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长安--灵州道:历史与文化

途经宁夏北部灵州的长安--灵州道,是经历了安史之乱、吐蕃民族占据西北地区后,唐朝政府连接中外的著名丝绸之路.经过晚唐、五代的发展,到宋初已成为一条国际交通线,灵州也成为一座国际交通都市,西夏崛起后灵州道停滞.唐肃宗灵州即位,为这条通道的畅通、灵州政治地位的提升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以善于经商而闻名的中亚粟特人,大量移居灵州;盛行于唐代的胡旋舞,同样在当时灵州境内留下了最为珍贵的乐舞艺术的实物资料;宗教文化,是这一时期主要文化现象之一,它不但在当时有利于佛教文化的东西传播,而且为外来宗教--景教提供了广阔的生存空间,尤其是对西夏佛教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从中西比较中看“李约瑟问题”

英国著名汉学家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中,提出了终其一生也未能给出完美答案的旷世之迷：＂李约瑟难题＂。本文从中西比较的角度,对＂李约瑟问题＂予以尝试性的回答,包括科学革命结构在中西不同时期发展的历史命运;中西哲学之不同的思维方式;中西古代知识分子的学术精神以及宗教作为一种文明现象是如何渗透到科学精神中去的。     

《灵州志迹》的史料价值

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灵武县一带,是我国古代塞上历史名城、西北边陲军事重镇——灵州所在地。它自西汉初建置,距今已有近二千二百年的历史①。唐太宗李世民、肃宗李亨都来过灵州,李亨就是在此(当时称灵武)即皇帝位②。北宋时,西夏李继迁曾攻占灵州并作为临时首都(名西平府)③。后来成吉思汗又攻占灵州④。清康熙皇帝也曾到过这儿。灵州在我国古代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尤其唐朝在此设朔方节度使⑤,作为节度使治所,成了当时宁夏地区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当时灵州管辖范围,包括了今天宁夏除固原地区以     

西夏都城迁移的地理因素

西夏都城从夏州迁移到灵州 ,最终确立在兴州 ,既是政治形势的需要 ,也是放弃不利的自然条件、选择优越地理环境的结果。由于环境变迁 ,宋初的夏州已深处沙漠 ,加上地震破坏 ,残败不堪。灵州地理条件比夏州好得多 ,夺取灵州后 ,李继迁毅然将都城迁往这里。兴州优越的自然条件 ,不仅夏州无法望其项背 ,就连灵州也大为逊色 ,因而 ,都城由夏州迁灵州、再迁兴州 ,就成了必然趋势。     

略论北宋初期的宋夏灵州之战

灵州(今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县西南),位于兴庆府(今银川市),在黄河与浦洛河交汇之处。它是黄河以南九个州中最重要的一个。“河南要地,灵武为根本”。其地形险要,“大河抱流,群山环拱”,“北控河朔,南引庆凉,据诸路上游,扼西陲要害”。灵州为宋朝咽喉,“西北要冲”,“西陲巨屏”,其地域辽阔,领回乐一     

唐末吐蕃奴隶起义述略

本文介绍了唐末吐蕃奴隶起义的背景、过程及其社会意义,可供研究藏族史参考。     

鲁迅文艺精神与中国现代版画发端

80年前,鲁迅为早期中国培养了一批现实主义美术人才,诞生了大量震撼人心的作品,掀起了中国现代版画艺术的第一次高潮。美术是视觉的世界语,鲁迅通过扶持新兴版画创作,在文学、戏剧、美术诸领域进行文艺探索、青年交流、社会动员和思想启蒙,在旧中国古今、中西多元叠加、多方撞碰中找到传播进步思想的人文支点．为中国美术、中国文艺赢得了国际声誉,显示出一代文化宗师的人文眼光和国际视野,对中国美术史、文艺史影响深远。     

