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重抛弃：社会与社会学的张力——兼与肖瑛商榷

摘要：没有社会的社会学和没有社会学的社会是社会与社会学彼此抛弃的必然结果。社会学要回归社会,必须明确其知识体系的基础,即社会和社会性的概念界定、基本内涵、社会主体。但社会概念的空泛化、去人化使其合法性、根性得以丧失。肖瑛给出了回归社会学的辅路途径,布迪厄引入“场域”代替“社会”。社会与社会学的张力导致社会与社会学相行渐远,社会和社会学的双重失根也成为必然。社会的失序、社会性中介的断裂、媒体与大众单一化终结了社会性,也终结着社会学。社会与社会学的张力的化解成为社会和社会学发展必须跨越的一道坎。     

留美科学家的国内参与及其社会网络——强弱关系假设的再探讨

关于社会网络在求职过程中的作用有两个假设：弱关系假设和强关系假设。本研究通过对30名留美中国科学家的深入访谈发现,是社会网络中人际强弱关系的互相协调、共同发挥作用,才成功促成了双方的跨国合作。强关系的作用是作为关系节点,将双方连接起来,提供沟通平台和信誉保证;而弱关系的作用是互通信息,为留美科学家的国内参与提供体制资源支持。强弱关系在求职网络中的优势互补是本研究的重要发现,充实了强弱关系假设的理论内涵,丰富了求职网络的研究传统,对人才的跨国参与具有指导意义。
     

社会生活中的具体与抽象——兼论“过程-事件分析”

常人方法学对行动的策略性与局部性的研究是以默认行动的索引性,尤其是以抽象索引为基础的,这一点体现了它与帕森斯社会学的衔接关系,但常人方法学在后来的发展中逐渐放弃了对抽象索引的考虑,陷入了孤立强调行动者能动性的个人主义。一种完备的社会本体论应兼顾抽象索引和行动者能动性两种要素,并且应认识到抽象索引在型塑社会进程中的基础地位。以这种本体论来看,在中国大陆学界颇具影响的“过程-事件分析”也存在孤立地研究行动的问题,因其忽略社会抽象性的一面,从而大大限制了该策略的解释力。通过理论梳理,本文认为,在方法论上,可将社会学对于社会抽象性的分析概括为四种策略,其中有展示策略和解释策略之分。     

美国社会学发展新趋势

1986年5月,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詹姆斯·S.科尔曼在《美国社会学杂志》(AJS)上发表了题为《社会理论、社会研究和行动理论》的长篇论文,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美国社会学,提出了挑战。此后,美国社会学呈现出一种新的发展趋势。本文拟对此作一简单介绍。问题的提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有两位美国社会学家深刻地影响着美国社会学的发展。其一     

超越嵌入性范式：金融社会学的起源、发展和新议题

金融处于当代社会生活的核心，可视为一种社会现象。自M.韦伯开始，古典社会学已论证了社会学研究经济和金融领域的正当性。随着美国新经济社会学的兴起，社会学学者在新经济社会学框架下，以“嵌入性”为理论起点，从社会结构和社会建构两个理论维度研究了金融现象。欧洲学者则挑战了美国新经济社会学的嵌入性范式，为我们提供了研究金融现象的新视角。在新技术和全球化背景下，社会学能从更多角度对金融领域展开研究。     

中国的制度变迁、阶级结构转型和收入不平等：1978-2005

本文结合制度主义理论与新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提出在中国社会分层研究中“把阶级带回来”的观点。根据户口制度、单位制度、干部身份制和私有产权等造成转型时期中国不平等的重要制度性因素,建立一个以对不同形式生产性资产的占有为基础的即新马克思主义取向的中国阶级分类方式,并在经验层面展示了其较之于其他分类法的优越性。研究认为,中国正在发生的制度转型对社会不平等秩序的重塑表现为不同形式的生产性资产,即劳动力、资本、组织、技术/权威等四种所有权作用的相对转变,从而导致阶级结构的转型和贫富差距的拉大。     

