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的话

本期刊载邓菲博士的这篇论文,主要在回顾、综述和探讨艺术史研究与思想史研究之间两个领域的互动,以及一些方法论上的问题。作为古代中国艺术史的研究者,她介绍了近年来西方以及中国学术界对古代中国艺术史研究在观念与方法上的变化,也讨论了观念史或思想史作为历史解读方式,如何被引入古代中国艺术史领域,使得图像与观念之间可以互相     

吕振羽晚年咏史诗中的民族思想与史学史理论

《吕振羽诗选》是研究吕振羽晚年思想和学问的重要文本。民族史和史学史是吕振羽晚年用功较多的两个领域。诗中讴歌历史上的民族大融合,以及在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少数民族领袖。咏史诗中关于中国古代史家和史书的篇章,反映了吕振羽对史学史研究的一些思考,包括：要坚持唯物史观的指导;要批判地继承古代史学遗产;要开展比较研究。     

从文献史、书籍史到文献文化史

中国学术传统对文献的重视,使文献校雠之学、文献史、出版史、藏书史等专门研究在现当代以来得到持续发展,但这些研究仍然缺乏对整体文献的社会文化意义的关注。当代海外汉学进行的中国书籍社会史研究,则因单纯移植西方"书籍史"问题意识而呈现出种种不足。与西方不同,中国文献书籍社会、文化意义的根本问题是文献图书的悠久历史与古代社会发展和文化传统延续的内在关系及其内涵。只有在此问题意识下展开"文献—文化"的探讨,才能达成关于中国古代文献历史、作用、意义的自我思考的拓展和深化。     

主持人语

区域史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我国迅速展开,其相关理论问题引起了学界的注意。区域史研究应当具备方法论的意义。区域首先是需要被检讨的对象,研究者应当将区域视为历史演变的结果,思考其由来的问题。在方法论的意义上,区域史应与社会史、整体史实现统一,充分注意中国历史发展的多样性。通过展现各个区域的历史发展逻辑,区域史研究的最终目标是揭示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这要求研究者同时关注不同区域之间、区域与国家之间的关系。     

新书简讯

在中国古代史的研究中,有目的地进行一些实地考察,往往会有收获;对于地方的研究来说,实地考察尤显重要。四川大学历史系胡昭曦同志,在从事宋代历史和四川古代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中,自1977年以来,先后到四川省内50个市、县进行过实地考察,     

拾遗补阙 嘉惠学人——中文译注本《庆陵》序三

人们认识历史,研究历史问题,首先要充分占有历史资料。前人留下来的遗迹、遗物和文献记载是我们认识古代社会的基础。研究者只有在尽可能占有史料的基础上,才能再现前人的社会生活状态。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辽史研究停滞不前,资料匮乏错愕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     

关于中国煤矿历史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近百年来,中国煤炭史的研究工作已经取得了有目共睹、十分可喜的成绩。进一步深入研究中国煤矿历史,要建立整体观念,揭示总体发展的规律和趋势。要采用多元化的研究方法,既从时间的维度阐述中国煤矿的产生和发展,又从空间的维度论述其在中国社会转型中的作用、地位和影响。要加强煤炭历史资料的整理和开发利用工作,不断拓宽煤炭史志的研究领域,把中国煤矿史的研究工作推向新的阶段。     

中国古代史研究的新视角——“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学术研讨会综述

随着考古学的不断发展,出土文献在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的贡献日益突出。2015年6月6日至7日在北京召开的"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学术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围绕百年来的出土文献,尤其是新出土或新整理的资料,从出土文献与古史研究,出土文献与秦汉制度史研究,出土文献与秦汉政治、行政、法律史研究,出土文献与学术史研究等几个方面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展示了考古发掘、出土文献整理与研究的最新进展,为先秦秦汉史乃至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开辟了新领域、新视角,推动了历史研究的深入发展。     

江南对外关系史研究的回顾和思考

从江南区域史研究出发,可以看到江南地区对外贸易史和对外文化交流史研究的国内相关成果存在两方面的问题：首先,涉及江南对外关系史的研究多数局限在中外关系史领域,没有将之延伸到江南区域史的讨论范围;其次,江南区域史研究者对相关对外关系史的研究进展关注有限。为此,从对外关系史的视角,江南区域史研究有以下两方面值得进一步推进：一是要深入探寻历史上江南对外贸易对江南地区社会经济和文化生活所带来的深刻影响;二是要把江南放在东亚乃至世界的范围中加以讨论,在东亚及全球视野下思考江南社会所具有的区域性特点和发展脉络,以进一步深化相关研究。     

