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口述史的一种可能——以汤姆·斯坦普尔观众口述史研究为例

当前国内的电影口述史研究还处于"电影人口述史"阶段,这与从更民主角度进行历史书写的口述史学科品格还有一定的距离。尽管在史料采集、留存等技术路线上获得了可喜的成就,但如何将"口述史料"转化为"口述史学",仍有较大的探索空间与深入的必要。21世纪初汤姆·斯坦普尔的"观众口述史"研究,基于普通观众电影记忆视角的旨趣,凸显了"口述史"的"人民性"特征;自下而上的历史书写策略,又避免了"口述史"仅作为"史料"存在的情况。对它的引介、梳理与思考,可以为国内从"电影人口述史"走向更深入的电影口述史学研究,提供一种可借鉴的研究路径。     

现代口述史的时代性刍议

现代口述史是历史学科中的一个方法论体系.它是在文献史料的缺失和新史学研究需求的双重作用下应运而生,被史学界广泛用于对各种事件和人物进行口述研究.理论上人们也对其方法之先进、通俗给予肯定.文章主要对口述史的时代性进行阐述,现代口述史拓宽了搜集史料的范围,具有积极参与社会及政治生活,大量采用新技术手段等时代特色.现代口述史汲取了社会学中先进的研究方法,研究视角囊括了社会上层及下层人士,对社会生活发挥着积极的教育和引导功能.口述史的研究范式也由简单的记忆发展为现代新理念指导下的历史再现.在未来,口述史学将凭借信息传媒技术,更广泛、更深刻地记录人类社会的历史足迹.     

谈谈口述史的若干问题

口述史是亲历者叙述的历史。从口述史的类型看,其具有丰富性和多样性。在我国,口述史工作有着革命传统;改革开放以来,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口述史的主要价值是史料、通过了解历史真相,从而认识历史的本来面貌。此外,口述史对其从事者的职责、任务、素质,对象、题材、工作规范等都有一定的要求。     

文学口述史实践教学初探

将口述历史引入文学研究,可以成为一种具有独特创意的文学史教学方法。与传统的文学史教学相比,口述史实践教学更具有操作性、互动性、创造性。文学口述史实践教学主要包括三个阶段:选题与立项、寻访与访谈、整理与发表。     

清水江文书研究之回顾与前瞻

清水江文书是反映贵州清水江流域苗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的民间史料文献,具有文本数据的独特性和文献价值的不可替代性。本文详细分析了清水江文书前五十年研究成果的类型,总结出三个阶段一个中心的研究特征,并对清水江文书的后续研究和清水江学的研究,从宏观规划到微观设计提出建议。     

《舞台生活四十年》与口述戏剧史研究

《舞台生活四十年》是由梅兰芳口述、许姬传记录整理的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戏曲家回忆录。著作采取口述笔录与个人传记相结合的写法,按照学科理论来审视,属于口述历史的研究范畴。述作者以科学而独到的实践方式,在口述访谈、著述体例及戏曲的口头述录等方面颇具开创性,堪称“口述戏剧史”的经典之作。该著对于研究梅兰芳的生命史、演剧史以及中国戏曲史均有不可替代的史料价值。新时期的研究应从中借鉴有益经验,助推现代口述戏剧史的探索与发展。     

2019—2020年新疆史研究综述

2019—2020年新疆史研究蓬勃发展.在全国的区域史研究之中,新疆(西域)史享有独一无二的地位,备受学界的瞩目,显示出新疆(西域)研究在全国的影响力.研究史料拓宽到史书、档案、(佛经和图经)写本、文书、图志、报刊、信札、墓志、族谱、纪行、游记、方志、墓志、砖志、报刊、民间传说、口述史等文本.学者们越来越关注多语种文献...     

口述史:“非遗”传承人获得话语权的媒介与途径

口述史学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简称“非遗”）研究中侧重于对“原生态”资料收集和整理的田野调查方法论相契合.基于口述史学的“人民化”趋势与“非遗”传承人作为社会弱势群体的阶层属性,当下“非遗”口述史研究之意义不再拘囿于弥补文献史料的不足,其已嬗变为一种媒介为处于社会弱势阶层的“非遗”传承人提供表达生存和文化权益诉求的途径.在深层意义上,开展“非遗”口述史研究可起到唤醒传承人对自身创造民间文化遗产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     

清水江文书侗字释例

清水江文书是苗侗民族珍贵的文化遗产,透露了苗侗民族传统社会的诸多历史信息。笔者在参加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清水江文书整理与研究”的过程中,发现《清水江文书·天柱卷》中就有不少汉字记侗族语言的单字和词汇。本文精选20份契约文书并从中选取具有典型特点的10个侗字,结合地方史志,具体考证并分析这些侗字的本身意义,为进一步深入研究清水江文书提供必要的侗族语言线索。     

口述史学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史研究

口述史学方法是研究历史的重要方法之一,对于研究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史具有重要意义。该文结合口述史学的特性,分析了兵团口述史研究的现状,对兵团口述史研究存在的问题作了阐述,指出研究队伍中缺乏专门人才,研究范围狭窄,获取资料的方法科学性不强是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要加强研究机构的合作,提高口述史研究队伍的专业化水平;在收集口述资料时尽可能保证其科学性,在研究时注意兵团口述史研究的范围及对象等。     

