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刘整叛宋论南宋的"打算法"及其末期的军政危机

为了探讨南宋末期的军政危机,通过深入梳理这一时期历史文献的方法,认为:就南宋末年的大背景而言,景定年间贾似道所推行的"打算法"是挽救南宋中央财政危机和加强对地方的控制的措施,反映了地方和中央之间的矛盾关系,更深层则是南宋的驭将政策和制度模式.南宋末 期军制的变化使得军权下移,而中央和地方在财政上的矛盾则进一步加剧,二者的尖锐对立导致刘整叛宋.     

宋代四川的农村商品生产

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虽然很早就出现了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但它又是很不发达的.宋代开始有了国家设置商税机关的数目和商税收入的记载,反映了这个时期我国封建社会自然经济内部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才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与此同时,宋代四川的商品生产也有了飞跃的发展,商税务的数目和商税收入的数量,都在全国占有较     

"便宜行事" 与中央集权——以南宋川陕宣抚处置司的运行为中心

建炎三年五月至绍兴三年,南宋在川陕地区设置宣抚处置司,以张浚为川陕宣抚处置使,赋予川陕宣抚处置司“便宜行事”的权力,导致地方权力强大,触及中央集权统治。川陕宣抚处置司“便宜”之权的授予、运作、废除的过程,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认识南宋中央集权体制下地方行政运行的绝佳个案,从中展现出了南宋中央与地方之间权力互动的演变轨迹。     

晚清铁路公司运营阶段的税费负担考察

晚清时期税收制度针对铁路公司的征税安排，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铁路公司需要根据规定数目进行报效、部分线路“代商纳税”进而被迫转嫁税负、尝试开办铁路商税和火车票税。从实践层面而言，报效和税负转嫁构成了铁路公司的实在负担，但清政府曾经尝试的铁路商税和火车票税却不了了之，只是停留在规划阶段。就报效和税负转嫁而言，报效从清朝前期作为清政府临时性的筹款方式到晚清时期对以铁路公司为代表的新式企业以营业税的形式被常态征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清朝税收制度的变化趋向；税负转嫁则意味着不良税制对于铁路运营事业的一种制约性影响。总体而言，对于晚晴铁路事业而言，在不完善的税收制度安排下，针对铁路公司的征税造成了铁路企业发展的沉重负担。     

近代中国厘金制度演进研究

厘金是近代中国地方政府的重要财源,始于19世纪中叶,终于20世纪30年代。在财政危机的大背景下,厘金经历了从临时性“捐输”向制度性“商税”的历史转变,不仅重塑了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关系,也对近代中国的地方治理和政治走向产生了深远影响。近年来,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成为时代命题,深入检讨和反思厘金制度留下的经验和教训,对于当下财税体制改革的深入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财政体制改革、财政分权博弈与财政收入增长

财政体制改革分权实际上是中央地方财政支出分权、财政收入和地区转移支付分权的博弈调整,核心是财政支出责任分配与财政收入分成.博弈理论模型表明,中国财政支出分权、预算内外收入分权与转移支付分权确实对中央、地方与全国预算内外财政收入、地区间财政收入转移均衡、中央地方财政收入结构产生复杂影响,其影响取决于市场化分权、行政分权、中央-地方财政分权、中央-地方国有经济财政支出边际产出、国有部门与私有部门投资边际溢出、边际成本、征税成本等因素.中央与各地方应该采取差别化分权模式     

财政体制改革、财政分权博弈与财政收入增长

财政体制改革分权实际上是中央地方财政支出分权、财政收入和地区转移支付分权的博弈调整,核心是财政支出责任分配与财政收入分成.博弈理论模型表明,中国财政支出分权、预算内外收入分权与转移支付分权确实对中央、地方与全国预算内外财政收入、地区间财政收入转移均衡、中央地方财政收入结构产生复杂影响,其影响取决于市场化分权、行政分权、中央-地方财政分权、中央-地方国有经济财政支出边际产出、国有部门与私有部门投资边际溢出、边际成本、征税成本等因素.中央与各地方应该采取差别化分权模式.     

中央与地方财政分权立宪的历史解读

一部中央与地方财政分权变迁史警示我们,中央过度集权容易诱发地方政府法外敛财,进而导致政府征税缺乏边界,私有财产权缺少应有的尊重和保护。反过来,地方分权过度或地方分权无序则会导致中央调控失灵、国家分裂等经济、政治危机。中央与地方财政分权的最佳模式是中央与地方财政分权立宪,但财政分权立宪需要稳定的政治环境、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及理性文化的大众共识。财政分权立宪的焦点是地方税收立法权及财政收入自主权的法治保障。     

元代商税初探

本文对元代“汉地”赋税制度的来源与商税的种类、内容、收入，以及统治者为保证商税足额所采取的政策，进行了论述。作者认为，元代商税是一种交易税，它只有住税而无过税，商税是三十取一，商税收入主要来自全国三四十处大中城市，但在财政收入的钱钞部分中占有重要地位，其重要性仅次于盐课     

税权法治：地方自主的财政保障

地方自主制度起源并发展于欧陆诸国商业的复兴和商人精神的兴起与传播.中国的历史发展中虽不乏地方自主意识的履痕,但至今仍处于变迁的阵痛之中.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如何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政府的纵向分权,更好地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则需要在了解中国国情的前提下,以地方自主的本质特征为理论基础.以税权--征税权、收税权和用税权--的法律控制为切入点,实现中央与地方政府关系法治化的税权控制.     

