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庆时期汪志伊应对福建海盗之策

嘉庆时期福建海盗势力大涨,对福建沿海地区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汪志伊于嘉庆年间任福建巡抚、闽浙总督等地方要职,在清源化俗的思想指导下实施一系列的海盗治理方案,如肃清海盗、严查验、开海禁、注重人才、慎选官吏等,对稳定福建沿海社会秩序起重要作用.     

颠簸:政权真空下的民众生活——以18世纪福建沿海民众与海盗关系为中心

福建沿海的海盗问题并没有因为18世纪的"康雍乾盛世"而销声匿迹,相反,在政府无力统辖该地区的前提下,福建沿海的民众生活反而呈现出奇异一幕:要么成为海盗,要么自发反抗海盗,依靠朝廷剿灭海盗是不现实的,民众身份的复杂性与清王朝的海疆政策息息相关。福建海盗问题是这一时期社会矛盾的真实体现,同时也构建了一幅18世纪福建沿海地区的社会真实图像。     

国际刑法视域中的海盗罪

海盗罪是一种国际公认的强行法的犯罪.在世界历史上,海盗的兴衰主要经历了四个时期.很多西方学者对海盗罪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为了惩治海盗犯罪,国际社会制定了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一系列国际公约和相关法律文件,逐步确立了对海盗罪的普遍管辖原则,明确了相关的国家义务和国际合作途径,也规定了海盗犯罪行为人的刑事责任.     

论郑成功复台之际台湾的法律地位

明末福建官府已经管理台湾事务,同时,闽粤一带的海盗长驻台湾的北港,这都落实了明朝对台湾的主权.但因日本的商船开始出没于台湾,而且台湾的海盗屡降屡叛,在第二次澎湖危机中,福建官府将荷兰殖民者引向台湾的北港,其目的是北拒日本、南平海盗,并夺回澎湖,以便下一步对付荷兰殖民势力.明末荷兰人在台湾,类似葡萄牙人在澳门,他们只是在福建官员默许之下,租借中国的一块土地做生意.郑成功驱逐台湾的荷兰殖民者,确实是“复台”,而不是占领.明朝官府在台湾设置郡县的计划,最终在郑成功手里完成.     

明清时期福建华侨对中菲经济文化交流的作用

福建华侨旅居海外,历史悠久,人数众多,主要集中于东南亚一带."菲律宾华侨,闽籍竟占十分之九以上."他们绝大部分来自晋江、南安、永春、惠安、同安、安溪、漳州以及厦门一带,尤以晋江人最多,"大约占百分之五十."因此华侨旅居菲律宾的历史,主要是福建人民旅居菲律宾的历史.一、福建人民旅菲的悠久历史福建人民到菲律宾始于何时,史无明确的记载.但是到了宋元时代,福建人民与菲律宾人民的密切关系史籍的记载就不断出现.如赵汝适在《诸蕃志》中记载的麻逸国,就是今吕宋岛南部的棉兰佬.     

当前海盗行为的发展趋势及其惩治建议

海盗行为被称为全人类的公敌,威胁着国际秩序的安全.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海盗犯罪的方式和表现也发生着变化.严厉打击海盗犯罪,是每个国家应尽的国际义务.本文分析了当前海盗行为的发展趋势,以及国际社会惩治海盗犯罪的法律依据,提出了国际社会打击海盗的建议,指出中国刑法增设海盗罪的必要性.     

邹维琏与明末福建海防

明朝末年,闽省海防废弛,海盗红夷之患严重。邹维琏巡抚福建,督办海防,力剿海盗,平灭红夷,劳绩甚著,然而在昏暗的朝政旋涡中,本为建奇功者却成为罪人。     

早期葡萄牙人在福建的通商与冲突

新航路开辟以后 ,葡萄牙人来到东方 ,与福建发生了密切的接触。起初葡萄牙人在福建从事的是和平的通商贸易 ,双方有着较为和谐的关系。然而 ,由于明朝政府推行严厉的海禁 ,某些葡萄牙人的海盗行径 ,以及中葡商人之间的商业纠纷 ,致使双方的和平通商遭到破坏 ,从而引发了一系列剧烈的冲突。在走马溪之战后 ,葡萄牙人被逐出福建 ,重新回到广东沿海活动。早期葡萄牙人在福建的活动虽为时不长 ,但对以后中国与欧洲关系的发展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论鳌峰书院及其对闽台教育文化的影响──兼及闽台学缘

福建自朱善以来绵延不断的理学文化传统，曾受到清初战火的严重冲击。 在特殊历史条件下，清统治者对福建实行了特殊的文化政策，进行了重振理学的努 力，使福建教育文化得以复兴，并对整个近代历史以及台湾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文主要通过对当时福建影响最大的学府——鳌峰书院的深入研讨，来体现这一微 妙的历史过程。试图从鳌峰书院这一独特的切点，来揭示福建近代人物兴盛的历史 渊源以及闽台学缘的一个方面。     

对在刑法中增设海盗罪的思考

海盗罪是一种严重的国际罪行,近年来其发案率已呈上升趋势,严重危害到海上公共安全和人的人身、财产安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专门规定了海盗罪,我国已加入该公约,但我国刑法中没有对海盗罪进行规定.借鉴国际刑法和域外刑法对海盗罪的规定,结合我国的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增设海盗罪存在其必要性和可行性.具体增设时应在危害公共安全罪这一章来入罪,规定其为一种在海上对船舶或航空器以及船舶或航空器上的人或物实施暴力、胁迫或其它扣留、掠取行为.     

