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精神"浪子"的先驱——鲁迅文学世界里的自我精神形塑

20世纪初是一个大量产生精神"浪子"的时代,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开山大师,鲁迅给传统"浪子"形象赋予了更多的现代精神内涵.在鲁迅的文学世界里,作为永世流放的"异乡人","浪子"是寻找的主体,是肩负时代启蒙重任却又置身于虚无之境的知识者.鲁迅笔下的"狂人"、"过客"、"孤独者"等"浪子"群像,也是鲁迅对自我精神形象的变形书写.     

浅谈柳永的政治理想

柳永一生仕途蹭蹬,流落多舛。时人和后人称为浪子词人,但终其一生从未放弃功名利禄,他屡试不第,不仅没有绝意仕途,反却“始悔以文词先得名为己累”。从功名思想的形成原因,仕途的坎坷,及其济世立名理想的破灭来谈柳永的政治理想。这对于全面了解和评价柳永具有明显的价值。     

魏晋士风变迁线索——以《世说新语》等文本为例

较之前代,魏晋士风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呈现出一种截然不同的人生风貌:从何晏、王弼等正始名士引入"自然"的概念对名教思想作新的解说,到阮籍、嵇康等竹林名士"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放诞无忌,再到郭象等"名教合于自然"的合理解释,士子们终于找到了协调、安顿历史变迁中自我人生的方法.魏晋士风变迁的实质是在信仰迷失、进退失据的困境中士子们力图重新建构人生指导理论的实践.     

浪子回家——《如果种子不死》中的隐喻结构分析

纪德自传体作品《如果种子不死》中“我”的生活经历构成了一个类似《圣经》中“浪子回家”式的隐喻结构。“我”的人生轨迹大致对应于浪子的人生,二者都有出走、享受放纵的生活和最终的复归阶段。纪德在叙述“浪子回家”的三个阶段时,文本的叙述风格也发生了相应的转换,叙述话语与叙述内容形成惊人的和谐一致,使这个结构上的三段式特点更加突出。但与《圣经》中浪子的情况不同,纪德对“我”命运沉浮的评判完全从“我”自身的生活体验出发而不顾宗教道德规范的价值标准;“我”的人生阶段中比浪子多了天性受压抑的内容,而缺失忏悔和救赎情况,这是对《圣经》故事的颠覆。     

金元以来“柳永戏”述论——兼及戏曲的文化代言问题

自金元以至今天,有许多剧作家以柳永入戏。柳永之词与其风流人生引发了剧作家的浓厚兴趣。相关的古代剧作表达着文人作家艳羡风流且张扬放荡的个性心理,也有对社会压抑、人生坎坷不满情绪的发泄,当然也满足着民间观众艳羡风流的欣赏期待。降及当代,以柳永故事为题材的戏曲却几乎立场一致地对柳永的人生表示理解,对柳永的道德为人进行辩护,甚至把浪子词人的柳永塑造为既忠实于爱情又居官清明的文人形象。这显然是从某种狭隘的地域文化价值的角度出发,或者从地方经济发展的需要出发,在借历史人物代言的时候,肆意涂饰以政治的色彩或装扮以虚假的道德外衣,既违背历史存在给予人物的性格逻辑,也违背戏曲创作的艺术逻辑。     

温庭筠与柳永——孤寒才士“白衣卿相”迷梦幻灭的悲、喜剧

温庭筠与柳永二人的人生经历极其相似 ,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二人都因做着白衣卿相的美梦而致终生坎坷。但是相比较而言 ,温庭筠有自己的政治理想和人生抱负 ,且富有正义感 ;而柳永却没有什么值得坚持的信念。因此 ,温庭筠的坎坷飘零是一个悲剧 ,而柳永的凄凉境遇则是一个喜剧     

柳永年谱稿(下)

