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道国反腐力度对中国OFDI的影响——以非洲35个国家为例

基于2007—2019年中国企业对非洲35个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数据,运用FGLS模型,实证检验东道国反腐力度对中国OFDI的影响。企业多元化投资动机导致中国企业对非洲反腐力度的依赖产生差异性,市场寻求型OFDI偏好反腐力度较强的国家,资源寻求型OFDI偏好反腐力度较差的国家;反腐距离对中国企业在非洲投资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即母国与东道国反腐距离越长,越有利于中国企业的OFDI。中国企业跨国投资时应权衡投资预期收益与东道国制度风险损失,加强投资风险防范意识,推动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可持续发展。     

东道国环境规制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动因——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验证据

基于2008-2017年中国对71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外直接投资(OFDI)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东道国环境规制对中国OFDI动因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具有明显的市场寻求动因和自然资源寻求动因。东道国环境规制会降低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的自然资源寻求动因,东道国环境规制水平越高,东道国自然资源禀赋对中国OFDI的影响越弱。研究为解释"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OFDI实践提供新的洞见,为促进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负责任的OFDI提供有益启示。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研究——基于市场与资源两种因素的探讨

有别于以往对于对外直接投资动因采用行为导向的研究思路,从目的导向入手,通过建立混合面板模型,探析了市场驱动和自然资源驱动两种内在力量对中国OFDI的作用.研究发现,中国OFDI具有明显的市场寻求和资源寻求特征,中国OFDI受东道国绝对和相对市场规模的影响显著,双边贸易联系的增强、东道国市场开放程度的加深、温和的通货膨胀以及政治风险的降低对于中国OFDI的流入也具有积极影响.     

东道国主权信用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基于中国与全球ODI国别面板数据的实证比较

基于2003-2012年中国与全球在42国对外直接投资ODI面板数据,分别研究发达与发展中东道国主权信用对中国ODI的影响,并与全球ODI所受影响相比较得出结论：因主权信用下降、遭遇全球ODI流出的发达国家反而越来越吸引中国ODI,对发达地区市场与战略资产的寻求驱动我国企业在此时增持资产;中国与全球ODI均规避主权信用下降的发展中国家, 我国企业也并不偏好主权信用下降的自然资源丰富国。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潜力与方向研究

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对外投资一直是建设中的重点内容。选取2007—2016年10年间57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面板数据计算中国对沿线国家OFDI的绩效和潜力。通过计算发现,在倡议提出后,大部分国家OFDI的绩效都在增加,但投资潜力较大的国家只占少数,且欧洲地区国家OFDI的潜力普遍低于亚洲国家。运用东道国GDP、国家风险指数、劳动力占比、技术禀赋四个因素回归分析投资区位的选择,指出中国对不同绩效和引力的国家投资动机不尽相同,并提出相关建议。     

东道国数字经济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文章用Ward聚类法对2006—2020年我国与104个国家的OFDI动机分类,用功效得分法计算出数字经济,加入数字经济与投资动机交互项进行调节效应检验,并用泊松伪最大似然法PPML和工具变量法解决内生性问题,以此研究数字经济对我国OFDI及OFDI动机的影响,结论如下：各种检验表明东道国数字经济显著促进我国OFDI;数字经济的软硬件基础设施的作用最为突出,创新科技转化能力和信息通信技术水平的促进作用较弱;数字经济的提高会抑制市场规模、研发投入对我国OFDI的促进作用,会削弱工资水平对我国OFDI的抑制作用;市场型OFDI偏好数字经济和研发投入高的国家,创新科技转化能力对市场型OFDI促进作用较明显;东道国研发投入越高,创新科技转化能力和提升信息通信技术水平才越能获得额外收益,双边协定的签订有利于OFDI的发展。文章为推动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实现投资效益最大化,构建高水平对外开放格局提供了理论和实证依据。     

东道国外债规模与中国OFDI——基于发展中国家面板数据的研究

本文利用2003—2013年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跨国面板数据,采用系统GMM方法,实证研究发展中国家外债规模与中国OFDI的关系.研究发现,在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外债规模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在正向关系.此外,我们还得到东道国外债规模均会弱化市场规模、自然资源、技术水平对中国OFDI的正向作用.     

