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取火方法考证——并与阎崇年同志商榷

本刊于1980年第三期曾刊载阎崇年同志《“钻木取火”辨》一文,《光明日报》(80年9月21日)《百家争鸣》栏并曾予以介绍,引起学术界许多同志的注意;李少一、陈子方、杜正国、李志昌、张寿祺、忻平诸同志并来稿与之商榷。现将张寿祺同志的文章选登于此,以求对问题取得较全面的阐述。并向其他赐稿同志致谢,恕不一一刊载。     

都江堰确为李冰所建——与喻权域同志商榷

最近,喻权域同志在《社会科学研究》1982年第三期发表了《都江堰古史新论》一文。不久前,他还写了《打开都江堰历史迷宫的一把钥匙》(油印稿)的论文,比《新论》一文谈得更为具体。近来,一些报刊相继以《都江堰并非李冰所建》为题,对喻文大加介绍。我们有感于此,特据史实提出自己的一些见解,与喻权域同志商榷。     

唯心主义能起进步作用吗——和张春波同志商榷

“是不是一切唯心主义都起反动作用?”这是张春波同志在其《论董仲舒哲学的历史作用》一文中,就董仲舒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在历史上起过进步作用”,总结提出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应该进一步讨论,分析清楚。本文准备就此提出一点粗浅看法,就正于张春波同志。我认为,唯心主义,无论过去、现在或将来,都没有、也不可能起进步作用。这原因是明摆着的:唯心     

人能转化客观规律吗?——与马俊芝同志商榷

马俊芝同志在《学术月刊》第三期发表了“略谈主观能动性”一文,他在批评德麟同志的“规律消灭论”时,指出“消灭”规律,就是否认了规律的客观性;同时他又提出了一个“新”的论点,认为人可以转化客观规律。他在文章中比较明显而集中地写道:“如果说‘消灭’规律,是指的人们促使某一事物转化为另一事物,这一事物不存在了,那么这一事物的规律也随之消失了作用的意思,这最多还只是说法的确切不确切,容易引起误解和思想混乱的问题,内容还是对的。”又写道:“从严格的哲学上的意义来说,‘消灭’是     

关于目前社会主义自身改革的性质——致康文斌同志

本刊第一期刊载了康文斌的《论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改革理论》一文,提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改革理论。这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于是引起了人们的注目。《晋阳学刊》计划开展这个题目的讨论。拟在如下方面展开:(一)社会主义制度自身的调节和改革在理论上能否成立?(二)就历史唯物主义本身来说,社会改革能否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范畴与社会革命相并列?(三)社会改革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范畴,它的理论内容包括哪些方面?(四)如何认识现在的社会主义自身改革的性质?(五)怎样认识社会革命与社会改革的关系问题? 我们以上的想法是否妥当,讨论还应当向哪些方面深入,希望读者提出建议。如果您计划撰写论文,热诚欢迎赐稿。     

社会主义劳动商品论能成立吗——与关柏春同志商榷

近年来,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展开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在按劳分配问题讨论中,又有按劳动力价值分配与按劳分配是否一致的争论。关柏春同志在他发表于《学术月刊》1989年第二期上的《按劳分配原则实现形式的探讨——兼与何伟同志商榷》一文中认为,“在现实社会主义条件下”,按劳分配的“劳”,不能是劳动力价值,而应该是“个人需要劳动价值”。社会主义工资应由“个人需要劳动价值”决定。什么是“个人需要劳动价值”呢?“个人需要劳动价值=个人劳动×(1-扣除率)×折算系数”。其中的“1”代表劳动者提     

能导致取消无产阶级专政吗?——评艾思奇同志的一段话

艾思奇同志在一九六四年写的一份讲课提纲(初稿)中,引用了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关于过渡时期的那段名言后写道:“在以前,人们曾经把马克思所说的这个过渡时期看成仅仅是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即低级共产主义的时期,否认社会主义时期也具有过渡的性     

资本家能创造价值吗?——兼与赵振华同志商榷

在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不断丰富和发展的过程中,有一种观点认为资本家亦创造商品的价值。本文对此观点持否定态度。该文通过资本家与企业家、劳动与活动等基本范畴的分析、比较,认为马克思的商品价值三部分理论,不能由四部分构成论来替代,进而得出结论：资本家不创造商品的价值     

中共山东省委副书记韩喜凯同志致本刊的贺信

<正> 贺 信《东岳论丛》编辑部: 值此《东岳论丛》出版百期之际,谨致以热烈祝贺！ 《东岳论丛》自创办以来,认真坚持办刊宗旨,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和“双百”方针,突出山东地方特色,刊发了一大批有较高学术品位、有创见的文章,为繁荣发展社会科学和出版事业作出了贡献。希望你们进一步提高办刊水平,树立精品意识,保持严谨的刊风,紧跟时代步伐,加大对现实问题研究的力度,积极探索,勇于创新,多出优秀成果,多出精品力作,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主体性原则”能成立吗?——与陈志良同志商榷

在主体、客体问题的研究取得一定进展的过程中,有的同志提出了“主体性原则”的问题。先是说,认识论的研究必须遵循和贯彻主体性原则;尔后,又把它扩展为整个哲学的一条基本原则。但是,到现在为止,主张这一原则中的大多数同志,并未给这一原则以明确的含义。陈志良同志的意见则比较明确。他在《哲学动态》上,先后发表了两篇这方面的文章。一篇是1988年第3期上的《释主体性原则》(下面引用时简称《释》文);另一篇是1991年第2期上的《再释主体性原则》(下面简称《再释》)。这两篇文章对主体性原则的含义、特点和重要性等,作了较全面的论述。对他的观点,我有些不同的看法,这里提出来商榷,并向哲学界同仁请教。     