西方社会运动研究:现状与范式

本文对西方社会运动研究的现状和基本理论范式作了一个概略的介绍。社会运动研究是 2 0世纪 60年代兴起于西方的一个学术领域 ,现在已经发展成为一门横跨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心理学、传播学、人类学等多门学科的综合性研究领域。在历史发展过程中 ,美国和欧洲分别形成了“资源动员”和“新社会运动”两种研究范式。这两种范式在理论兴趣、基本假设以及由此而来的问题设定方面均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多元话语分析：社会分析模式的新尝试

话语分析就是对那些已经说出来的“话”究竟是以怎样的方式以及按照什么样的规则被说出和被传播的过程加以分析。多元话语分析就是从多元主义的立场对话语进行分析。倡导多元话语分析的目的是消除以实证主义和古典诠释社会学为主要代表的传统“实在论”分析模式在社会研究中的影响。多元话语分析包括话语策略分析和话语构成规则分析等基本程序。采用多元话语分析模式进行社会研究,对我们具有多方面的重要意义。     

当代社会学中的阶级分析：理论视角和分析范式

本文系统梳理了当代社会学研究中的阶级分析文献,揭示了阶级分析视角的核心和多元化的分析范式。阶级分析视角的核心是基于社会关系定义的结构性位置,是关于社会不平等及相关社会现象系统化的结构性解释。多元化的分析范式主要包括：（1）研究对象上的宏观层次（解释大规模社会变迁和转型事件）与微观层次（解释阶级对个人态度、行为和生活机会的影响）;（2）分析思路上的 “结构-意识-行动”（将阶级作为“集体行动者”）与“结构-状况-选择”（将阶级作为“生活条件综合信号”）;（3）解释逻辑上的“剥削和利益形成逻辑”、“状况逻辑或理性行动逻辑”和“结构化（或同质性）逻辑”。     

《社会》举行创刊十周年理论研讨会

《社会》从1981年创刊至今,已走过了十年的道路。为庆祝《社会》创刊十周年,《社会》编辑部于1991年5月24日至5月26日在山东省青岛市召开“庆祝《社会》杂志创刊十周年暨九十年代中国社会、中国社会学理论研讨会”。来自全国各地的学者、作者、读者代表及有关方面负责人五十余人出席了研讨会。会议收到论文二十多篇。主编李庆云同志代表编辑部回顾了《社会》十年来所走过的历程。他说,十年前《社会》杂志的诞     

饮食社交对政治信任的侵蚀及差异分析：关系资本的“副作用”

本文使用2009年中国八城市“社会网络与职业经历”(JSNET)问卷调查数据,探讨饮食社交对政治信任的影响。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城镇居民的社交聚餐频率对政治信任各维度均有负向效应,且这种侵蚀效应在不同体制、不同性别、不同学历和不同地区的人群间具有显著差别。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以“饭局”为途径来积累、维系和动员关系资本的过程,在特定的情境下往往伴随社会层面的消极影响,对政治信任带来“副作用”。     

媒体建构：自杀社会意义的赋予——以中国1919–1928年社会运动中自杀事件报道为例

摘要：中国1919-1928年社会运动中的自杀事件发生后,报道运用媒体设计的方法与多种修辞手段,从故事叙事模式、话语结构与话语策略上,赋予自杀行动正面而又积极的社会意义,是为了提高公众对国家共同价值和民族危机的认同,以便动员民众、共同御侮。媒体对自杀社会意义的赋予,具有社会建构的特征。这种建构是当时社会赋予媒体的使命,体现了自杀行动者个人与社会的双向互动,双向建构的循环关系是当时中国社会结构和社会意识形态发生变化的结果。     

