而张精神",想通过个性解放来达到"人性的解放".在许多作品中提到"人性之光","个性之价值",     

谈人性与阶级性的关系

如何理解人性与阶级性的关系问题,长期以来争论很大。这里,我试谈一点粗浅的看法。马克思说“首先要研究人的一般本性,然后要研究在每个时代历史地发生了变化的人的本性。”这里说的“人的一般本性”,就是指人的共性,即人性;而“每个时代历史地发生了变化的人的本性,”就是指个性,即阶级社会中的人的阶级性。因此,人性与阶级性的关系,是共性与个性、一般与个别的关系。人类社会同阶级社会比较,人类社会是一般,阶级社会是个别,     

《阿Q正传》的深层文化意识

儒释道作为支撑起中国文化的三大支柱在《阿 Q正传》中呈现出没落的命运。人性恶集中显现 ,　　人性空前异化的年代里 ,人类集体无意识中的阴影原型被重新激活 ,并在鲁迅手中因与阿 Q个性形式聚合为一体而获得了现实生命力。阿 Q身上的精神胜利法体现为人性弱点和阶级压迫中精神奴役创伤相结合的产物 ,这似乎是人类无法摆脱的阴影 ,而主奴双重性则是中国“家天下”社会的特产。鲁迅的文本既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投射政治 ,更是以文化隐喻的方式影射人类     

论鲁迅思想质变渐进式完成的发展线索

研究者多认为鲁迅在“五四”时期就开始了世界观的质变。其实，鲁迅前期的进化论等思想是长期积累发展而又自成体系的。有它自身的独特性与稳定性。他的思想质变是渐进的。从“张个性”、“排众数”到“立人”，表现了这一发展线索。新质要素是在改造提高旧质要素的过程中逐渐融入的。旧质要素也没有因新质的产生而迅即消逝，新旧双方具有互含性与共进性。直到１９２５年，鲁迅的思想才开始发生质变，并渐次上升到阶级论和唯物主义认识论的阶段。最后成为伟大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     

新文学裂变中的"革命文学论争":"鲶鱼效应"与鲁迅的抉择

2 0世纪 2 0年代“革命文学”的酝酿和发生有其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创造社和太阳社以“福本主义”为指导所作的倡导和引起的论争 ,既因理论的谬误与鲁迅之间在文学的特性、阶级论等问题上产生了严重分歧 ,对新文学的发展有负面影响 ,也产生了积极的“鲶鱼效应” :激励鲁迅一反孤独与沉寂 ,并在深层上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文艺学说。鲁迅由此译介的普列汉诺夫和卢那卡尔斯基的文艺论著 ,对于指导包括鲁迅在内的文学运动的健康发展 ,都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牴牾与互补——论鲁迅和梁实秋对人性与阶级性的思考

对文学的人性与阶级性的思考,抛开论争的火药味以及意气之争,鲁迅和梁实秋其实是"双赢".鲁迅是兼顾人性的阶级论者,梁实秋是兼顾阶级性的人性论者,二者的观点并不只是一种尖锐对立的柢牾,也是一种可贵有益的互补,是多元价值观的体现,共同完善了对人性与阶级性共时性和历时性的深刻思考.     

略论文学的人性与阶级性

一三十年代前后,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曾经发生过关于文艺阶级性的论争。《新月派》梁实秋首先发难。他在《文学与革命》中宣称:“人性是测量文学的唯一的标准”,“文学一概都是以人性为本”,“文学是没有阶级性的”。梁实秋完全抹杀了人的阶级属性和文艺的阶级性,主要在于反对无产阶级文学,进而反对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为了捍卫无产阶级文艺的党性原则,当时以鲁迅、瞿秋白为首的左     

想象的革命图景与虚拟的知识阶级叙述——论冯雪峰的革命观与知识分子观

冯雪峰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为元话语,在《革命与知识阶级》一文中提出了泛“国民解放运动”的概念,认为“五卅”之后,“国民解放运动有再转向的必要”,即在国民革命尚未成功的时候就应该进行一场工农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革命。在此革命逻辑支配下,冯雪峰对革命图景的想象充满着相当的气势:一是渲染革命的铁血狂欢;二是把革命的流血牺牲化为文学艺术的浪漫与潇洒;三是把精神的变革包容在革命含义之中。中国“知识阶级”的概念是李大钊、陈独秀、鲁迅、梁启超等革命者或革命的知识分子出于革命的需要对西方“intelligentsia”一词进行译介、阐释的产物。冯雪峰以“革命与知识阶级”关系的向度,参与了“知识阶级”概念的本土化阐释与命名工作,但他却以替“知识阶级”划分类群的方式,促使“知识阶级”的内涵发生了比较大的转变,其目的是借此虚拟的历史叙述,为重构革命与知识阶级、知识阶级与文学的关系寻找理论依据。     

