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社会生活的幽默画——评吉林作家李辉英赴港后的短篇小说创作

李辉英,对于内地青年读者来说也许是个生疏的名字,但却为年老的读者所熟知。一九八○年,丁玲曾在《关于左联的片断回忆》一文中,忆起李辉英创作的起步。她说:“我编《北斗》很重视读者的意见,我联系了不少读者……,沙汀、艾芜就是在读者座谈会上认识的……,李辉英、芦焚,都是从投稿中发现的新人。”李辉英的处女作《最后一课》,就     

《文心雕龙》与应用写作

建国以来的《文心雕龙》研究,一般都把它当作文学理论著作看待。即使承认它包括文章学理论,也仅因为在“文体论”中绝大部分篇章谈的是“非文学”文体。而谈写作理论的那一部分,则几乎定论为“创作论”;总论与批评论,也被认为主要针对文学创作。近几年来,“文章学”、“写作学”兴起,更多的人开始注意到《文心雕龙》也是“应用写作”的理论著作。公正地     

政治化文学新体制的营构--建国初期丁玲的文学批评与创作

建国初期,为了营构政治化文学新体制,丁玲以较多的批评文字和不多的创作发出了自己作为“小号兵”呐喊助阵的声音。从“文艺为政治服务”的理念和“政治第一”的批评标准出发,她在批评实践中对文学作品的主题、题材问题、作家“改造思想”问题以及形式问题给予了高度关注。同时,她还以自己的创作显示了新体制的“规范”,间接显露出了“小号兵的声音”。在她的批评和创作中,文学与政治一体化的关系,是贯穿始终的中心和基本线索;建立和显示新体制的规范,是她从事批评和创作的目的。     

编读往来

编辑部负责同志:您好！ 最近我出差上海,无意中购到余秋雨先生的《文化苦旅》一书。余先生在“后记”中盛赞贵刊所设“《文化苦旅》笔谈”专栏,说“在所有评论中,我觉得特别严肃而见水平的是鄂西大学学报所设“《文化苦旅》笔谈”专栏中该校中文系五位教师发表的文章。我很惊讶鄂西大学对中国历史文化和当代散文艺术的思考水平,……深感中国大地上藏龙卧虎的处所实在不少。”     

编读往来

读了《山西老年》1993年6期“热门话题”专栏里的“一不干二不休”,感到实在是一篇很好的文章。之所以称好,我感到有这么几点:     

女权主义批评的反思(上)

以前,英美女权主义批评家对文学理论大都不感兴趣,甚至抱敌视态度,她们常常把文学理论视为一种绝望而又抽象的“男性活动”。然而,这种态度目前正在开始改变,20世纪80年代无疑标志着女权主义批评领域理论反思的突破。在这里,我打算考察一下那些对文学和文学批评的功能和目的作出进一步女权主义反思的先驱者。基于此,我集中选择了在我看来可以代表英美女权主义批评的三位批评家的理论著作,这三位批评家是:安耐特·克劳蒂妮,伊莱思·肖沃尔特和迈娜·杰海伦。 安耐特·克劳蒂妮 安耐特·克劳蒂妮的《关于女权主义文学批评定义的几点说明》是女权主义批评家中最早打破理论沉闷局面的论文之一,它最早刊登在1975年的《批评探究》杂志上。文章一开始就表明了她的新观点:“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人能够系统地阐释女权主义批评概念的确切定义”。克劳蒂妮在对各种女权主义批评定义作一番简要评述之后,提出了主要问题:应该把妇女文学作为一个独立的范畴来研究。在说明这种观点是建立在“妇女文学有点不同凡响的假设”基础之上的同时,克劳蒂妮忧心忡忡地说,这种观点可能会导致过早地下关于妇女自然属性的结论,抑或围绕着“妇女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相对价值”而争论不休。克劳蒂妮认为,“女权主义批评的长久任     

重读丁玲的三个短篇

我生长于穷乡僻壤,所以在距今四分之一个世纪以前的那场运动中,才读到丁玲的短篇小说《莎菲女士的日记》、《我在霞村的时候》和《在医院中》。当时批评这些小说的文章,倒是读了不少。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莎菲女士在延安”这样的论点。虽然,我不能苟同这论点的具体内容,但,它却极大地启发了我,帮助我找到了丁玲短篇小说创作的某种轨迹,不只是创作思想发展的轨迹,而且也有其小说艺术发展的轨迹。后来,很多年间,     

