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李党争与李商隐的倾向

李商隐属于牛党,还是属于李党?还是无关乎牛、李党局?这是李商隐研究中一直有争议的问题。我认为要弄清楚这些问题,首先必须弄清楚牛李党争的性质及其斗争的焦点究竟是什么?李商隐对党争的核心问题持何态度?再由此看他对牛李党魁的评价及其同两党党人的实际联系怎样?然后再下结沦。本文试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希望专家们予以批评指正。     

谈李商隐的风貌

李商隐是一位较杜甫迟生一百年,开创了婉约派诗风的晚唐诗人。由于《新·旧唐书》对他作了错误的论断,以致历来都认为他是一个轻薄无行的文人。没有志节。一会儿党牛,一会儿党李。及至李党失势,又转而向牛党乞怜,卒至废弃终身,好象李商隐的一生都纠缠在牛李党争中一样。这种看法显然是不正确的。要了解一个作家的作品,必须先弄清楚这作家是怎样一个人物,因为作品的风格,就是作家创作     

政治漩涡中的诗人——牛李党争与李商隐的思想性格

李商隐的生平经历、心理状态以及诗文作品都与牛李党争具有重要联系：他之所以能成为党争中的人物,与其双重性格有关。但是党争又加重了他的双重性格。李商隐的正直高尚表现在他的感恩心态和对正义事业的追求上,然而他又是软弱的,在险恶的政治环境下暴露出鄙俗的一面。     

牛李朋党科举之争的实质——牛李党争与唐代科举的发展（一）

牛李党争是中晚唐政治史上的大事,也是中晚唐科举史上的大事.牛李党争与科举紧密相连,对于唐代科举的发展产生了极大影响.基于此,着重论证牛李朋党科举之争的实质乃是势族与庶族之间的自觉斗争,是二百多年科举制内在矛盾公开化的激烈表现.     

处在牛李党争之中的杜牧:自边缘层突入紧密层

本文以大中朝为界限,将杜牧与牛李党争的关系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期,杜牧尚处在党争的边缘层,后期,突入到党争的紧密层,成为一个积极攻击李德裕、美化牛党党魁的牛党成员。其一生的轨迹,即是从党争的边缘层向紧密层摆动。本文不但考察了杜牧自会昌朝至大中朝的心路历程,而且从三个方面分析了其精神蜕变的原因。     

试论白居易的犯罪论思想及其治世主张

白居易(公元772—846年),字乐天,晚年自号香山居士,祖籍太原,后迁居下邽(今陕西渭南县)。其父白季庚曾任彭城(今江苏徐州)令。早年家境贫寒,他29岁考中进士,授秘书省校书郎,随后历任唐地方县尉、州刺史等职。其间因得罪权贵被贬为江州司马。文宗即位后,迁升为刑部侍郎;经牛李党争,会昌初,担任过刑部尚书。 白居易生活的70多年间,标志着李唐王朝盛衰转折的“安史之乱”所引起的一系列社会矛盾,依然摧残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土地兼并日趋严重,藩镇割据战争此起彼伏,边疆少数民族也     

李逢吉与牛僧孺关系考论——兼论牛、李两党的划分标准

李逢吉与牛僧孺是中晚唐政治史上两个重要人物。中晚唐政治史上的许多重大事件都与此二人有关。由于在当时的政治斗争中,李逢吉与牛僧孺曾先后作为李(德裕)党的政治对立面而存在,因而现代国内外学术界有关牛李党争的论著几乎无一例外地将李逢吉划归牛(僧孺)党。甚至有人认为在牛李党争的早期,牛党主要由李逢吉领导。 李逢吉的党属问题在唐史学界似乎已成定论,然而鄙意以为这个问题还值得商榷,拟就这一问题再作探讨。谨请学者批评指正。     

释“台参”并论韩愈和李绅争论

唐穆宗长庆三年(公元823年),京兆尹韩愈和御史中丞李绅为台参事发生了一场争论。台参是什么?过去辞书都无确解。它不仅是唐代官制、礼制方面的一个问题,而且涉及到唐代的牛李党争问题。因此,对它加以研究,还是有其意义的。     

白居易讽谕诗的产生与风格

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白居易,是我国唐代杰出的诗人之一.在他那众多的诗篇中,最富有现实性、人民性的作品,当推讽谕诗了,即《秦中吟》五言古体十首和因事立题的《新乐府》五十首.白居易将自己的诗作分为四大类,第一类就是讽谕诗.可见,诗人自己也是十分重视这部分作品的.     

牛李朋党科举之争的后果——牛李党争与唐代科举的发展（三）

牛李朋党科举之争最后以李党的彻底失败、牛党的彻底胜利而告终.牛党的胜利是庶族在科举上的胜利,是科举在政治上的胜利,并由此而导致大唐王朝的灭亡.从有唐一代科举发展来看,牛李党争以政治的形式来实现科举由本义向单纯学问名誉制度转化的过渡,牛党的胜利表明科举作为单纯学问名誉制度的全面发展.     