中国东北史研究面临着理论考验

近年来，中国东北史研究成就斐然，同时面临着理论考验。举其要者，一是宗藩问题问题，二是“因俗而治”的评价问题，三是古代东北的历史地位问题，以及其他一些重要的概念。只有这些理论问题的探讨取得突破，中国东北史研究才能进一步深化。     

论“走出疑古”与古史重建

"走出疑古时代"的论点是李学勤先生在中国考古学蓬勃发展的背景下,试图寻求克服《古史辨》错疑所不应疑的不良倾向,重建中国古史新的理论体系的学术探索。"走出疑古"是试图在对《古史辨》理论进行科学的批判继承基础上,对晚清以来的疑古思潮进行合理的"扬弃",其真正学术意图在于超越"疑古"。"走出疑古"的论点体系也明显存在若干理论上的局限和逻辑上的疑难。李先生反复强调的将文献和考古结合起来研究古史的方法自王国维先生起已开始实践,以后王国维先生的弟子徐中舒先生及再传弟子唐嘉弘先生所积极倡导和自觉运用的将文献记载、考古学材料和民族学材料相结合的古史多重证法,进一步增强了古史研究的科学性,将中国的古史研究推向了新的高度,从真正意义上开始了"超越疑古",重建古史的学术尝试。李学勤先生所谓的"走出疑古"与古史重建工作,只不过是新的学术背景下,王国维、徐中舒、唐嘉弘三代学人理论探索和学术实践的继续。"走出疑古"后的中国古史研究,应继续重视理论的探索;继续重视古代史料的积累、审查与运用;加强科际整合,提高古史研究科学性;逐步深化夏代与传说时代历史的研究。     

经世以为学,创新以求是——黎虎先生史学研究述评

黎虎先生从事史学研究60余年,一直致力于中国古代史的教学与研究,学术成就卓著。综观黎先生史学研究,“独立思考,推陈出新”为其治学思想,“经世以为学,创新以求是”为其研究原则。黎虎先生不仅开创了“中国古代外交制度史”这一新学科,还结合走马楼三国吴简等新史料,对魏晋南北朝“吏户”“吏民”等问题进行重新诠释,构建起“吏民”问题研究的全新学术体系。黎虎先生非常重视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的有机结合,在其研究中完美地诠释了“二重证据法”,从而在史料的运用上为我们树立了典范。     

改革开放40年中国侠文化研究:基于CSSCI期刊论文的统计分析

中国侠文化研究包括侠的历史文化研究、武侠小说、武侠电影以及武侠产业研究。中国侠文化历史悠久，但学术研究却从改革开放初期才真正起步。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侠文化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基于CSSCI期刊论文进行统计，运用Execl表格和CiteSpace可视化图谱进行统计分析，有27个期刊、19个机构发表过10篇以上论文，13篇论文被引40次以上，10位学者发表过9篇以上论文。从关键词统计发现，中国侠文化有7个主要议题，总体成就呈现出5个方面的特点。在中国进入新时代之际，未来的中国侠文化研究应从新的站位高度、技术背景、研究体制3个方面入手，为中国文化繁荣与文化自信做出更大贡献。     

俄罗斯对中国问题研究热点聚焦

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中国经济的稳定高速发展,中俄两国在各领域的合作日益加深,俄罗斯学者对中国问题的研究兴趣愈加浓厚。目前,俄罗斯的多家学术研究机构,对中国共产党、中国经济发展、中国共产党的思想理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及其思想以及中俄关系等问题开展了多方面的研究。了解俄罗斯学界研究中国的情况和相关信息,可以为国内研究者更好地研究中国问题提供借鉴。     

中国古代有伦理学吗

20世纪以来中国人对"伦理学"这个西方学科的接受主要是从研究对象出发的,未能从思维方式角度思考伦理学作为一门科学成立的前提条件,因而普遍忽视了"中国伦理学是否能成立"这一对于研究中国伦理学来说根本性的问题。其结果是人们不假思索地将中国古代的伦理道德学说一律称为"中国伦理学"的内容,不仅导致对西方伦理学的误解,而且无益于国学传统的发扬光大。从亚里士多德对phronesis与sophia在希腊文中的含义区分出发,可以发现"伦理学"作为一门科学成立的前提问题非常重要,只有区分"儒家学说中有伦理学"和"儒家道德学说是伦理学"这两个判断,才能正确使用"儒家伦理学"或"中国古代伦理学"这类术语。此外,"儒家伦理学"、"中国古代伦理学"其实是用"伦理学"这一西方学科范畴对中国古代学术传统进行人为加工和重构的产物,决不能代替本来意义上的中国古代学术传统,特别是儒家学术;把儒家学术纳入"伦理学"等西方学科范畴,并以之为中国古代学术传统的最佳现代解读方式,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对中国古代学术传统、特别是儒家传统自身独立性的抹杀和独特价值的忽视。     

