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新史学”思潮在民国学界的延续和批评——以章嵚《中华通史》为中心的考察

章嵚《中华通史》是清末民初编写的带有教科书性质的中国通史,内容采用新式章节体、注重历史分期、突出民众史、强调民族国家观念等,体现了新史学发轫时期史书编撰重通史和民族主义的特征。此书作为晚清“新史学”的最初实践与代表作,一方面曾入选1930年代商务出版的“大学丛书”,在当时有广泛的学术影响;另一方面,由于其具有的社会效应,成为更新潮学人批评、遮蔽的标靶,使后世知者寥寥。这个知识传播的过程,透露出今人理解中国史学现代转型时,难免用五四学人的眼光打量,忽视了若干关键环节。     

论民国时期学校历史教科书的编纂和历史教学法的演变

学校历史教科书的编纂和历史教学法是学校历史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民国时期,在国家体制和教育思潮变化等因素的影响下,学校历史教科书编纂体例不断创新,内容不断丰富,出版持续繁荣,而历史教学法也变得符合人性化,更加科学和成熟。总之,在这些因素的推动下,历史教科书编纂和历史教学法向现代化又迈进了一步。民国时期的历史教科书的编纂和学校历史教学法等方面不断进步,传播了现代思想意识和民主、科学的精神,是培养新型知识分子的重要环节,并且把国家的教育宗旨和教育指导思想贯穿于整个学校教育过程中,有许多内容还为我们今天所继承。     

丁宝书及其《蒙学中国历史教科书》

历史研究和历史教学本来是中国传统史学向近代化腾飞的双翼。中国传统史学步入近代门槛,是在清未维新思潮中,以新式中小学堂普及历史教育为契机的。20世纪初,所谓重新编写中国历史,主要是编写历史教科书。响应梁启超建设新史学的号召,丁宝书编写的《蒙学中国历史教科书》,率先构建起新式中国通史的基本框架,成为中国传统史学向近代史学转变的最初突破口。其开创之功,不可埋没。     

国族、种族意识纠结下的《新史学》——兼谈历史书写主体问题对清末新史学的影响

1899—1902年间是梁启超政治思想变动最激烈的时期,亦是他酝酿并提出"新史学"的时期。在"反满"与"保皇"之间的徘徊,使其在史学表述上尽管常常坚持国族立场,但有时亦冲破理性的束缚,流露出种族主义倾向。在反满意识最强烈的1902年,梁氏一度因种族意识趋向强烈使其难以确定历史书写主体,影响《新史学》的写作与发表。直到《新史学》即将完成时,梁氏才将"新史学"确定为以"进化论"和"国族观"为基础的"文明史学"。写谁的历史和如何书写是中国现代历史书写萌芽时期面临的两个重大问题。在政治分歧明显与族群矛盾激烈的清末,写谁的历史问题直接决定了如何书写问题。相较于汪荣宝、刘成禺等人的观点,梁启超用国族立场消解种族意识的思路,提倡书写可以促进中国境内各种族增强国家认同的中国史观念,颇具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     

国族、种族意识纠结下的《新史学》——兼谈历史书写主体问题对清末新史学的影响

1899—1902年间是梁启超政治思想变动最激烈的时期,亦是他酝酿并提出"新史学"的时期。在"反满"与"保皇"之间的徘徊,使其在史学表述上尽管常常坚持国族立场,但有时亦冲破理性的束缚,流露出种族主义倾向。在反满意识最强烈的1902年,梁氏一度因种族意识趋向强烈使其难以确定历史书写主体,影响《新史学》的写作与发表。直到《新史学》即将完成时,梁氏才将"新史学"确定为以"进化论"和"国族观"为基础的"文明史学"。写谁的历史和如何书写是中国现代历史书写萌芽时期面临的两个重大问题。在政治分歧明显与族群矛盾激烈的清末,写谁的历史问题直接决定了如何书写问题。相较于汪荣宝、刘成禺等人的观点,梁启超用国族立场消解种族意识的思路,提倡书写可以促进中国境内各种族增强国家认同的中国史观念,颇具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     