中西人权冲突的伦理分析

中西国际伦理的不同是导致中西人权冲突的重要因素,伦理渊源的不同导致的人权理论与实践差异是中西人权冲突的重要原因,双方在国际道德标准上的差异是中西人权冲突的重要根源,而双方在国家利益与国际道德取舍上的差异则是中西方人权冲突的根本原因。     

西夏灵州历史地位述论

古代灵州形胜扼要,属中原王朝西北边陲重地。11世纪初,李继迁攻占灵州,初创西夏政权,灵州成为西夏前期的统治中心和最稳固的根据地。元昊建制后,灵州又是西夏王朝的腹里和陪都,是直接屏护都城所在地兴州的门户,具有十分重要的地理位置和战略地位。     

中西诗歌情感之美学比较

中西诗歌的美学比较要从情感比较开始,情感或感觉是美学的核心问题.西方美学常把情感与理性对立起来讨论,而中国美学则更注重化情感于理性,或化理性于情感.不管中西美学的情感侧重在何处,情感在中西诗歌中都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这也是讨论诗歌要从美学角度出发为好的原因所在.     

人品污下而恶归焉--宋之问人品的接受情形诠释

宋之问是初唐武后时期有代表性的台阁文人,为律诗的定型作出了重要贡献,自唐以降历代诗评家充分肯定了他在唐代近体诗演变过程中的关键作用,但对其人品的评论,情形就大不相同:一方面肯定他是一位无行文人,其人品确实“不足为人道”,慨叹其诗品与人品之相悖,命运之悲惨;另一方面对某些具体问题,各执己见,各陈其说,莫衷一是。诗评家千余年来对于宋之问人品和个别问题所持的态度和看法,透视出他们对其人品的具体而微的真实接受情形。     

中古时期药用盐的输入与传播

中古西域地区（尤指中亚、南亚）药用盐的东渐,是中古社会丝绸之路医药文化交流的一个代表。通过考察药用盐在汉唐之间,乃至宋元时期的中西交流活动,可以发现,至晚到南北朝时期,各种矿物盐,由于具有不同的药用价值,或被作为贡品,或经由贸易通道流入中原,进入医家、旅行家、统治者的视野中。从汉到宋代及其以后,药用盐的东渐活动,大体经历了一个变化过程,即从汉代西域开始进贡药用盐,到魏晋南北朝时期逐渐增多,再到隋唐时期社会需求达到峰值,宋元以后,由于传统商路的改变,＂西盐东渐＂日趋式微。中古药用盐对中原社会生活的影响,不仅使中古本草书中进口盐与本地盐存在贵贱之分,而且还大大加深了人们对盐的药用功效的认识。     

“文学的自觉时代”论理

鲁迅先生首先提出了魏晋为“文学的自觉时代”,后来的文学史界采信并发展之。考查中外各种文学史著。“文学的自觉”都是经过许多次。中国文学史在魏晋前后,至少还有四次“文学的自觉时代”,即先秦“摆脱巫文化束缚的时代”,中唐至宋金“摆脱文人垄断的时代”,明清之际“注入市民意识和市民精神的时代”,“五四”运动开启的“新文学时代”。中国古代文学据此可以划分为四个时期。     

胡姓士族文学群体与中唐文学格局之形成

盛唐时期胡姓士人的文学活动对于胡姓士族文学群体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安史之乱后,大历时期是胡姓士人的成长期,贞元、元和时期,胡姓士族文学群体已经形成并举足轻重。胡姓士人群体堪称是中唐政事与文学空间的中流砥柱,与山东士族、关中士族、江南士族鼎足而立且毫无愧色。贞元、元和时期的文学活动场域与德行、政事、言语建立不可分割的联系,胡姓文学家族从地方进入台阁,从边缘到核心,进入文学活动的中心地带。唐人选唐诗选本采摭胡姓士人诗作入集发挥了保存文本的文化传承功能,突出了中唐胡姓士人的创作地位,具有不可替代的文学史意义。胡姓与其他家族联姻是民族融合的组成部分,基于此产生的文学活动便具有了特殊的文学史意义。     