全球价值链分工位置和制造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

本文旨在探讨处全球价值链分工位置如何影响实体经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OFDI）决策。为此,文章通过价值链上游度衡量企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位置,境外投资企业名录识别企业OFDI项目数,并利用负二项回归等计数模型评估两者的因果关系。估计结果显示,全球价值链分工位置对实体经济企业OFDI决策具有显著负向影响,企业价值链上游度越低（或越下游）,OFDI倾向越高。区分OFDI类型的深入研究表明,这种负向关系主要体现在市场寻求型OFDI,效率寻求型和战略资产寻求型OFDI决策在总体上与企业价值链位置无显著关系。进一步考虑国内市场规模的影响后,文章发现,国内市场规模对这两类OFDI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该作用与价值链上游度负相关。由此可知,在国内市场规模大的行业,价值链下游企业开展效率寻求型和战略资产寻求型OFDI的倾向更强,反之,上游企业OFDI倾向更强。     

制度差异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基于“一带一路”倡议的调节效应分析

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大背景下,中国不断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向制度型开放转变,推动优质企业“走出去”。国家间的制度差异会影响经贸往来的交易成本,这是企业在选择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东道国时必须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理论分析表明：制度差异通过提高交易成本抑制对外直接投资,而国家间签署双边或多边合作协议可以缓解这种抑制作用。实证结果表明：政治制度差异和经济制度差异对OFDI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东道国签署“一带一路”倡议可以显著缓解这种抑制作用,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后这一结果依然稳健;随着中国对东道国OFDI存量的增加,制度差异对中国OFDI的抑制作用逐步减弱,东道国签署“一带一路”倡议的调节效应减弱;以地理距离为门槛值,地理距离越大,“一带一路”倡议的调节效应越显著。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营商环境对中国OFDI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国别差异视角

本文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营商环境的统计分析,采用拓展投资引力模型实证检验沿线国家营商环境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影响,并分析其国别差异.研究结果显示:整体而言,沿线国家营商环境对中国OFDI有显著正向影响;沿线国家营商环境与中国OFDI呈"倒U"型关系,即沿线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营商环境可以显著吸引中国OFDI,而沿线发达国家营商环境与中国OFDI为不显著的负向关系;中国对不同类型国家投资动机各异,对沿线发展中国家投资主要是劳动力导向,对沿线转型国家和发达国家投资主要是战略资产导向.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经济发展、资源禀赋和制度环境

基于2007—2017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57个国家的投资面板数据,采用空间计量模型,考察东道国经济发展、资源禀赋、制度环境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影响效应,并检验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的直接投资是否存在“邻国效应”。结果表明：中国OFDI倾向经济发展水平低、市场规模大、基础设施健全和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东道国良好的监管治理对中国OFDI有积极影响,政治稳定性和腐败控制表现为抑制作用,监管治理对政治稳定性与中国OFDI以及腐败控制与中国OFDI的关系均有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中国对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存在显著的“邻国效应”,且投资类型为集聚垂直复合型;吸引中国对沿线不同区域以及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国家直接投资的因素互有差异。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影响中国OFDI流入的实证研究

东道国基础设施是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水平参差不齐,会对中国企业“走出去”对外直接投资(OFDI)产生直接影响。使用UC模型测算东道国的交通、能源、通信和综合基础设施发展指数,构建面板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来实证检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对中国OFDI的直接影响和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OFDI整体上存在基础设施偏好,说明了“设施联通”对拉动投资的基础作用;此外,基础设施空间溢出效应显著,相邻国家综合基础设施、交通和通信都能够通过扩散效应拉动中国OFDI流入东道国,突出了国家间“政策沟通”的必要性;基础设施对直接投资的影响在不同收入水平国家间存在显著差异,说明不同国家基础设施建设重点不同。最后,分别从企业、东道国和中国政府角度出发,对提高“一带一路”沿线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水平和促进中国OFDI提出建议。     

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对中国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基于门槛效应的实证研究

流入发达国家技术密集型行业的OFDI更有助于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在母国显现,而以寻求廉价自然资源和劳动力为主要动机流入技术落后国家的OFDI难以对母国技术创新能力产生影响。以中国2003—2019年省际面板数据为样本构建门槛回归模型,实证检验OFDI逆向技术溢出影响中国技术创新能力的门槛效应。研究发现,劳动者受教育程度、技术差距和对外开放水平仅有单一门槛,而金融发展水平存在双重门槛,以上四个门槛变量在达到门槛值后,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中国技术创新能力提升有更为显著的促进作用;研发投入强度与经济发展水平也有单一门槛,但在不同门槛取值区间内,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技术创新能力提升的促进作用呈阶梯递减特征;政府对研发的支持程度不存在门槛效应。因此,中国应在鼓励企业“走出去”寻求先进科技资源的同时,持续培育吸收能力并优化研发投入结构,强化逆向技术溢出的吸收和利用。     