论中国现代散文诗的发展方向

一中国现代散文诗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风涛中降生,至今已走过了六十多年迂回而曲折的道路。“五四”开创时期,散文诗曾经有过一段甚为繁荣兴盛的历史;与之相适应,散文诗创作理论的建设,当时也取得了相当坚实的成绩。一九二二年,《文学周报》自二十二期起开辟了《论散文诗》专栏,吸引了不少作家、理论家参加讨论。同时,《创造周刊》,《文学旬刊》等,也发表了讨论散文诗创作的文章。在这场讨论中,人们对散文诗的基本特征是有着相当一致的认识的。总的倾向是认为,     

论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兼与《为文艺正名》作者商榷

今年第四期《上海文学》,发表了一篇题为《为文艺正名》的评论员文章,对“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说,给予了尖锐地批判。文章认为,“当前的文艺创作中存在着一个共同性问题,这就是文艺创作的公式化和概念化”。其原因,“就是创作者忽视了文学艺术自身的特征,而仅仅把文艺作为阶级斗争的一个简单的工具”。文章在分析批评中,还把“工具”说认定是“四人帮”一整套唯心主义创作原则的“理论基础”。因此,文章认为,要避免公式化、概念化,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创作,就必须彻底批判“工具”说。     

女权主义批评的反思(中)

伊莱恩·肖沃尔特 伊莱恩·肖沃尔特被认为是美国最重要的女权主义批评家之一,因此,她的理论见解对于我们具有特殊的吸引力。下面我想考察一下她关于女权主义文学理论的两篇论文,《走向女权主义诗学》<1979年)和《荒野中的女权主义批评》(1981年)。 在第一篇论文里,肖沃尔特把女权主义批评分成两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把妇女作为读者来考察,肖沃尔特称之为“女权主义批判”(femi-nist critique);第二种类型是把妇女作为作家来考察,肖沃尔特称之为“女性批评”(gynocritics)。“女权主义批判”探讨男作家的作品,肖沃尔特告诉我们,这种类型的批评“从历史的角度出发去探索文学现象的意识形态臆说”。然而,这种批评运用“怀疑论”的方法去研究文学文本,似乎与肖沃尔特第二种类型的批评完全不同,因为在“女性批评”的基本活动中,我们不仅发现了“女性艺术创造的心理动力”和“个别作家作品的研究”,而且还发现了“妇女文学的历史、     

郭沫若爱情诗的审美趋向及其缺陷——兼及郭沫若诗创作的一些美学特征

郭沫若以爱情诗创作走上新诗坛。在《我的作诗的经过》中,他说:“因为在民国五年的夏秋之交有和她(指安娜——引注)的恋爱发生,我的作诗的欲望才认真地发生了出来,《女神》中所收的《新月与白云》、《死的诱惑》、《别离》、《维奴司》都是先先后后为她而作的”这些诗作于1916年,是中国新诗史上最早的新情诗。1925年,郭沫若创作爱情诗集《瓶》,这是他另一段浪漫而没有结果的爱情插曲的收获。《瓶》含序诗共43首,是中国新诗史上最早的纯爱情诗集之一。据作者说:“《瓶》在写出的当时自己颇适意”,发表后被吟诵一时,诗人蒲风称誉为“中国诗坛的空前的抒情长诗”。《瓶》之     

施叔青的后殖民书写

施叔青历时8年创作出的小说“香港三部曲”(《她名叫蝴蝶》、《遍山洋紫荆》、《寂寞云园》),以妓女黄得云起伏的一生写就香港百年的沧桑历史,显示了作家的匠心独运与不凡的驾驭能力。文章运用东方主义、后殖民理论以及女性主义相关理论,对小说进行深度分析。     

关于“一分为三”的再讨论

关于“一分为三”的再讨论坚毅１９９１年５月，朱兰芝同志发表了《“一分为二”的提出及其哲学内涵──兼与“一分为三”论者商榷》（《理论学刊》１９９１年第３期，以下简称朱文１），批评了所有的“一分为三”论者，一但主要是与我商榷，所以我写了答辩文章，题为《“...     

从《诗》学到诗学 ——刘勰《诗经》阐释与《文心雕龙》诗学理论

从文学批评到理论建构是诗学的生成模式之一.刘勰在“宗经”视野下“论文”,尤其重视对《诗经》的批评与阐发,不仅以《诗经》为文体之源头、文学创作的范本、文学批评的标准,还通过化用《诗经》文本语言来陈述其诗学理论.通过对《诗经》阐释,刘勰提出了“雅丽”的文学审美理想,概括出了“为情而造文”、“比兴”、“以少总多”等重要文学创作手法.从对《诗经》的阐释批评到《文心雕龙》的诸多诗学理论形成,刘勰为中国文学理论之“从《诗》学到诗学”生成模式提供了考察的典型个案.     