论人道主义——批判巴人的人道主义論

巴人的修正主义理論的基础是“人性”論,然而,巴人却并未停留在“人性”論,而是由此出发进一步宣傳“人道主义”論。“人性”论不过是“人道主义”論的哲学基础、根据、出发点,巴人的注意,更多的是放在“人道主义”論,以此来調和阶級矛盾、抹杀阶级斗爭。这不仅是因为,这个交織着政治、哲学、道德、教育和美学等多方面问题的“人道主义”,曾经作为資产阶級文化的基础,因而,     

从“阶级论”到“人本论”看共和国60年的巨变

文章首先分析了新中国成立后“阶级论”提出的原因,“阶级论”推行与绝对化,导致我国灾难性的后果。文章着重阐明从“阶级论”到“人本论”的历史必然性及其在理论认识上的重大转折：它反映了国民愿望、社会要求和时代呼唤;它意味着“斗争哲学”转变为提倡人文关怀、人性化的哲学;意味着对社会主体看法从以一个阶级为社会主体到以全体人类活动为主体的转变。文章最后一部分论证了从“阶级论”到“人本论”是社会发展与进步的重要标志：只有当物质极大丰富,并将生产成果惠及全体人民的时候,才是真正公平、正义和文明的社会;只有当人从物质中解放出来,“见物为见人”、人是目的的时候,才走向“自由王国。”     

1928～1929：新文化运动的两场保天战

上世纪20年代末的中国文坛发生过两件大事:一是鲁迅等人与“革命文学”倡导者之间的冲突;一是胡适等人与新生的国家权力之间的冲突。由于长期以来历史叙述的政治视角,胡适和鲁迅往往被分别置入不同的阵营,因而这两件大事也在阶级论的目光下获得了教科书上一再重复的解释。但是,只要超越唯阶级论的狭隘视角而以现代知识分子自己的目光看取这段历史,就不难看到,它是现代知识分子在新文化面临严重威胁时进行的两场保卫战。鲁迅和胡适在不同的战场上,却共同守护着五四新文化和现代知识分子的话语立场。     

福柯、马克思与人道主义问题

站在极端的反人道主义的立场上,福柯不仅否认阶级性,也取消了一般人性。他拒绝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辩证法,取消阶级论和革命论。完全排斥阶级分析视角终使福柯的“权力”思想因失去了立场而走入死胡同,最后逃入个体的美学解放的乌托邦。     

“鲁迅文明论”研究的多重路径

近些年来,建构一条从鲁迅经验出发的新文明之路,逐渐成为鲁迅研究的热点。学者们先后建构了批判西方资本主义的“文明偏至论”、反思后殖民主义的“文明等级论”、力求中华民族复兴的“文明复古论”、以东西瓯脱间为方法的“第三条道路论”,由此也分别形成了个人主义文明观、内部文明观、否定性文明观等等。但是,这些“鲁迅文明论”基于不同的问题意识,更多关注早期鲁迅,割裂了鲁迅一生所经历的文明复古论、文明等级论、文明革命论三个阶段,因而有必要提出“通三统”的命题,建构指向第三样时代的“文明新宗论”。     

鲁迅与中国近代的个性主义

个性主义是人道主义中一个重要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它作为资产阶级的学说,针对封建专制主义及其天命论、群体本位主义等思想意识,要求尊重自我,发展个性,发挥人的主体能动作用。这比人道主义的一般涵义,即关心人、爱人之类,更深刻地体现了人道主义关于人是世界的中心、人可以主宰世界的基本思想,显示了“把人当作人”的深层内涵。如果人道主义中没有个性主义的内容,而仅仅止于关心人、爱人的层面,它就会变质,成为封建统治者也可以接受的居高临下的“仁政”学说,或成为一些宗教教义也可以容纳的慈善主义。中国近代,随着封建阶级的统治开始动摇,封建势力对人们的束缚相对松弛,必然地产生了人道主义思想,而个性主义正是它的核心。鲁迅的人道主义也是如此,它主要就是在中国近代这样的社会背景     

