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明两朝辞赋复古之差异

元明两代是辞赋史的复古时期,元代提出了“祖骚宗汉”的赋学宗尚,明代以“唐无赋”的提法最为人所熟知。但二者复古的内涵却是有差别的,“祖骚宗汉”确定了以楚骚、汉赋为典范的赋学观念,而“唐无赋”则在“祖骚宗汉”的基础上,把六朝骈赋也纳入宗尚的范围,扩大了复古的内涵。从创作实际来说,元赋除祖骚宗汉之外,由于文学的延续性以及赋家文儒相兼的身份的影响,还有一部分承袭宋朝文赋的作品,成为浦铣“宋、元赋好着议论”的重要依据。明赋则除祖骚宗汉之外,万历以后拟六朝骈赋增多,甚至超过骚体赋,这与当时“文选学”的复兴有一定关系,故“明人赋专尚模范《文选》”。     

论明赋之演进历程

明赋显示了从"祖骚宗汉"到"祖骚宗汉""不废六朝"的演进历程:洪武建文朝沿袭元朝"祖骚宗汉"的赋学观念,但开国之初的新气象也有反映,与元赋有所不同;永乐至成化朝,祥瑞赋与京都赋繁盛,艺术上取径范围宽广,宗汉的特点突出,赋颂传统回归;弘治至隆庆朝,复古思潮兴起并发展壮大,复古派提出"唐无赋",反对唐律赋与宋文赋,在祖骚宗汉之外,对六朝骈赋有所包容,创作上却并不完全废弃律赋与文赋。反复古派于赋论无所建树,现存赋作在骚汉赋、六朝骈赋的基础上扩大了宗尚的范围,对唐律赋、宋文赋关注较多;万历泰昌朝,复古派反思自身在尊崇骚汉过程中的堆垛奥僻之弊,反复古派提出"唐赋明白简易",实际创作则向"祖骚宗汉""不废六朝"的赋学宗尚靠拢,两派界限渐趋模糊;天启崇祯朝,拟六朝之作超过骚体赋,从创作上体现了"祖骚宗汉""不废六朝"的赋学观念;遗民赋沿袭启、祯朝特点。     

《古赋辩体》之后的元朝赋论

《古赋辩体》之后的元朝赋论大都深受祝尧"祖骚宗汉"复古思想的影响,不过他们对祝尧所论也多有补益,有的对其未曾涉及的领域有所论述,有的对其偏颇与矛盾之处有所更正,有的还扩大了学习古赋的范围。虽然这些赋论由于缺乏系统性,历来关注较少,但对于元后期辞赋的复古思潮却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具有独特的价值,可视为对祝尧赋论的补充。     

论元代辞赋“祖骚宗汉”的创作实践

元代辞赋创作最突出的特点就是“祖骚宗汉”。元赋“祖骚”不仅模拟楚辞的外在形式，而且深入其精神气质，尤其是对“骚悲”和“骚怨”的继承颇有体悟。元赋“宗汉”体现在对汉赋题材内容、铺叙方法、结构篇章、讽谏功用等方面的继承和发展。虽然元赋“祖骚宗汉”存有明显不足，但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产生了一大批优秀的辞赋作家和作品，使元赋创作既起到对前代赋体弊端纠正的作用，又建构起明清辞赋理论和创作的发展方向，从而奠定元赋在辞赋史上的地位。     

论明代赋学批评之演进

明代赋学,出于对唐宋以来辞赋创作浮靡风气的反省自拯,以及对元代祝尧等赋论家重情说的继承,复古重情成为当时的理论倾向,且表现出鲜明的阶段性:即明初重儒思想下的复古赋论,以前后七子等为代表的明代中期的复古赋论,后期复古派与反复古派的赋学论争以及对汉魏六朝赋的归依.虽然新义不是太多,但在反对前代唐律赋以律束情、宋文赋以理掩情的基础上,提倡“祖骚宗汉”以与时文相抗衡,引领了清代古体赋学的繁荣,在赋学批评史自有承上启下的历史功绩与赋史价值.     