论唐代以后古代汉诗的诗体建设

古代汉诗的历史是诗体的规范与解放的对抗与和解史,形成了多种准定型诗体和定型诗体。诗体法则与诗体自由之间、定型诗体与非定型诗体之间的和解在唐代以后最为明显。唐代是汉诗的定型诗体建设的高峰时期,格律诗成为古代汉诗中最重要的诗体。但是准定型诗体甚至未定型诗体仍然存在。从唐代起,出现了一元(格律诗)主导下的多元(词、曲)并存的诗体格局。准定型诗体词和曲具有一定的文体调和作用,缓和了诗体法则与诗体自由的矛盾,打破了格律诗的诗体独裁,防止了汉诗的极端定型,同时对维护格律诗的正统地位、维护古代汉诗高度重视诗体的定型与规范的传统意义重大。尽管唐代以后出现了汉诗诗体的由定型诗体向准定型诗体转化的诗体解放趋势,但是只是适度的诗体改良,诗体的流变具有继承性,并不否认前代诗体,同一时代的诗体既有主导诗体,也有辅助诗体,这种诗体格局在清代仍然存在。这种诗体格局与文人的生态休戚相关。     

唐代西受降城、天德军的置废和建制沿革考述

为了应对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唐朝在河套地区先后修建了西受降城和天德军等两座军事城镇。两城设立之初,在唐朝的北疆防御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西受降城建成后不久即因水患而遭废弃并在旧址以东另筑新城,天德军也因在安史之乱中遭到破坏而一度被废弃并移至西受降城。后来设立天德镇专门负责河套西部地区的防务,其辖区几经变化,最后领有天德...     

王勃任职沛王府考论

王勃是“初唐四杰”之冠,在唐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虽命短,但才长。细致梳理王勃的生平、创作,是全面研究王勃必不可少的内容。在王勃短暂的一生中,任职沛王府是重要的时期。考察此时前后王勃思想、心态、创作的变化,探讨其内在原因与意义,不仅可以客观地认识王勃及其作品,而且可以深入地了解当时的社会政治情势和思想文化背景。     

"四唐说"历史分期三部曲

“四唐说”的提出与完善,经过了三个历史阶段:一、宋代,“四唐说”雏形得以凸显;二、元代,“四唐说”骨架得以成型;三、明代,“四唐说”论说得以完善。“四唐说”的拈出,标志着人们对唐诗流程有了更合乎历史与逻辑的分期。     

唐宋洛阳分司长官对文人群体的影响——以裴度、钱惟演、文彦博、韩绛为中心

唐代东都留守和北宋西京留守是洛阳分司机构的长官,身份崇重。唐宋时担任洛阳分司长官的裴度、牛僧孺、钱惟演、文彦博、韩绛等人多位望崇盛,又具有文学才能,喜与文人交往,因而,对洛阳文人群体及其诗歌唱和活动产生了重要影响。他们的生活方式具有榜样和示范作用,他们也时常组织宴饮赋诗游赏等活动,许多诗歌唱和也是以分司长官为中心。     

君权、皇族与中晚唐政治

唐代君权与皇族地位的关系演变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高祖、太宗朝,君主通过提高皇族地位来巩固政权、加强君权;高宗至玄宗朝,君权与皇族地位之间出现裂痕,皇族地位的提高会影响、甚至威胁君权。为了加强君权,君主采取措施限制皇族的发展,导致皇族地位的降低。中唐时期,君主为保证自身权力继续削弱皇族,加强了对皇族、尤其是储君的监控。讽刺的是,君主倚重身边的宦官实现对朝政的控制,最终却导致权力的失控。主要表现为:储位之争发生了重大变化,储君废立由君主家事逐渐变为禁中事;君权由扩张转向衰微,皇族也更加衰落,对中晚唐政局产生了深刻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