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文人宦游视域下的岭南饮食题材诗歌文化表达

唐人尚"游",几乎所有的文人都有过游历的经验.空间位移导致的时空变换,给文人带来了全新的审美体验,间接促进了文人饮食意识的自然觉醒和饮食题材的开拓.唐代文人游历岭南主要是以宦游为主,岭南道成为唐代流放罪人最集中的地区.之前鲜为人知的岭南饮食题材首次大量地出现在唐代宦游岭南的诗人笔下.他们"怪"、"杂"、"苦"、"涩"的岭南饮食题材书写,一方面揭示了岭南独特的地域文化与饮食发展的关系,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贬谪后的审美心态流变.     

发展人类学视野下的西南山区稻作农业困境

稻作是我国西南山区农业发展成败的关键.改种粘稻杂交稻冲击当地少数民族传统糯稻生计模式,导致了山区农业危机并波及自然生态和社会文化领域.实践困境呼唤理论突破,反思该项改种政策需超越现有主流视角,而发展人类学范式的引入是一个必要而有益的尝试.将发展措施置于具体的文化情境中来审视,使可持续和共赢的农业发展新道路成为可能,并有利于民族文化的保护与传承.     

明代烟瘴对广西土司区经略的影响

烟瘴是一个历史性和区域性突出的现象,曾对南方少数民族及地区产生较大影响。明代广西土司区烟瘴肆虐,成为明朝经营和治理的主要困难,因此明朝在广西土司区采取了以土治土,倚重土官的策略。烟瘴,在一定程度上与广西土司制度的存在有着密切关联。     

论中国教育在国际化进程中的民族性定位

民族性体现了一个国家的民族精神、民族文化、民族共同的道德传统等特性,在教育国际化已经成为历史潮流的当代,各国教育的民族性都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一国教育作出怎样的民族性定位选择,反映了一国教育在教育国际化大潮中的生存和适应能力,影响着国家的发展前景.冷静面对教育国际化的影响,辩证应对教育国际化与民族性的关系,在适应国际化大势中完善、光大、弘扬自己的优秀民族特性,是中国教育发展的必由之路.     

试论近代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建构的内在紧张

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建构始于近代,主要涉及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中华民族的外在边界,一是其内部结构安排.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建构的基础和开端,单元民族构成要素成为民族精英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建构中援引的基本素材.同时,近代中国民族主义也造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建构的内在紧张:西方古典民族主义理论与中国多民族国家实际的错位、单元民族意识发展与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冲突、进化论哲学与共同体建构援引资源历史性的矛盾.民族精英结合实际努力消解这一紧张关系,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是一个”, “中华民族”最终成为凝聚民心、共赴国难的时代旗帜.     

南岭走廊族群的语言接触与互动 ——以萌渚岭中段贺州为个案

贺州地处萌渚岭中段、 湘粤桂三省区交界地带,这里世居着壮、 汉、 瑶、 苗等族群.这些语言族群长期以来与汉语方言族群毗邻,随着经济、 文化的交往,语言接触互动成为必然.区域族群语言互动的原动力来自彼此的多层次需要,其差异根源在于族群文化内在的认知结构及文化语法.这种差异表征在语言上为语言符号的非对应性,族际互动可以有效解决这一问题.互动的形式通常有语言互用、 词语互借、 语法互适,不管何种形式,都必须建立在语言族群个体或群体认同的基础上.语言的彼此认同互动,有利于语言和族际关系和谐.     

明中期粤桂边界山区汉瑶族群冲突对当地社会变迁的影响及启示

以往针对岭南地区汉瑶关系影响的研究侧重于中央一地方的视角或批判“古代国家民族政策”.以明朝万历时期的罗旁起义为例,论述了从明初到明中期,两广边界的族群关系经历了从稳定到对立的过程,这既与汉瑶双方突破了各自设置的“边界”紧密关联,也是明中期全国性的流民危机对岭南地区带来的影响.     

从北部湾出发的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研究述略

国内外学者依据历史文献和考古学材料进行深入研究,确认了从北部湾出发到东南亚、南亚等地的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客观存在.这条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合浦,是世界古典时代的五大港口之一,也是海上丝绸之路最早的港口.丝绸、黄金、珍珠等是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贸易商品.从北部湾出发的汉代海上丝绸之路意义重大,汉帝国正是通过岭南地区而被纳入当时的“世界体系”.这条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奠定了后世东西方海上交通的基本路线.     

文化传承视域下大理“三月街”千年发展的实践逻辑

乡村集市长久地遍布于广大农村,是中国社会最常见的民俗之一,它服务于农民调剂余缺和社会交往的生活需要,并且演进成为地域民俗文化集散、展演的文化空间.大理三月街是中国西南地区重要的乡村集市,形成于唐朝永徽年间,历时1300余年,不仅发挥了经济性和社会性的重要功能,而且积淀成为承载大理文化的重要象征符号.三月街文化空间的千年发展是大理文化传承千年的重要表征,其实践逻辑在于集市内源性因素的推动和地域文化禀赋的孵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