关于闽越王冶都的刍议

《史记·东越列传》说:汉高祖刘邦于汉五年(公元前202年),封立越王勾践的后代无诸为"闽越王",王闽中故地,都东冶.这是史籍上有关福建历史的最早记载.但是,闽越王都治的"东冶",指的是什么地方呢?近人有不同的看法,是个有争议的历史问题.它是研究古代百越民族史和福建历史急待解决的重要课题.有一种意见认为,无诸的冶都当在浙江境内.其主要的根据是《后     

中国海盗的黄金时代:1520-1810

１５２０－１８１０年是中国海盗的黄金时代，中国海盗无论是在规模上还是在范围上，一度都达到了世界其他任何地方的海盗均无以匹敌的地步。中国海盗活动之潮起潮落有一定的规律可循。不同时期，海盗的起因、性质与影响迥然有别。     

清嘉庆时期海盗投首问题初探

自嘉庆初年开始,大批海盗纷纷投首于清政府,然而其投首原因很多时候并非是通常所认为的实力穷蹙时的被迫选择,而是由盗首被剿灭或家属被拿获等外在因素以及海盗的自身特点、职业特性所导致.对于海盗的投首,清政府通常表现出接纳和欢迎,但依据其投首时间早晚、投首规模大小,其处理方式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有时,中央政府和地方剿捕官员的处理意见亦有所不同.     

论国际社会打击索马里海盗的国际法路径

近年来,索马里海盗犯罪空前猖獗。在安理会的授权下,各国派遣军舰进入索马里领海实施护航巡逻。本文从对海盗犯罪的管辖权、各国进行国际合作的法律义务、对海盗的审判权以及帮助索马里恢复国家秩序四个方面梳理和评析了国际社会打击海盗犯罪的国际法路径。     

张保仔海盗集团投诚原因新探

嘉庆年间,活跃于珠江口一带的张保仔海盗集团最终在香山县为清政府招安。香山之所以能够成为朝廷剿抚海盗的主要力量,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以及在广东海防中的重要作用是分不开的。清政府此时加强前山寨驻军,既为有效管治居澳葡人,也为动用澳门葡人的武装力量,以夷制盗。而名义上已归化中国的澳葡为巩固自己的既得权益,也不遗余力地协助中国政府军队。以前山寨驻防为中心的海防力量在剿抚张保仔海盗集团的过程中扮演着主要角色。     

试析台资在福建的梯度转移

随着投资环境的变化,台资在福建的区域布局呈现出由沿海向山区逐步梯度转移的趋势,在福建形成了规模不同、产业有别的三个梯次.影响台赘转移的因素主要有地理环境、政策因素以及生产力水平等.顺应台资梯度转移的客观规律,未来福建应在基础设施建设、土地流转与利用、金融支持等方面加大对内地山区的支持,以减少台资转移成本,提高转移成效,促进海峡西岸经济区区域的均衡发展.     

明代倭寇海盗、海禁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读《明代嘉隆间的倭寇海盗与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

十六世纪明代嘉靖隆庆年间的倭寇海盗问题,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明清统治者从封建地主阶级的立场出发,把东南沿海地区人民不顾封建政府海禁前往日本、东南亚各国从事海外贸易,诬为倭寇海盗,并进行了残酷的镇压。长期以来,很少有人对此进行专门的研究;解放后,一些书刊仍沿袭旧的观点,把一场人民的正义斗争,也说成是倭寇海盗,对封建统治者镇压人民的行动,不加分析地一律给予肯定和赞扬。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山大学戴裔煊教授《明代嘉隆间的倭寇海盗与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一书,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澄清了一些历史事实,为深入研究明代的资本主义萌芽和东南沿海地区的倭寇海盗的关系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一、嘉隆期间的倭寇与明初、万历年问的倭寇不同,前者是假倭寇,后者是真倭寇。戴裔煊教授认为:明初日本人入寇山东,以及派人与明左丞相胡惟庸相勾结进行谋反,是由日本当权者所主谋指使的,是真倭寇。万历年间日本虽没有直接派兵入侵中国,但当时     

论对索马里海盗的国内惩治

2008年以来,由于索马里海盗猖獗,海盗问题再次成为国际社会的焦点.联合国安理会已连续通过多项决议,敦促各国合作共同应对日益严峻的索马里海盗问题.中国是受索马里海盗严重威胁的国家,在这种背景下,中国政府派遣三艘军舰赴亚丁湾和索马里海域执行护航任务,与国际社会一道打击该地区日益猖獗的海盗行为.在这种情况下,一旦中国海军抓获海盗,如何予以惩治就是摆在中国面前的一个现实问题,本文将从国际法的角度,结合中国国内法的规定,对此做一简要分析.     

18世纪初期(1708-1717)的海盗问题初探

海盗问题是中国海疆史的一个重要内容.史学界对清代海盗问题的研究侧重于两个时期,一是17世纪中叶的明清之际,一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乾嘉年间,并取得了诸多研究成果.但是,对于18世纪的海盗问题,众多学者却很少涉及.在18世纪初期,也就是所谓的康乾盛世的起始阶段,中国的海盗活动却有一次突增的现象,该论文对1708-1717年(康熙四十七年至康熙五十六年)的海盗问题及成因加以简单分析说明.     

清末浙江海盗治理——以清廷处置台州海盗黄金满为例

清朝末年,浙江海盗丛生。台州海盗黄金满的崛起是当时人地矛盾、社会风气、自然灾害、沉重赋税和官吏腐败多重因素作用下的结果。黄金满临海劫狱后,朝廷开始大军围剿,想从源头上根治海盗问题。鉴于无法革除厘税以及地方政府的剿匪不力,再加上内忧外患的云集,权衡之下,清政府允许浙江巡抚刘秉璋招抚黄金满,并将其调离浙江。清政府对黄金满的处置,虽给当时走投无路的海盗一条出路,却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当时的海盗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