仁宗景祐元年(1034),柳永五十一岁。仁宗亲政后,立疏刘太后亲信旧臣,起用曾奏请太后还政而遭到排斥的名臣范仲淹、宋绶等人,于时“中外大悦”(见《宋史·仁宗本纪》),似有更新政局的气象,这对久不见用于真宗、刘后的柳永当受到很大的鼓午。同时仁宗为了延揽声誉、笼络士子,决定扩大开科取士名额,且又特开“恩科”,泽惠于历届科场沉沦之士,对他们录取,格外放宽尺度。从而使柳永再一次萌发了参加本年试举的念头。     

乌尔里希与他的对照性人物的意义——以《没有个性的人》中克拉丽瑟与阿加特为例

罗伯特·穆齐尔的《没有个性的人》可被视为一部"思维小说",对理性的质疑和反思是主人公乌尔里希最为鲜明的特征。他以一个观察者的角度介入周围与他形成对照的人物,从克拉丽瑟身上看到尼采哲学给时代带来的行动欲,从与阿加特的"冒险之旅"中发现了自己缺失的"爱"的神秘情感。他质疑自身代表的理性,但对两位女性代表的理性之外的方面也带着审慎和批判的眼光,这背后暗含着穆齐尔在科学与理性高度发达的现代世界对"怎样的生活才是善的"这一古老问题的思考与尝试性解答。     

康德对人的道德主体地位的论证——读《实践理性批判》

人是理性主体,亦是价值主体。人的主体性地位体现在:人作为理性王国的成员是目的性存在,永远不能仅仅看作是手段;人是能够自我立法的理性存在,人是自由、自律的,同时体现了人的尊严与伟大;“上帝”是为道德的实现而预设的,并没有淹没人的主体性地位。     

启蒙理性批判的伦理意蕴

启蒙理性的宗旨是摆脱恐惧、获得自由;然而,人们不仅没有实现真正的解放,反而又陷入新的奴役之中.而导致这一悖论出现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古希腊以来的理性传统在启蒙时代发生了自我变异,启蒙理性蜕变为以数学化与实用化为主要特征的工具理性,并一跃成为理性崇拜的全部内容.工具理性的自我膨胀必然暗示出价值理性的失落,从而导致严重的伦理后果,即终极实体的缺位、伦理价值的虚无及伦理精神的媚俗.对启蒙理性的不断追问和质疑,凸现现代社会时工具理性权威崇拜的批判和拒斥,从而为彰显和确立人类生存发展的价值基础和意义世界而不懈努力.     

“个体化”转向与农村库区移民的风险意识构建

个体化社会把个体转变为自我社会生活的书写者。脱嵌于传统迫使个体的选择与判断依赖于自我决定,人的个体特性从"给定"转变为"即时性",不确定性急剧增加。搬迁导致了传统的销蚀或断裂,个体化社会致使移民的无根感与社会适应自我中心化,而客观参照体系的缺失使其重新嵌入面临着恐惧与迷失的风险。风险的应对首先依赖于移民个体对自我与他者关系范畴的理性认知,但由于个体化转向消解了传统与权威体系,自下而上的路径成为移民重新嵌入的选择。     

试论关汉卿杂剧《救风尘》的情节模式与困境描述

《救风尘》并非一部单纯表现商人、士子、妓女三角恋情的剧本,它没有站在士子的立场上去描述商人与士子力量的抗衡,也无意去做士子与妓女情感的文章。它以细致而透彻的笔墨去剖析这些人群内在行为的特征以及形成缘由,展现了元代特定的社会环境里人们的现实困境。     

理性自我的前提批判与拯救路径

启蒙理性是当代思想领域中的一个热门话题。启蒙辩证法通过探讨抽象理性对人的统治,揭示了"启蒙倒退为神话"的局面。抽象理性逐渐沦为权力社会统治的意识形态工具,社会大众在无意识的情况下进入一种"自我持存"状态,这与启蒙运动以来对人的主体性确立状况相背离,理性最终走向自己的反面。马克思通过政治经济学方法完成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分析,要破除抽象理性对人的统治,就必须对"理性形而上学"进行批判,即从理性形而上学内含的经济学方法和思维方式入手,结合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批判理论,在多元视野中发现理性自我拯救的可能性。     

