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行政学范式:反思、还原与启示

范式的形成是一个学科成熟的标志,公共行政学经过百余年的发展是否形成了自己的范式,是否经历了范式转换,是行政学共同体必须面对的问题.在分析了学界具有典型代表性的范式观的基础上,以库恩意义的范式为衡量标准,对公共行政学范式进行还原,指出"管理主义"信念指导下的传统公共行政范式依旧是行政学领域的主导范式,但该范式出现了危机,只有在"效率与民主平衡博弈"价值取向下的新范式才能最终解决该危机.西方公共行政学范式及其演进对我国公共行政理论和行政改革实践有一定的借鉴和启示意义.     

公共行政学内涵再定位——基于学科交叉视角的分析

自威尔逊以来关于政治-行政二分法争论的意义在于,划清政治与行政的界线以便为公共行政学寻找赖以存在的基础。从争论的过程看,政治与行政的划分并不能有效实现,因此不能很好地为公共行政学提供理论基础。政治学研究中的政治管理似乎是公共行政的核心内容,这是政治学与管理学的交叉研究领域。因此,合理的推论应该是,公共行政学应该是政治学与管理学的交叉学科。所以,公共行政学在理论基础似乎不是从政治-行政二分法中寻找,不是从其与政治学的决裂中寻找,而应从政治学与管理学的结合中寻找。     

西方民主行政的演变与规律探析

在公共行政的发展历程中,"民主行政"是一个充满争议的发展范式。受政治———行政二分法以及传统公共行政"工具———技术"理性和"管理主义"思维的影响,民主与行政一直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随着人们对政治———行政二分法认识的不断深化,民主与行政的关系有了融通的桥梁,主张公共行政在治理过程中承担民主价值的呼声逐渐成为趋势。民主行政在对传统公共行政范式的批判以及与管理主义的对话中逐步深化发展,形成了自身发展的理论谱系,也经历了一个从理性探讨到社会建构、从单一权威中心治理到多中心治理的过程。     

试论功能分析法在公共行政中的应用

功能分析方法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公共行政研究也不例外。论文在对功能分析作了一个概述后,重点研究了功能分析方法在公共行政研究领域的应用,一是政治-行政二分法,另一个是官僚制的负功能分析。论文认为,政治-行政二分法尽管遭到严厉的批评,但对于理解公共行政研究仍然有着重要的意义。而对官僚制的负功能分析将为修正官僚制提供某些重要的理论启示。     

政治与行政二分法的方法论意蕴——基于理想类型的分析

作为行政学理论大厦基石的政治与行政二分法对20世纪的行政学研究和行政管理活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是,该理论产生以来即遭到了学术界的质疑与批评,对其非现实性的诘难始终是行政学成长与发展的主题之一.在准确解读政治与行政二分法和马克思·韦伯“理想类型”含义的基础上,得到以下结论:政治与行政二分是行政学研究的“理想类型”,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理论虚构,其方法论意义在于使行政学作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的建立成为可能.     

公共行政规范理论的勃兴及其启示──当代西方新公共行政学评析

新公共行政学是以探讨公共行政规范理论为核心，强调以社会公平为公共行政的价值基础，积极倡导行政与政治的关联性，高度重视行政研究人员和实际工作者的社会责任感和伦理使命，并以行政生态学的广阔视角去审视动态、开放的组织运作过程。新公共行政学的上述特征不仅凸现出西方公共行政理论的最新发展趋势，而且对于我国建立和完善有中国特色的行政学学科体系，指导和推进行政改革也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美国公共行政理论的政策取向

本文对美国公共行政的发展作了回顾.早期的美国公共行政坚守政治与行政分开的传统.到了20世纪60年代公共政策成为公共行政的主要研究内容.至今,注重公共政策的反映性与有效性及其执行与评估,仍是行政学研究的首要课题.     

论公共行政学的问题意识

科学研究的目的是揭示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首先要找准问题,进而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目前,我国公共行政学的研究中普遍存在一个突出问题,即问题意识的薄弱,这严重制约了公共行政学的进一步发展.公共行政学的问题意识,是指公共行政学者与务实者在公共行政研究和实践活动中,以专门的公共行政知识和经验为基础,逐步形成的认识行政问题的实质和类型、发现并提出需要研究解决的行政问题的意向和能力.公共行政学的问题意识需要从回应当今世界发展提出的挑战与反思性地参与中国行政发展进程的构建两个方面进行展开,以推动中国公共行政学的发展和繁荣,促进中国特色公共行政学的形成.     

"历史意识"视野下中国公共行政学的批判性重构

行政学研究的非本土化与非规范化这一"双重困境"已经成为我国行政学研究反思的共识性认识.但既有反思性研究普遍缺乏对行政学研究的历史意识考量,这正是公共行政学学科认同危机的深层次根源.作为一种思考方式的历史意识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化解社会科学身份危机的学理资源.对于新近引入的公共行政学而言,更应该注重历史意识的重要作用.强调时间上"共时思考"、地域上"地方知识"、方向上公共关怀、旨趣上批判意识和态度上价值承诺的历史意识,应该成为重构中国公共行政学研究的必要组成部分.     