《鲁迅杂感选集序言》的历史意义

一《鲁迅杂感选集序言》在讲述了一通罗马的神话之后,提出了“鲁迅是谁”的这个问题,确实很值得引起人们的思索。鲁迅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历史人物呢?由于他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已经成为巨大的客观存在,因而想对此作出准确和完满的回答是相当困难的。鲁迅是一位启蒙主义的大师,远在辛亥革命之前就开始从事思想与精神领域的启蒙主义工作,他的《文化偏至论》和《破恶声论》等几篇杰出的论文,提倡通过个性解放的道路,提     

人类思想主题的生命解读--张资平小说性爱主题论之二

张资平的性爱小说性爱类型的多样化与恋爱结局的单一化本身,反映了性爱理想与外在社会环境的矛盾冲突,表现出了作家对人性与社会关系认识的深刻性和全面性。长期被置于否定性评价的张资平的许多小说都可以视为“准革命小说”,其小说的思想内容体现了“五四”文学个性解放的道德主题开始向阶级解放的政治主题转换时的必然形态。     

“我们大概究竟不是一路的”——鲁迅《孤独者》细读

“我”既不是S城人或寒石山村民一般的庸众，也不是魏连殳那样的“古怪”与“异类”。魏连殳对二人关系的认知——“我们大概究竟不是一路的”——是符合事实的判断。二人虽然交往认识，但精神个性迥然有别，不宜视为同一类型的人物。对《孤独者》的文本细读再次呈现了鲁迅作为精通人性心理的文学大师的形象。     

清末科学主义与鲁迅的突破——对鲁迅早年“伪士当去，迷信可存”主张的历史考察

自1898年进入南京的新式学堂，至1906年从仙台医专退学，鲁迅近十年的主业均密切围绕现代科学。在这种背景下，鲁迅倡导科学救国并呼吁破除“迷信”,但从《科学史教篇》开始，他的思路发生了明显转变，并最终在《破恶声论》中提出“伪士当去，迷信可存”。鲁迅首先回顾了科学发展的历史，他指出科学应当以探求自然界真理为目的，而清末功利主义的科学观并没有触及问题的根本。同时，鲁迅也将西方科学史内在的认识论问题引入了清末知识界，他接受了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的科学家华惠尔、赫胥黎以及丁达尔的启发，认为人的认识能力有限，并依据人性的整体立场建立了批判视野。鲁迅由此形成的科学观深刻区别于清末科学主义者。在《破恶声论》中，他尤其重点反驳了《续无鬼论》与《无鬼说》中破除“迷信”的说法，鲁迅强调科学的边界并赞美“迷信”内在的道德及美学意蕴。从破除“迷信”到主张“伪士当去，迷信可存”,这种变化清晰显示出鲁迅早年科学观走向成熟的轨迹。     

“一身四面”与“鲁迅革命传统”

鲁迅生前时人编选的《关于鲁迅及其著作》《鲁迅在广东》《鲁迅论》《转变后的鲁迅》这四本论集,分别塑造了“思想革命鲁迅”“国民革命鲁迅”“革命同路人鲁迅”“共产革命鲁迅”四种形象,反映了大革命时代鲁迅的复杂参与所引发的关于“鲁迅是谁”的不同理解。这个“一身四面”的现象,看起来是鲁迅个人影响力的上升,实则是知识阶级在革命时代的逐渐分化,但鲁迅在此过程中始终坚持其“大革命”哲学,创造了属于自己的“鲁迅革命传统”。     

“炫耀性消费”、制度演化与精神奴役

在《有闲阶级论》中,凡勃伦指出有闲阶级本身就是一种制度设定并遵循着“炫耀性”的消费准则和思维方式,对于这一事实和动机的阐释是从制度演化视角出发的。本文指出,在凡勃伦的“炫耀性消费”观点中,有三个方面值得重新检视：首先,在涉及歧视性问题上,凡勃伦实际上隐含了一个稀缺性假定,且这种稀缺更多地表现为社会性资源的稀缺;其次,对金钱本身和金钱“衍生品”的崇尚实际上表达了人类本性中一种享受“优越感”的欲望,并通过不断地制造稀缺、获得稀缺来满足,而这一过程正加速将人类带入精神奴役之路;最后,有闲阶级作为一种制度演化的结果,也代表着这种制度本身,凡勃伦事实上仅仅是揭示了这种贯穿且与人性相关的制度始终如一的现实,而且认为靠物质方面的进步或优先发展并不能根本克服人性的弱点和带来制度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