歌妓对柳永人生及创作的负面影响

歌妓是柳永词的演唱者和主要歌咏对象,对柳永的人生及创作都产生了重大影响.然而,大多数学者只注重歌妓对柳永的积极影响,而忽视其负面影响.歌妓对柳永的负面影响主要表现在其人生和创作方面:在人生方面,柳永养成了浪漫而放荡不羁的个性,形成了男女之情重于功名的价值观,而这种价值观与封建正统思想格格不入,成为他坎坷人生的根源之一;在创作方面,柳永“填词和曲”比较随意,词作内容色情化,审美趣味呈现出病态.     

封闭化情感研究的回溯与反思——以日常生活的社会关系为视角

现代化进程下,以文艺复兴时期人的自我觉醒为标识,基于社会与个体的理性封闭形态,一直通过人与宗教、人与自然及社会关系的现代性特有话语得以继替。而这也直接形塑了诸如吉登斯、贝克等人对晚期现代性境遇下情感研究的理性化样态;从而在具体议题上,封闭化理论痕迹已然通过以代表正式化的情感劳动到非正式化的情商理论的流变形式存在。那么作为对这种理性二元的封闭话语的回应,以日常生活的社会关系为视角将是当代情感社会学走出实证主义与文化建构主义理性话语局限,进而发起情感社会学理论反思的重要节点。     

谦逊的理性:教育学应有的理论品格--关于教育理论原创的前提性思考

教育理论原创首先意味着教育学要成为自身.教育学缘何"殖民化"就逻辑地成为教育理论原创这一课题必需解答的问题.目前的教育学存在着一种狂妄的理性,没有区分教育学的实质研究对象和形式研究对象,成为一门没有限度的学科.其逻辑结果是移用其他学科的概念、分析框架、思维方式等,从而被殖民化.这是原创性教育理论缺失的前提性原因.教育理论原创的产生需要一种谦逊的理性,谦逊的理性规约下的教育学具有真正意义上的学科尊严.     

寻找,终于失落——"文革叙事"价值缺失一探

在反思"文革"的小说文本中,"寻找"是一种习见的叙述姿态.作家们对"罪人"和"祸根"的寻找,以轻易转交苦难而告终;对迷失的自我的寻找,则以轻手挥别苦难而告终.两类现象共同彰显了"文革叙事"巨大的价值缺失:追问精神的失落.     

论黄庭坚诗歌中的自我形象

文章从几个方面分析了黄庭坚诗歌中的自我形象,而推出贫贱自守的士子系列、树起抒情主人公的自我形象、反映北宋后期的时代风貌,则是黄庭坚诗歌的主要成就。     

文学批评的“此岸”

文学批评向来是各种理论和学说的竞技场。但关于文学批评本身的本体论研究,受西方理性传统的影响,一直留恋于对"彼岸世界"的向往,而忽略了"此岸"的自我。本文从文学的审美特性入手,结合中国的文学批评传统和西方哲学对审美活动的思考,探讨了文学批评的本质,指出文学批评首先和本质上是一种审美认同基础上的审美反思,即感悟,而非理性的反思,从而使文学批评得以回归自我。     

哈贝马斯对康德伦理思想的继承和超越

哈贝马斯对康德伦理学的继承和超越体现在三方面:首先,从理性到交往理性.他们都在理性的基础上建立道德的普遍性原则,但康德的理性是个体理性,而哈贝马斯则在语言哲学的范式里建立了交往理性.其次,从主体性到交互主体性.这突出体现在"自我同一性"问题上.在哈贝马斯那里,自我同一性已不再是康德式的孤独主体的自我反思关系,而是主体间的彼此承认和相互认同关系.再次,从先验性到程序性.康德用先验性的理性来证明道德的普遍性.哈贝马斯认为,理性是任何商谈、论证都必须满足的合理程序,是一个程序性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