清季日本文明史作品的译介及回应

清季日本文明史作品的译介,是20世纪初新史学思潮和学堂历史教育推动下的产物;中国从日本翻译了为数不少的文明史著作,如《中国文明小史》、《万国史纲》、《支那文明史》、《世界文明史》等,在学界和教育界都发生过重要影响;它对更新近代学人的史学观念,推进新史学思潮的深入发展,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日本式的文明史编纂形式对近现代中国的史书撰写尤其是自编历史教科书,产生了深远影响;它在中国近现代史学史、教育史上具有一定的地位。     

简论清末民初新史学

清末至新文化运动前的新史学以西方历史进化论为理论基础，以科学实证为基本方法，它是中国近现代史学变革和深入发展的奠基石。本文对这一时期新史学形成的内因和外因，新史学形成的历史过程及其三大表现形式，新史学的三个特征，即科学性、民主性和民族性，及其重大意义进行了简要的阐述。     

文明史学:20世纪初“新史学”建构的知识谱系

戊戌时期出现的史学变革言论,是文明思潮在史学领域的表现,至20世纪初结出硕果:以文明史学为蓝本建构起一套新的知识谱系,完成对传统史学的革命。新史学是实现新文明的路径之一,欲真正理解新史学,必须站在文明视角。新史学的核心贡献并不局限于"历史是什么"的本体层面,而在于依托文明理论视角,初步建立起一个新的史学知识谱系,其主要逻辑架构可以概括为:为什么要书写历史——书写什么样的历史——怎样书写历史。新史学不仅致力于实现历史书写从"眼光向上"到"眼光向下"的典范转换,而且尝试用"人类——世界——国家——社会"这一清晰的层级结构,来取代"天下——王朝——社会——家族"的传统书写模式,并由此带来扩大史料范围、跨学科治史等一系列史学方法层面的变革。     

论跨学科构建历史人类学

新史学、人类学与社会学结合,构建一门新的历史科学——历史人类学。通过对新史学与历史人类学概念的梳理与内涵的探讨,进一步把握历史人类学跨学科与跨文化的理论研究方法。研究结果表明：历史人类学运用跨学科和跨文化方法替代“新史学”概念,在特定的历史场合可促进对异质文化的深度描述和解释,并从整体上重新阐释新史学概念,推进传统史学观念的更新,从而强化历史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的构建。     

姚祖义《最新高等小学中国历史教科书》中的民族国家观念

晚清时期,中华民族面临着严峻的民族危机。为挽救民族危亡,民族主义知识分子以历史教科书为武器,不断向国民传播民族意识,期望凝聚人心,共御外辱。姚祖义是晚清商务印书馆自编教科书的积极践行者,他通过历史教科书来阐释其对民族国家的认识。其撰写的《最新高等小学中国历史教科书》整体上依然认同传统的君主国家观,但也重视通过记述与描写中华民族不断扩张与融合的过程来激发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并通过记叙与描写中华民族在近代遭受的苦难来培养国民的民族忧患意识。这是晚清的民族主义知识分子为挽救国家危亡而做出的具体尝试,也是姚祖义家国情怀的具体表达。     

试论《围城》的审丑意蕴

《围城》包孕着丰厚的审丑意蕴,钱钟书先生把他对中西方化、对人性以及对社会的畸形、片面、病态及丑陋的的揭示,真诚地奉献给读者。这些对文化、对人性及对社会生活的审丑的新的纲领,极大地扩大了文学表现的感觉空间和思考空间,让读者睹见作家对中国现实生活、精神文化生活和人性善恶的严厉的审视乃至洞穿,从而反复引发人们的审美体验,这其实正是《围城》被认为是美的文学作品的原因之一。     

《梁书》《陈书》舛误辨

《梁书》、《陈书)历经千年,传抄过程中难免造成文字差错,后人直接引用,必然与事实不符。文章对这两部史书里面自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进行了考证,对错误之处作了剖析,并参照有关史料予以纠正,有助于正确把握梁陈史实。     