论丁玲对《北斗》的贡献

丁玲主编《北斗》,对《北斗》十分珍爱,细心呵护,精心培育,就像母亲培养自己的新生婴儿一样。《北斗》一面世,丁玲就以母亲的情怀,广泛团结各路新老作家、理论家。丁玲还通过举办“创作不振之原因及其出路”、“文学大众化问题”征文等多种促进刊物与读者互动的活动,吸引读者广泛参与,增加了期刊的凝聚力。     

论《闲情偶寄》之戏曲文体思想及意义

李渔的《闲情偶寄》肯定戏曲文体特有的叙事性、舞台性,是戏曲编剧技巧、舞台实践经验的总结和推进,也是在前人理论成果基础上的新创。他将戏曲与“史传诗文”并列,抬高它的文体地位;更从形式、创作、功用等方面说明戏曲是“绝大文章”。他从创作的角度,强调戏曲文体服务于舞台演出的目的,强调“填词之设,专为登场”;又从戏曲叙事性的角度,要求“结构第一,一人一事”。李渔发展了王骥德“大头脑”、金圣叹“一人”“一事”等意见,强调戏曲创作要有吸引观众的新奇故事,能够收到深入大众、劝善戒恶的传播效果,并将“一事”引申为戏剧的核心事件及引发后续情节和戏剧冲突的重要关键,深入到了叙事和戏剧的本质。史传叙事思想为金圣叹评点《西厢记》重视,也是李渔戏曲批评的理论来源。李渔称戏曲与史传“同源而异派”,客观上将戏曲纳入叙事文学的轨道。又将叙事批评的“人情”“物理”概念引申到史传及其他传统文学,肯定了戏曲这种俗文学体裁的叙事特征。这显示出李渔以戏剧为本体、以登场为目的、以演出效果为标准的戏剧观构造下的戏曲理论超出一般文人戏曲思想和评论的特出之处。     

早期左翼文学批评的苏俄资源与价值形构——以1932年丁玲及《水》的评论为例

1931年,丁玲在开始主编“左联”机关刊物《北斗》前夕完成短篇小说《水》的创作。《水》在发表后引起了冯雪峰、钱杏邨、茅盾等左翼文学批评家的关注,并在1933年丁玲失踪事件后演变为左翼文学评论的一个小高潮。对丁玲及《水》的评论为左翼作家主体与文学文本的阐释打开了空间,成为早期左翼文学文本经典化的一次有效尝试。这一时期左翼文学批评强调对苏俄理论资源的“挪用”,进而确立起左翼文学的经典性与权威性,“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在《水》的文本批评实践中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同时,这一创作方法存在的问题也为中国左翼文学自身独特性反思提供了可能性。重新梳理这一时期关于《水》评论的发生与影响,既是对早期左翼文学批评实践的考察,也是审视中国左翼文艺运动独立性价值的有效视角。     

论周作人对中国现代诗歌的独特贡献

周作人在诗歌领域的理论建树、创作实绩及其影响,文学研究界长期以来未能给予应有的重视。本文从诗歌理论与批评、新诗创作和杂诗写作三个方面,介绍并论述了周作人对中国现代诗歌的创立和发展作出的重要而独特的贡献,特别是对作为周作人“独家产品”的杂诗,进行了梳理评价。     

承典与塑新：21世纪西方文学和文化批评中的马克思主义——基于彼德·巴里与罗伯特·帕克的文学理论著作的比较分析

彼德·巴里的《理论入门：文学与文化理论导论》和罗伯特·帕克的《如何解释文学：文学与文化研究批评理论》是21世纪西方文学文化批评中的“双子星”。它们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介绍部分不约而同地做到了“承典”和“创新”,而且存在诸多相似之处,即在继承马克思和恩格斯等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内涵及其文学文化批评实践,为读者进一步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提供了很好的指导。两本专著既彼此呼应又相互补充,共同为读者展示了马克思主义传统批评理论中的经典价值与地位及其在21世纪文学与文化批评领域的强大生命力。     

唐前对宫体诗的批评

在初唐史学家和“四杰”、陈子昂等人批评南朝文学之前,宫体诗已经经受了五次批评。它们分别发生在:宫体得名之初、梁末侯景之乱时、陈代何之元编纂《梁典》时、隋代李鄂上书高祖革除浮华表和王通著《中说》时。但五次批评都未对宫体诗的创作产生直接而显著的影响。究其原因,在于以下两点:整个社会盛行以宫体为代表的文风、批评者既无理论创新又无创作实绩。但唐前批评也逐渐出现了新气象,已经由单纯批评宫体和宫体诗人转变到批评整个汉魏六朝以来的文学创作,带有追根究底的性质。这种批评方法为初唐南北文化融合时批判继承南朝文学积累了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