论赵开总领四川财赋

赵开是一位出色的理财家,他在南宋初年金军不断大举南下的情况下,总领四川财赋长达十年之久。在不增加地税和户税的情况下,赵开通过改革茶法、盐法、酒法,大大增加了财政收入,保障了四川防区庞大的军需供给。     

试析明万历前期的营业税

万历前期，分省区营业税额与各省区商业水平之间存在着严重脱节。表现有二对多数省区而言，商业水平和营业税额与其在全国的地位不相符合；各省区商业水平与营业税额之间不相称。造成这种格局的原因主要在于课税对象的狭隘，造成营业税额的普遍低下，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各省区营业税额与其商业水平的分离；对宋代商税的机械沿袭，则造成了明代各省区营业税额和商业水平与其在国内地位的不相一致。     

宋朝乡村催税人的演变——兼论明代粮长的起源

明代粮长起源于宋朝的催税人,北宋前期为由乡村上户充当的里正衙前,中期改为户长,后期为甲头或大保长。南宋前后和各地实行不同制度,同时出现了税长和苗长,是为明代粮长的滥觞。     

宋代商税法律制度及历史借鉴

宋代统治者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商税法律制度。宋代商税法律制度在商税的征收机构建立、相关立法、禁止非法增收商税、重惩商人偷税漏税、临时的特定减免等方面,都具有自己的特点。宋代财税思想对后世影响很大。宋朝的统治者注意把税收作为调节经济的手段,颇值得我们现代的税收制度借鉴。     

财政与皇权的互动——北宋内藏库运作机制之演变

宋初以北伐为目的而设置的内藏库,依靠江南金银课利的固定上供渠道以及与三司合作设置的市易务收入遗利,储备了大量的国家财政资金。这些财政资金,一方面应对高额的军费支出,另一方面,天子通过借贷给三司或政府,从而支配国家的行政运行,以提升皇权的效能。天子以内藏之资支配国家财政运行提升了皇权,而皇权彰显过程中,挥霍无度或超额支出造成内藏亏空,甚至财政危机,又反过来威胁着皇权,以至于太子登基之后,为提升皇权又进一步改良内藏库的管理。北宋167年间,天子皇权的提升与内藏库运作机制的发展演变,交相辉映。     

宋代的上供正赋

上供制度源起于唐代中叶,宋代沿用唐制而有更革。宋代的上供有广义与狭义之别,广义的上供泛指地方政府上缴中央的所有财赋,狭义的上供则只是地方政府上缴中央财赋的一项内容,即上供正赋。在上供之外,还存在另外一些中央向地方征调财赋的名目。从定义、定额与调发三个方面,可探求宋代上供正赋制度的具体内容。从北宋到南宋,上供制度有不少变化,它们再一次表现了中国传统专制国家财政支出不断膨胀的规律以及实用主义的治世精神。     

完善我国企业内部控制的思考

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的出现和财务造假、偷税漏税、侵吞公司财产等违法犯罪案件的屡屡发生．使得人们对风险问题高度关注，对企业内部控制更加重视。良好的企业内部控制能够有效地纠错防弊、规避风险，保证业务活动的顺利进行，保障资产的安全、完整。鉴于企业内部控制越来越重要和越来越引起人们的瞩目，非常有必要摸清我国企业内部控制状况．以完善我国企业内部控制。文章在对我国企业精心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企业内部控制问题及成因进行了归纳，对完善我国企业内部控制提出了对策。     

宋元明时期僧道免丁钱问题探讨

免丁钱是一种创行于南宋绍兴中期的身丁税,课征对象为寺观僧道,仅盛行于南宋时期。至于元明时期的僧道免丁钱,则是发拨度牒的收费,其性质与宋代不同。     

宋代医药领域的违法犯罪问题初探

学术界对宋代医药事业的蓬勃发展和法制建设的显著成就论述较多,但对医药领域的违法犯罪问题及其相关法规探讨较少。针对发生在医官、军医、民间医者和药材领域中的违法犯罪行为,宋朝政府制订、颁布了许多法规,并设定了相关制度,以惩治上述不法行为。这些法规和制度,具有极高的针对性和侧重点:对医官和进口香药监管得比较严密,对民间医者和药材监管得相对宽松。上述措施确实在当时对医药领域的违法犯罪活动形成了较为完整的规制体系。相关法律与制度对医药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确实起到了一定的打击与震慑作用。但是,宋代的巫医仍然活跃且多见,假冒伪劣药材依然泛滥。以史为鉴,宋代的相关经验与教训,值得学界进一步深入研究。     

宋代后妃与帝位传承

有宋一代,后妃参与政治的现象颇为普遍,特别是她们在帝位传承中发挥的作用。宋代后妃参与帝位传承的情况有三：即新君年少幼孤、帝统不正或非法继位。后妃介入帝位传承的现象在宋代虽十分显著,但却由主动转向被动,其作用也已偏于象征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