党的新闻事业性质观念发展述略

自建党以来 ,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事业性质观念大致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政党宣传工具和阶级斗争工具。第二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政党宣传工具、阶级斗争工具、社会舆论工具。第三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无产阶级专政工具。第四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政党宣传工具、社会舆论工具、大众传播工具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近现代黄帝陵祭祀研究

黄帝陵祭祀是近现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和发展的重要载体。晚清以来,革命党人对传统黄帝陵祭祀加以改造利用,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初步形成作出贡献。民国时期,借由对黄帝陵祭祀的制度化,黄帝为整个中华民族始祖的身份逐渐广为人知。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祭黄帝陵的仪式进行了借用与创造,赋予了"黄帝符号"以"劳动人民性"等新内涵。改革开放后,黄帝陵祭祀越来越得到重视,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和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方面等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后还要找到历史和现实的结合点,总结黄帝陵祭祀的有关历史经验,以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论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

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一种物本主义形态的唯物论,还是一种超越物本主义形态、从实践理解世界的本质相关问题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唯物论？这是一个我们必须搞清楚的有关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本质规定性和精神实质的重大问题。在考察物本主义的唯物论及其思维方式的局限性的基础上,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现代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并重点研讨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关于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的原理,以期为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进一步阐明人类世界的实践性原理奠定基础。     

论散曲对元杂剧形成的重要作用

散曲的套数成熟在前 ,对元杂剧的形式有重要作用。后为元杂剧的唱曲起了定型作用 ,并为之提供了基本的乐调和曲牌 ,奠定了本色美的艺术特征。元杂剧的形成 ,从体式到风格 ,皆与散曲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新制度经济学对国家作用分析的理论演进

新制度经济学对国家作用的分析是逐渐纳入其框架的 ,总体上通过组织的演进来说明。其代表人物经历了科斯、张五常、威廉姆斯、巴泽尔和诺斯等 ;其逻辑经由交易费用演进为契约合同 ,再由交易维度转向产权的“公共领域” ,最后扩展到国家的作用 ;其中心思想是 :在不同的领域和层面 ,存在着利用“公共领域”财产的各种各样的组织 ,而国家也是一大组织 ,它的存在和作用是为了利用整个社会层面的公共财产     

企业理论的发展对产业组织理论演进的影晌

产业组织理论分析的基础是企业理论,企业异质性假定对企业同质性假定的替代和企业异质性假定的不断深化是产业组织理论获得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因。20世纪70年代以来,产业组织理论沿着两个基本方向发展:一是坚持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在哈佛和芝加哥学派对企业异质性假定的基础上引入博弈论等新的分析工具,着重研究企业行为及其相互依存关系,形成了以泰勒尔为代表的新产业组织理论。二是修正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设前提和分析方法,在对企业的异质性作出全新假定的基础上,构造新的产业组织理论的分析框架。企业能力理论把企业的异质性归结为企业知识和能力积累的差异,并把产业组织理解为企业专业化分工和企业专业化知识与能力成长的协调机制。企业理论的创新对产业组织理论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从弱势群体的角度解读“作者之死”理论

从那些在历史和传统中一直被排除在主体和作者之外的群体--女性、黑人、被殖民者等等弱势群体的角度来看,"作者之死"理论不适合他们.不应该简单地否定主体,否定作者,而应该把被排斥的部分包括进来.不过正是因为"作者之死"理论,传统作者主体的权威地位受到质疑,弱势群体才得以在历史中发现自己的位置.而这种新型的作者主体追求并确立自身的主体性,同时也尊重他人的存在.     

论质证实现的保障措施

现行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控辩双方享有质证权,其目的是为了加强它们之间的对抗,在对抗中澄清争议,发现案件真相,使庭审不走过场。然而,审判实践中质证大都以书面形式出现,往往流于形式,与立法初衷相去甚远。其症结在于:我国缺失有关质证权实现的保障措施。该保障措施来源于:交叉询问规则之完善和相关配套措施之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