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重农抑商政策的演变

明代统治者对工商业的政策是复杂而又多变的，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特点。简单地以重农押商来概括明代工商业政策既不符合历史实际，也无法解释其问政策变化的情况，更无法说明明中后期社会经济生活中出现的新现象。文章试图通过从制度、制度环境和明中期出现的社会现象入手，对明王朝的重农押商政策和举措进行分析，以探究其政策的内在逻辑和演变规律。     

明初"抑商"到"便商"政策下的商人与商业

本文考察了明初商业政策的演变及其历史影响。认为 :不能把明初的商业政策看成是单纯的“抑商”政策或单纯的“通商”政策 ;从洪武、永乐、洪熙、宣德四朝民族贸易政策、海外贸易政策和金融税务政策的演变过程上看 ,当时商业政策在总体上呈现出从“抑商”到“便商”的变化趋向 ;这一经济政策的变化趋势 ,取决于社会经济变迁的作用和影响 ,推动了当时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 ,因而为明中后期“边禁”、“海禁”、“银禁”的开放与商人活跃局面的出现提供了前提条件。     

抑商与通商：明太祖朱元璋的商业政策

朱元璋“抑商说” ,是一种传统的观点。事实上 ,“抑商”无法准确地概括朱元璋商业政策的真实内涵 ,既抑商又通商 ,才是对朱元璋商业政策的合理解释。这种商业政策是对现实中“物质关系”的反映 ,是宋元明历史发展的产物     

论秦汉时期齐鲁文化的历史地位

春秋战国时期 ,齐鲁之地就是公认的文化中心 ,进入秦汉大一统之世 ,齐鲁仍长期保持着礼仪之乡、文化之都的特殊地位。齐鲁文化中心地位的形成和维系是多种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齐鲁经济实力的强大和政治地理形势的重要 ,使其一直受到历代帝王的重视 ;汉代的经学也是由齐鲁之学发展而成的。齐鲁文化不依赖政治权威 ,而凭借学术积淀和人才等文化因素形成并维系了自己的优势地位 ,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文化力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宝贵资源     

近代商人的社会地位及特征

近代以来,商人的社会地位有了明显的提高.由于政府政策和社会认识的改变,商人的经济实力进一步增强,开始参与政府事务,组建自己的组织,并在慈善、教育等公共事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近代商人的主要特征是:来源的多样性,知识结构的多元化,行为的时代性.     

战国秦汉时期巫觋社会地位下降之原因探析

战国秦汉时期,巫觋的社会地位呈日益下降之趋势。这主要是因为巫觋集团对王权的依附性,使中国的巫没有象西方的祭祀集团那样走向独立,发展到可以与王权分庭抗礼的程度,而是随着王权与神权的衰落一并衰落了;巫对文化知识垄断权和祭祀垄断权的丧失,使其逐渐远离神权中心和政治中心,开始向民间滑落;巫觋自身素质的下降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这一职业的神圣性,也进一步降低了他们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     

历朝重农抑商政策下商业的艰难发展

在中国传统社会,商业被看做“末业”。由于利益的驱动,商人仍然能够在当时的经济条件下成功致富．仍然能够在社会经济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了解在重农抑商政策的压制下商业的艰难发展,能够使我们得到许多历史启迪。     

论西汉时期的“重农抑商”政策

西汉时期政府奉行“重农抑商”政策,并在前代统治者的基础上对这一政策进一步发挥、发展,使其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成为此后历代封建王朝奉行“重农抑商”政策时最好的效法榜样。但这一政策在西汉初期和西汉中叶以后所起的作用并不完全相同。西汉初期发展农业的政策使国家的经济实力大为增强,但抑制商业的效果并不明显：西汉中叶以后继续发展农...     

西汉商品经济发展和系列抑商经济政策

西汉私营工商业的蓬勃发展,带来了西汉社会经济的全面繁荣。但长期的北部边患和地方割据势力却未曾稍减。西汉武帝因应前朝政治,直面内忧外患,一反西汉初年奉行的自由放任经济政策,为扩充中央财政,北据匈奴,削弭地方豪富割据势力,断然推行系列化,制度化的抑商经济政策。宏观经济政策的适时转变,不但巩固了汉室中央集权,而且"重农抑商"为历代封建统治所争相效法,对后世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秦汉社会保障研究综述

我国古代无社会保障这一概念,但却客观存在着大量的荒政思想、荒政政策、养老抚幼制度、扶贫救济制度等,这些实际上现在保障制度的原始理念和雏形。中国古代政府一直把天灾人祸、弱势群体看成行政的重要组成部分,为现在社会保障工作的开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秦汉"有秩"考探

"有秩"在秦汉史籍中记载较少,而在出土简牍资料中却不断被发现."有秩"是秦汉时期普遍设置的级别较低的基层官吏,一般来说为百石之吏,但亦不完全如此.对"有秩"进行研究,有助于我们认识秦汉基层政治制度.     

从经济活动看秦汉女性的经济地位

秦汉时期的女性在当时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领域中,均有非常突出的表现,但她们在这三种经济类型中的地位并不完全一样.经济结构的不同、女性对土地的占有情况不同、思想观念的不同等多方面因素决定了秦汉女性的经济地位是后世女性难以望其项背的,但与母权社会的女性相比,其经济地位又存在着差距.     

论秦汉时期处置归附少数民族及其外来降者举措

秦汉时期在处置归附少数民族及其外来降者举措方面显现出两种态度：一种是残酷迫害与奴役；另一种是妥善理性安抚。秦代处置降者举措过多地体现了血腥气息，而汉代处置降者举措则更多是闪烁着理性光辉。     

先秦至汉代的司法检验论略

先秦至汉代是中国古代司法检验的萌芽时期,同时也是检验制度的初创时期.在这一历史阶段中,不仅检验活动十分频繁,而且确立了许多检验的规则.这些规则不仅对制定唐律的相关制度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而且为中国检验制度臻于完善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说秦汉“婴儿”称谓

秦汉时期文献所见"婴儿"称谓,涵义有所不同。或指"初生"儿,与今义接近。或指幼儿,与"大人"对应,义近今人所谓少年儿童。或说"女曰婴,男曰儿",自有性别区分。当时"婴儿"称谓指代对象的复杂,体现秦汉时期是汉语社会称谓形成和使用逐步确定化的历史阶段。其情形,或亦与"由上古汉语向中古汉语的过渡"有关。而未成年人的生活情境与社会地位,也可以通过相关现象得以反映。     

从《史记·货殖列传》看秦汉之际的商品经济及其特色

本文通过《史记·货殖列传》的分析 ,认为秦汉之际中国已经崛起了一个庞大的商人阶级 ,开始了人类第三次分工 ;中国的商人阶级的资本原始积累与西欧商人阶级不同 ,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而中国的商品经济包孕在封建经济的构架中发展 ,这又是我国历史上商品经济的特色。这些都值得深入研究与阐发 ,以丰富马克思主义商品经济的理论     

论秦汉时期乌江流域的人口流迁与民族交融

秦汉时期,中国西南边陲的乌江流域首次被纳入中央王朝的势力范围.随着中原王朝的疆域延展,大批秦人、汉人等中原族群通过任官、随军、屯田、流放等方式纷纷移居乌江流域地区生产和生活.这不仅打破了当地长期以来的民族封闭,而且强化了中央王朝对乌江流域等西南边疆的政治统治,有效促成了乌江流域地区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与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