外来工社会排斥感探析——基于社会网络的视角

本研究发现，珠三角外来工感受到的经济排斥较其感受到的心理排斥强烈。从社会关系网络角度来看，外来     

扩张的中国高等教育：教育质量与社会分层

本文利用2011年首都高校生发展状况调查的数据，分析北京高校学生的分层现状，并讨论了1999年高等教育扩张对大学生入学和就业分层的影响，发现这一轮扩张强化了社会阶层的复制而非再生产。一方面，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来自社会优势阶层家庭的学生有更大概率进入具有更好教育质量的精英院校，这说明中国高等教育在这一时期具有排他性的特征；家庭的社会阶层背景对子女教育分层的影响在中学阶段更加明显；家庭背景对专业选择没有显著影响。另一方面，在控制家庭社会经济背景的影响后，教育质量与学生选择市场化部门就业的概率和工作起薪显著正相关。如果高等教育扩张降低了教育质量，就可能削弱高等教育对社会阶层流动的促进作用。     

社会网络对健康行为的影响

个人社会网络对健康的积极作用已得到诸多研究的验证。研究认为,社会网络能推动人们的健康行为,从而提升健康水平,但这一影响机制尚需经验研究的支持。本研究利用一项大规模社会调查数据,检验了社会网络对“母乳喂养”这一健康行为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发现,新生儿母亲社会网络中强关系比例越高,越可能在新生儿成长的早期为母亲提供实际的帮助和社会支持,从而提高母亲提供母乳喂养的可能性;她们的社会网络中如果有医务人员,能更有效地传递相关知识和信息,也可提高母乳喂养的可能。因此,社会网络主要通过提供社会支持与信息来促进健康行为,从而提高健康水平。     

“社会底蕴”：田野经验与思考

如何认识中国乡村社会获得秩序的内在运行机制？根据长期在中国农村的田野调查经验,笔者提出“社会底蕴”概念。这一概念是指在历史变迁中,中国社会自发保存的那些具备相对稳定特征的“恒常”。根据从生活的智慧、家本位文化、道德伦理、人缘口碑等方面对 “社会底蕴”及其与现代性变迁之间的互动机制的初步探讨发现,在社会变迁的历史进程中,深具传统特性的社会底蕴并非以一种消极对抗的形式出现,而是不断与新的历史条件相结合,并由此生发出建设性和包容性的面貌。而对这一“底蕴”的认识,与我们今天对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理解与反思不无相关。     

城镇居民普遍信任的区域间及区域内差异分析——基于“资源因素论”视角

本研究采用CGSS2003数据分析普遍信任的区域间及区域内的差异,发现中国城镇居民的普遍信任程度从高到低排序依次为东部、中部和西部。该发现从“资源因素论”的视角验证了普遍信任的程度差异与地区层面的宏观公共资源的相关性,微观层面的资源（包括个人拥有的资源和个人借用的资源）对地区内城镇居民的普遍信任有正向影响,这一影响会因宏观层面资源的不同而发生变化。     

社会网络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研究——基于京、沪、粤三地的分析

本研究以2008年和2009年在北京市、上海市和广东省进行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数据为基础，运用多层线性模型和协方差模型探讨了社会网络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程度。研究表明，拜年网中朋友的比例、邻里互动频率和非正式社会参与都对生活满意度有积极影响，生活满意度与拜年网规模之间则呈现出“∩”型的相关关系。协方差分析结果表明，社会网络规模的扩大、朋友比例的上升和非正式社会参与频率的增加都有助于提高个人的生活满意度，但邻里互动频率的变化对个人生活满意度的提升作用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自主选择”还是“身不由己”——对南京企业员工职业流动的事件史分析

本文以666份对南京企业员工调查的数据为基础,运用事件史分析方法,分析了社会转型过程中企业员工的职业流动问题,揭示了影响其职业流动的影响因素,以及他们在以单位所有制性质为区分的劳动力市场格局中的流动趋向。研究结果表明,社会转型所带来的机会结构的转变是企业员工职业流动的主要推动力量,而伴随着社会转型而改变的劳动力市场分割,则为他们的职业流动制定了游戏规则,个体的家庭背景和个人因素仅仅是这些游戏规则之下的筹码。因此,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企业员工的职业流动是由社会结构决定的、非常有限的“自主选择”,换言之,这是一种身不由己的“自由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