OFDI、制度质量与“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产业结构升级

“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新时期全方位开放的重要战略,在倡议下的对外直接投资是中国融入全球化的重要途径。基于2003~2016年“一带一路”40个沿线国家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OFDI、东道国制度质量以及二者互动对东道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中国OFDI对沿线国家产业结构升级存在显著的正效应;（2）沿线国家制度质量与产业结构优化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3）沿线国家制度质量总体上处于较低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中国OFDI对东道国产业结构升级的正向作用。     

多维距离对中国企业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基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实证分析

基于2003—2016年中国对"海上丝绸之路"28个沿线国家OFDI(对外直接投资)的面板数据,分析了以地理、政治、经济与技术距离四个维度为主要内涵的多维距离对中国企业在"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结果表明:地理距离与我国企业在"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OFDI规模有显著的正向关系,政治距离、经济距离与中国企业OFDI呈U型关系,而技术距离与中国企业OFDI之间呈倒U型关系。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出口贸易效应

推动国家间的贸易与投资是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内容。选取2004年至2018年56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作为样本,研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出口贸易效应及影响机制。研究发现: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和出口贸易具有较大空间关联性,两者均集中于东南亚、西亚和东欧,总体呈现"东高西低,南高北低"的空间格局,并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呈现出向西迈进的趋势;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具有显著的出口贸易促进效应,两者总体上具有互补协同关系;不同动机下OFDI的出口贸易效应存在异质性,资源和效率寻求型OFDI对出口的促进作用最强,但市场寻求型OFDI对出口贸易具有调节和抑制作用,而创新寻求型OFDI的出口效应并不明显。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2003—2014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跨国面板数据,运用随机前沿引力模型,研究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签订双边自贸协定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存在显著的正向效用,"一带一路"沿线东道国的技术创新水平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而东道国与中国之间的文化差异和经济距离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而对不同国家的分析表明,2003—2014年,中国通过"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获得的国外研发溢出效率排名前5位的国家分别为新加坡、巴基斯坦、越南、匈牙利和斯里兰卡.技术无效率函数的估计结果发现,东道国法律与腐败监管的严厉程度、东道国经济自由度在降低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逆向技术溢出无效程度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此,"走出去"的中国企业必须高度重视东道国当地的文化环境,同时应加快向东南亚、南亚及中亚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最后,应制定政策鼓励国内研发实力强的企业对科技资源密集型的发达国家和地区进行对外直接投资.     

资源寻求视角下中国对中亚直接投资研究

随着全球油气资源争夺激烈,我国经济增长与能源资源需求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资源型OFDI的影响效应不断增强。运用引力模型研究2006—2014年中国对中亚直接投资的相关数据,分析中国对中亚直接投资的动机及各投资动机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指出中国对中亚直接投资具备明显的资源寻求的特征,中亚市场规模正向影响中国对中亚的直接投资,但劳动力成本和双边贸易对中国对中亚直接投资影响不显著。     

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出口效应研究

梳理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的影响机制,运用2003—2017年中国对东盟十国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的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分析中国对东盟的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之间的相互关系.结果表明:中国对东盟的直接投资能显著促进出口贸易,即对外直接投资(OFDI)与出口贸易互补;在进一步研究中国对东盟不同动机OFDI对出口贸易的影响中发现,中国对东盟的直接投资存在效率寻求和市场寻求两种动机,并且随着效率寻求型OFDI和市场寻求型OFDI的不断增长,中国对东盟的出口贸易不断增长;最后,"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对外直接投资有利于中国的出口贸易.     

东道国营商环境与中国OFDI——基于双边政治关系的门槛效应分析

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背景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活动越来越多地受到东道国营商环境与双边政治关系的影响。基于2003—2020年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49个国家的面板数据,分析东道国营商环境对中国OFDI的影响以及双边政治关系的门槛效应。结果显示,东道国整体营商环境对中国OFDI具有积极影响,具体到营商环境的分项指标,结果存在一定差异性;双边政治关系在东道国营商环境对中国OFDI的影响中存在门槛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高收入、低收入国家依次通过单一门槛、双重门槛检验。最后,为进一步推动中国OFDI高质量发展,提出开展营商环境中介服务、优化双边政治关系、推进贸易与直接投资协同发展等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