多学科研究:公共行政理论体系构建的路径选择

公共行政作为一个复杂的、多层结构的开放系统,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具有非常大的复杂性和广延性,具有现代多学科的特征.当前,中国公共行政学的研究在总体上还比较薄弱,对多学科的研究路径明显重视不够,公共行政学的理论体系不够独立与成熟.多学科研究方法的引入,对于建构公共行政学理论体系,推动公共行政学的学科发展,使之成为一门成熟独立的学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公共治理变革中的理性谱系解析

理性的演进构成了公共治理方式变革的内在推动力量.古希腊的哲学理性是理性的原生态,追求的最高价值是正义.古希腊的哲学理性,带来了主要依靠智慧的城邦式公民自主的公共治理方式;中世纪的宗教理性,伴随的是主要依靠信仰的高度集权的公共治理方式;近代以来的科技理性,形成了依靠科学的层级规范的公共治理方式;当代的人文理性,催生了以人为本的多元协商的公共治理方式.人文理性是在更高层次上对古希腊哲学理性的回归,对正义的追求张显了人文理性的核心价值.在我国,要形成以追求正义为核心的公共治理方式,需要进一步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用体制正义保证结果正义.其实质就是还权于民,实现权力和权利在公民身上的直接同一.     

境外政府创新研究及对我国的启示

随着20世纪80年代始于英国的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开展,政府创新很快成为一项全球运动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些实践成果的取得是和公共行政领域的理论发展密切相关的,可以说,公共行政理论与政府创新实践的演进脉络是重合的。因此,对国外政府创新的理论背景和实践成果结合起来进行系统分析和研究是我国政府创新对国外政府创新成果进行借鉴的前提。     

“迈向实践”的法学——读黄宗智著《过去和现在》

在著作<过去和现在>中,黄宗智先生坚持从"实践"出发展开研究,可称为"迈向实践"的法学研究.这种研究找到了沟通部门法学与理论法学的途径和方法,它可以以实践反思表达,从而有助于认识实践本身;可以以实践反思制度,从而使研究有政策意义;可以从解释实践出发建构理论,从而使研究有理论意义.这种研究有可能摆脱西方社会科学主流的主客二分法,成就真正理解中国法律实践的法治和法学理论.     

公共利益:一个行政法的目的与方法问题

公共利益,是行政法的一个目的性原则,它在行政管理的“法律—政府(行政)”模式中对法律的权威性与行政的合理性起着架构作用,使行政具有权威性、开放性和合理性相统一的特征。作为一个目的性原则,公共利益应当具有特定的法律内涵和外延,同时也应当具有适当的行政管理方式和法律救济保障。     

经济学的实证与规范二分法崩溃了吗?

实证与规范二分法是经济学最基本的方法之一,又是最具争议的一个问题。本文基于实用主义哲学家普特南最新提出的事实与价值的二分法的崩溃学说所针对的几个基本问题,即经济学的价值能否中立、经济学是否是一门政策科学、价值问题能否进行理性地研究,对正反两方面的观点进行了剖析。本文认为,不同观点基于不同的动机与观察视角,虽各具合理性,但是如果站在经济学的理论角度,问题并不在于是否应该坚持二分法,而是在于如何坚持二分法,即在实证研究中坚持价值中立原则,在规范研究中应基于实证研究的结果,并综合其他因素拓展对规范或价值问题的研究。     

现代技术的形而上学基础——理性与主客二分之对象性思维

海德格尔认为，现代技术的形而上学根基在于主客二分对象性思维方式。这有其独到的深刻性。但是，从最根本的意义上来说，主客二分之对象性思维方式肇始于、奠基于及内蕴着人类理性，它是理性的产物，体现着理性的本质力量，同时又蕴藏着与理性叛逆的因素。技术使得人类理性得以生发，但是又反过来为理性所深刻的影响着，时时处处体现着人类理性之光。现代技术对物和人的统治的思想根源是主客二分之对象性思维方式走向绝对化和非理性化的必然结果。     

论刑法上的因果关系

刑法的因果关系一直是我国刑法理论研究中争论的问题,不同学派有各自的观点,虽然各有其合理性,但也有不足之处,在指导司法实践过程中易产生混乱,势必导致法律适用的混乱。借鉴英美法系国家关于刑法因果关系的双层次原因理论,构建我国的刑法因果关系理论体系,将对司法实践现状产生实际有效的指导作用。     

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行政管理思想比较研究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表现为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三个伟人的奋斗理想。在三代伟人审时度势行政管理思想的指引下,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愈加清晰。比较三代伟人的行政管理思想,是我国行政管理本土化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对中国特色行政管理的改革与发展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公共物品“多中心”供给的内在逻辑解析

作为另一种应对公共事务中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间矛盾的替代性解决方案,“多中心”理论一方面反思了两种传统解决即建立“利维坦”和产权变更各自的缺陷,另一方面又试图论证两种传统解决方案在逻辑上的相容性,这种相容性自然也可以表现在公共物品供给的制度安排上。在体现“多中心”特征的公共物品供给的制度安排中,在政治价值和经济手段两方面强调了公民的选择权利和选择行为,但是,这种选择模式不具有传统公共选择理论所描述集中统一的特征,由此体现了对美国立国的政治价值和原则的回归。而在实践中,公民的选择又是通过政府的民主行政来确保,这种民主行政表现为有关公共物品供给中具有自主和自发特征、分散式的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