建筑史中的空间概念史

建筑史中空间概念的历史就是对空间知识的认识活动以及空间知识自身认识活动的历史。文章以谱系分析的方法,通过追索建筑史中典型的空间概念,论述了空间概念的形成、发展和衍变,并明确了认知空间概念的哲学方法。     

全球史观和世界史分期问题

历史分期的研究方法如今被全球史观全新的史学思维范式完全否定了.传统的历史主义史学流派代表了一种以时间先后为序的纵向思考为基础的史学思维范式,强调历史发展进程中的连续性,历史分期这一史学研究方法就是从中找到了自己的合理性.全球史观主张把一切发展、变化或历史现象都纳入共时性研究,强调非连续的变化过程,历史分期的合理依据在全球史观的横向思维范式中已经没有了立足之地.新史观的史学家们纷纷宣告自己摈弃历史分期法的姿态在不同程度上同分期法划清了界限.     

宫廷史与政治史研究的结合试论

宫廷史与政治史研究的结合,也可称之为是宫廷政治史研究,是从政治史的角度研究宫廷史,这一带有侧重点的研究,是对宫廷史研究的深化,也是对政治史研究的补充.以往的研究既不系统,也不深入,很有必要加强.宫廷政治史研究的必要性与其意义大致体现在以下三方面：1.古代王朝国家的皇家私属性,决定了古代政治史的研究必须紧密结合宫廷;2.宫廷事关国家大政,但又具有一定封闭性、私密性、独立性,外朝难于介入,因而国政的研究必须深入宫廷之中;3.宫廷事件、政治斗争引起政局变动,乃至影响王朝的更替,对历史的影响重大,有必要作系统研究.总之,中国古代史欲做全面、深入理解,需要宫廷政治史专门系统的研究.文中着重对宫廷政治史研究的主要内容,诸如：与国政相关的宫廷人物及其活动、事件,与国政相关的宫廷制度,与国政相关的皇室家法,以及每一方面对政治的影响作了分析.     

人类历史是人性展现的历史

人性的本质,是人的个体性与群体性的对立统一。两者既相互对立制约,又相互交融。自古至今,人性的表现虽有差异,人性的本质实无不同。人类社会从来就不是按照"应该怎样"去发展,而是按照"可能怎样"去发展的。这种"可能怎样"的真谛,就是人性所制约和主导的、不同个人之间和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斗争与协调。人类历史所展现的,始终是这种人性制约下的利益斗争与协调的过程和结果。人类未来的希望和出路,在于因经济、文化和人的素质的不断发展与进步,以及人类作为一个整体相互之间联系的日益紧密,而导致人类的"共同利益圈视角"逐渐扩大和社会一体化程度不断提高。     

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与世界历史理论

通过对马克思历史哲学的形成、基础和内容的研究,指出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仅仅是马克思历史哲学的一个部分,不能将其理解为社会学、政治学或历史学等理论,因而,在对于"全球化"问题的研究中,我们不能仅仅孤立地使用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去一味地赞美"全球化",而应该以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为指导着力研究其世界历史意义。这样,我们就会更加关注对于现存社会基础的批判,特别是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而不是仅仅停留在社会的表象上对于"全球化"进行描述性和概括性研究。     

中国革命史是中华民族的革命史——大学教科书中少数民族革命史教育亟待加强

目前，在《中国革命史》教学中存在着一种偏向，就是忽视少数民族革命史的教学。无庸置疑，中国革命史是由包括汉族和各少数民族在内的中华民族创造的。忽视了少数民族革命史的教育，中国革命史的教学是不完整的。因此会严重影响到这门政治理论教育功能的发挥。《中国革命史》教学中的少数民族革命史教育亟待加强     

《梁书》《陈书》舛误辨

《梁书》、《陈书)历经千年,传抄过程中难免造成文字差错,后人直接引用,必然与事实不符。文章对这两部史书里面自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进行了考证,对错误之处作了剖析,并参照有关史料予以纠正,有助于正确把握梁陈史实。     

论文学史的观念与文学史的编写

文学史的编写以文学观念为逻辑前提,编写者应该运用历史的眼光和发展的思想,按照当时人所理解的文学观念去客观描写当时的文学现象和文学事实;此外,还要有对于文学发展的历史认识,各种文学史观念都有其合理成分,同时存在认识的局限,编写者应尽量使自己的文学史观符合文学发展的实际和文学史自身的逻辑。要想清晰地描述文学发展的历史,应注意做到文学的方法和历史的方法有机结合。     

社会史视角下的政治史研究路径

中国的历史研究自古以来甚为发达,尤其是政治史的研究,但在清末民初时,由梁启超等人提倡的史学革命,对政治史提出了挑战,但对政治史研究的本质并没有很大改变,它仍然是对中国古代一系列政治事件和政治制度的机械描述,从而让人们无法领悟到中国政治运作的那种诡谲以及其与中国人民日常生活的关联意义。而新中国成立之后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建立,政治史在实质上仍然没有摆脱这个宿命。改革开放以后,政治史式微,而社会史则进入了中国历史研究的领域,并俨然成为了一种史学范式,但当下的社会史研究好像为自身规定了一条准则——摆脱政治史。这也是社会史的一个致命缺陷,它忘记了人类自产生以来就撇不清与政治的关系,脱离政治史的社会史,无疑是缺乏高度和深度的。而事实上恰恰相反,社会史不但有能力去研究政治史,而且相信能更好地研究政治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