过失犯罪能分两个阶段吗?——与康立群同志商榷

康立群同志的《论过失犯罪的两个阶段》一文(载《内蒙古社会科学》1983年第3期),把过失犯罪分为两个阶段,很值得商榷。康文认为第一阶段是行为人出于过失而导致危害结果发生,第二阶段是行为人对危害结果持畏罪潜逃或听之任之的态度,以致危害结果扩大或加剧。据此,又将过失犯罪分作两类:只限于第一阶段的或行为人对危害结果持积极排除态度的,是一般过失犯罪;进入第二阶段的,是放任的过失犯罪。康文并举出一交通肇事案加以说明。     

从旧唯物主义到新唯物主义——致一位同志的信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唯物主义,但是,不是十八世纪的唯物主义,也不是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恩格斯说,现代唯物主义“不是单纯地恢复旧唯物主义,而是把两千年来哲学和自然科学发展的全部思想内容以及这两千年的历史本身的全部思想内容加到旧唯物主义的永久性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78页)。什么是加到旧唯物主义的永久性基础上的新东西呢?是辩证法和唯物史观,其中唯物史观是当时科学思想中     

“平均利润价格”理论能成立吗?——与史哉书同志商榷

史哉书同志在《价值转形问题新探》(《中国社会科学》)1988年第6期)一文(以下简称史文)中,批评马克思创立的生产价格理论“自己违反了自己的一些已有的原理”之后,提出了——“平均利润价格”理论。指出:“在平均利润率规律起作用的条件下,资本家怎样得到平均利润的问题,从本质上说,就是一个利用价格与价值背离对价值进行再分配的问题。     

“鲜规”确义

《庄子·天运》论评三皇之智,以为“其知惨于蛎虿之尾,鲜规之兽”。“鲜规”何义?我曾有文为解(《“鲜规”榷义》,《学术研究》1989年第4期,署名“黔容”)。以“鲜”读“尠”,“规”取法度之意。“鲜规之兽”释为没有约束的兽,就是野兽。先自以为,野兽性情凶暴所解得体。后经寻思,渐感理由并不充足。一则野兽固多凶暴,但不是所有都凶暴,如野鹿、野兔之属,也是野兽,而在其     

真理的适用界限能被推翻吗?——和陶德麟同志商榷一个问题

陶德麟同志在与何祚庥同志的爭论中,对实践标准的相对性提出了这样一种理解,他说:“如果一个认识是真理,那么这种真理所反映的客观规律性存在于何种范围之內呢?它的适用界限应该怎么划法才合乎实际情况呢?这个问題,实践是不能确切地证明的。……无论何种条件下的实践,都不能保证‘准无差错’地、‘完全地’解决这个问題,都不能保证以后再不发生‘扩张’或‘缩小’的情况。……这正是实践标准的相对性、不确定性的一面。”又说:“既然它是真理,它就是推翻不了的。被推翻的不是这个定理的內容,而仅仅是当时的人们对于这个定理的适用范围的规定。这个规定并不是什么相对真理,而正是错误;这个错误并不包含在     

试论郭沫若同志的早期古文字研究——从郭老致容庚先生的信谈起

最近,我们有机会读到郭老于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三年在日本研究古文字期间写给容庚先生的一批书信(计五十八件,内十一件为明信片)。信的内容,大多是关于殷墟甲骨文字和殷周青铜器铭文的反复研讨。这批书信是郭老当年孜孜不倦地致力于古文字学的研究,在甲骨文和金文这一领域里不断开拓并作出重要贡献的真实记录。在郭老已经离开我们的今天,读到如此珍贵的亲笔信件,心情尤其不能平静。郭老当年的战斗业绩,又一次引起我们对他老人家的无限崇敬和深切怀念。     

关于马克思劳动价值学说的基本内容问题——致陈征同志的一封信

陈征同志: 看到您的《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基本内容》(载《对〈资本论〉若干理论问题争论的看法》上),有些想法,拟通过这封信就教于您及其他同志们。对于马克思劳动价值学说的基本内容或基本要点问题,我和周成启同志在拙著《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立》(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一书中也曾提出过自己的看法,这大概就是您的文章中所概括的第五种观点(略有出入)。我现在仍坚持原来意见,并对您的一些论述提出商榷。第一,我认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首先应当包括商品二因素的理论。具体内容就不     

高迎祥被俘与李自成继称闯王考——兼致王兴亚、智夫成同志

这是一篇带争鸣性质的考据文章。经过考证,本文认为高迎祥是在战斗中被明军祖宽部所“俘”,而不是被孙传庭所俘;李自成继称闯王的时间是崇祯九年冬,而不是崇祯十三年底或十四年正月。     

确定城镇居民家庭贫困户标准的探讨

贫困户是温饱未解决,从食品中摄取的营养素比适宜标准低得多,生活费用不足维持生存(包括健康和工作能力)所必需消费的商品和劳务的最低费用,经常性开支还没保证,以收节支,入不敷出。我们研究的贫困是绝对意义下的贫困,但贫困标准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区又有相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