中国大陆《兰亭序》真伪论辨回顾

《兰亭序》传为王羲之的千古书法名作.宋人开始对传世《兰亭序》是否为右军所作表示怀疑,但因缺乏出土文物的印证而不得深入.清代乾隆年间至民国时期,学者对此进行考证,主要立场是否定此帖为王羲之所作.20世纪60年代,南京近郊出土的东晋墓志为《兰亭序》真伪之辨提供新线索,中国大陆学界开始进行比较严肃的学术争论,史称"兰亭论辨".这场论辨继承了明末清初兴起的实学思想和清代乾嘉学派的传统,围绕隶书笔意、文字出入、文章风格、智永依托《兰亭序》等焦点问题,取得突破性进展.20世纪80年代的论辨呈现出一种维护传统、驳论否定论者的走向,学者们不仅考证兰亭真伪,而且把反思的视角投向前期论辨,使学术研究趋于客观冷静的分析.20世纪90年代后期,新出土的《高崧墓志》为全面认识六朝书法提供实物资料,"《兰亭序》国际学术研讨会"对兰亭现象作了综合探讨,真伪之辨日益深入.《兰亭序》真伪是关系到书法史、汉字发展史的问题,意义重大.围绕此帖展开的真伪论辨涉及了社会科学学术探讨的种种层域,对已成定论的学术观点进行新的探讨,体现了学术的开放性和独立的学术品格.     

中国古代文学观念发生史论纲

新时期中国现代文学观念的研究比古代文学观念的研究更为活跃,且古代文学观念又多用现代文学观念进行解读,而对于中国古代文学观念何时发生、何以发生、如何发生、其思想文化内涵究竟是什么等这些奠定中国文学发展基础的重大问题,缺少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如果采用发生学的理论,从古代文学观念生成的动态过程中,全面梳理中国古代文学观念发生的文化渊源、话语体系、知识结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和主体社会实践,去探寻中国古代文学观念的丰富内涵,或可完成对于中国古代文学观念发生史的学术建构,促进中国文学史和中国文学思想史研究的深入发展。     

从逋赋治理的角度开拓明代财政研究的新视野——《逋赋治理与明代江南财赋管理体制的变迁》评介

近百年来,明代赋役制度与国家财政,一直是中外学者研究的热点问题,出现了许多优秀的学术成果。但其中针对中国历史上的逋赋现象某一侧面研究较多,且相对零散,而直接以明代逋赋问题为研究对象的学术成果却极少。胡克诚《逋赋治理与明代江南财赋管理体制的变迁》一书的出版,恰恰是从逋赋治理的角度,开拓了明代财政研究的新视野,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     

为何美国的中国史研究新潮迭出?——再析中外学术兴趣之异同

本文的重点是讨论西方中国学的传承和新潮,侧重分析西方学者如何研究和解释中国的历史。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西方学者的中国史研究著作,不断在中国翻译出版,引起了许多注意。一般而言,中国学者对于西方同行层出不穷的新颖观点,颇感兴趣。作者认为,西方研究中国史的学者之所以擅长推陈出新,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他们虽然研究中国史,但其历史研究的观点和方法,则常常受到中国史以外领域的启发。二是他们在材料的开发上面,其实还常常受惠于中国学者和出版界,比如中国档案的开放和编辑出版的原始史料等等。换言之,全球化的高歌猛进,使得学术交流比以往更为便利,因而造成了国际中国史学界新潮迭出的现象。     

“超今文学”与近现代经史转型

1930年前后,“今古”之见支配民国史学界,顾颉刚有意发起新一轮的“今古文论战”,“超今文学”逐渐成为学界焦点。胡适提出“回到廖平”,重审廖平以礼制平分今古的合理性;钱穆以史事澄清秦汉学术演化轨迹,解决近代今古文之争,反对于经说中强求异同;钱玄同、顾颉刚进一步将今古文问题史学化,从“辨伪”与“析学”的层面明确主张超越经今古文问题;廖平门生蒙文通、李源澄发展经史分流观,以“理想”与“陈迹”区分今古,实践以国故整理科学。以20世纪三四十年代民国学界“超今文学”的学术纠葛为线索,揭示民国学术的多元流变与各派学人的学术旨趣,展现近现代经史转型过程中沟通中西新旧的多种取径,融汇各家超越经今古之争的方法与宗旨,或利于反思进而丰富时下史学研究,使史学研究成为确立文明主体性的源头活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