“小李杜”诗文中晚唐长安的历史记忆

长安作为唐王朝的都城，衍生出多重社会网络，成为唐代诗人的“记忆之场”。作为“记忆之场”的长安在“小李杜”诗文中呈现出杜牧樊川别业和李商隐樊南新居带来的物质性，宫廷政变、牛李党争、藩镇割据、河湟争夺带来的功能性，围绕李贺、元白诗学认知带来的象征性等特点。三者互为条件，成为不同时代的读者感受长安并以长安为内核突破各种边界持续交往、彼此认同的基础和动力。     

论白居易的自觉传播意识

白居易诗歌在当时传播极广,这与诗人主观自觉的传播意识有重要关系。这种传播意识表现为：诗人具有明确的传播目的,前期主要是为了发挥诗歌补察时政的作用,后期则转为传世留名;为了便于作品传播,白居易形成了浅切尚俗的诗风;在此基础上,诗人还积极进行多种传播活动,选择传播效果好的媒介进行传播。     

白居易咏老诗初探

白居易是唐代开宗立派的大诗人,他的诗歌创作数量多,题材广。其中,他晚年所写的咏老诗反映了诗人健康的人生观和老有所乐的生活情趣,对研究白居易的生平和中唐社会生活具有一定实用价值。     

白居易荐徐凝屈张祜真伪考──澄清一桩文学史上的千年公案

白居易荐徐凝屈张祜真伪考──澄清一桩文学史上的千年公案张安祖徐凝和张祜都是活动于中唐时期的诗人。就二人现存诗作相比较，张祜作品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艺术成就上都明显超过徐凝，这是目前唐诗研究者一致的意见。然而据说当初大诗人白居易在杭州刺史任上主持乡贡考试时...     

苏门词人与北宋党争

苏门词人的活动时期几与北宋新旧党争相始终,他们的命运沉浮可以说是与党争息息相关。隶属于旧党一派的苏门词人在新旧党争中不同程度地受到了打击,考察他们与党争的关系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其作品。     

论王禹偁对白居易的接受

作为宋初"白体"的代表诗人,王禹偁对白居易的接受尤其值得重视。多重身份的一致是他创造性接受白居易的前提。他突破宋初闲适之风的包围,不仅高扬了白居易的讽谕精神,而且还结合自身遭际努力认同白居易的贬谪态度;他不再限于学习白居易的某一类诗和某种精神,而是多方面拓展,极大丰富了宋初对白诗的接受。由此,他超越宋初一般白体诗人,成为宋初接受白居易的至高点。     

唐代门荫制与科举制的消长关系

门荫与科学是唐朝主要的选官途径。唐前期，门荫尚为入仕的重要途径。此后，随着科举制的发展，门前开始衰微，士庶皆需藉科举而入仕。所谓科学出身的庶族与依靠门第的士族之间的对立营垒已不存在，牛李党争已非士、庶两阶层门前与科学的派别斗争。官僚政绩与品质的优劣亦不能用门荫出身与科学出身的不同来区分。     

中国古代诗话的"存诗"、"存入"功能--诗话传诗功能研究之一

在古代,由于战乱、传播条件及各种原因所致,诗歌作品大量流失、散佚,诗人事迹多湮没不传.历代诗话凭借其独特的文体形式和传播功能,将各个阶层、流派众多的诗歌、诗人存留下来,传播开来,具有极大的诗歌史研究、文学传播史研究的文献价值.为后人了解历代诗歌创作、流传及其时代风尚,掌握诗人生平事略,总结诗歌传播规律,提供了极具开发价值的宝藏.     

中国古代诗话的“存诗”、“存人”功能——诗话传诗功能研究之一

在古代 ,由于战乱、传播条件及各种原因所致 ,诗歌作品大量流失、散佚 ,诗人事迹多湮没不传。历代诗话凭借其独特的文体形式和传播功能 ,将各个阶层、流派众多的诗歌、诗人存留下来 ,传播开来 ,具有极大的诗歌史研究、文学传播史研究的文献价值。为后人了解历代诗歌创作、流传及其时代风尚 ,掌握诗人生平事略 ,总结诗歌传播规律 ,提供了极具开发价值的宝藏。     

派性考略

派性是由宗派产生的。毛泽东同志说:“宗派,我们的祖宗叫作‘朋党’,现在的人也叫‘圈子’,又叫‘摊子’,我们听得很熟的。”本文目的。在于论证我国封建社会著名的几次朋党斗争,他们的派性之异同。这里仅就东汉的党锢之祸、唐朝的牛李之争、北宋的新旧两党和明末的东林与非东林四次最大的党争加以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