屈骚传统的复兴与王令的辞赋创作

北宋中期,在经世致用思潮的影响下,文人们建功立业的热情高涨,屈骚忧国忧民、反抗现实的传统被发扬光大,骚体创作勃然而兴。作家们通过骚体来发愤抒情,激励名节,追求雄豪横放的奇峭美。在辞赋创作中最能体现发愤抒情特色的是王令。他的辞赋继承屈骚对独拔流俗、峻洁高尚的人格美的追求,以强烈的情感反抗现实压抑,在艺术表现和风格方面继承并发展了屈骚浪漫主义传统。     

论《古赋辨体》出现的原因

《古赋辨体》是赋学研究中值得关注的一个点,它的出现是对前代律赋、文赋弊端的反驳,是配合元代科举制度为试子取法的圭臬,也是赋体自身发展的一个理论性总结。总之,它以"真情"为尊,以"六义"为法,以"祖骚宗汉"为口号,不仅对于前代赋体的正变源流多有真知灼见,而且开启了元、明、清赋学研究中一次规模宏大、纵贯三代的以复古为主流的尊体、辨体思潮。     

元赋“祖骚宗汉”论

文章认为,“祖骚宗汉”实质上是元人不满于律赋的偏尚俳偶与文赋的倾于理趣,却又缺少情感或藻彩而提出的一个辞赋革新的口号。在这面旗帜下,元赋作家学习楚辞,宣泄失志之悲,驰骋想象,展开入地升天的描写;也学习汉赋的颂美皇家和铺陈讽谏。这些努力强化了元赋的抒情性和生动性,复兴了古赋的宏大气势,使之获得较高的文学价值,并奠定了明清辞赋以古为主的格局。元赋的不足是思想境界稍欠高迥,也缺少全新的创造。     

元赋的历史嬗变研究

元代赋学观念是复古的,是在复古派与反复古派的反复辩难中发展而来.元代赋的总体倾向是以“崇情祖骚”为引导的,其中复古和抒情是最为本质的特点.在修辞方面不加夸饰,真诚朴实,稍带些粗放,复古中力求新变,于是,论学则尊道德而鄙文艺,论文则崇本实而去浮华,成为元代前期文坛的主要风气.元赋冲破了经学说教及文学形式的种种藩篱,创造出古雅的、富有生命气息和真情实感的赋作,成就了元代辞赋独有的特色.     

王修玉《历朝赋楷》与清初文教政策

王修玉《历朝赋楷》受明代赋学思潮的影响而祖骚宗汉,但在新的背景下也表现出了对唐代和本朝律赋尤其是应试应制律赋的重视和推崇。王修玉的赋选,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清初统治者重赋的文教政策对文学发展和社会稳定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制度视野下的辞赋创作——以清代乾嘉时期为中心

清代是古代赋学的集大成期,无论是辞赋创作还是赋论都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地位。赋学的繁荣除了统治者的辞赋创作与提倡外,科举试赋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特别是乾嘉时期,针对律赋创作的疲苶倾向,赋论家提出"以古文为时文"的创作要求,既是辞赋文体自身的救赎,也是应合科举试赋的统治阶级意向的表现,对后期辞赋创作及古代赋学理论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而赋论强调"丽则"的观念也可以说是统治政策在文体风格方面的必然反映。     

论宋代文体学承前启后的地位和意义

宋代文体学介于汉魏六朝和明代两个文体集大成的历史时段中间,在中国古代文体学发展史上占据着承前启后的关键地位,这可以从文体学史、文体分类、文体批评、文体纂述体例等很多方面反映出来。总集编纂与文体分类密切相关,宋代四大文章总集中,有三部继承《文选》体例,《文章正宗》虽也以《文选》为参照系,但另开门径,创立了真氏四分法。这种文体分类方法不但在理论上普遍为人们所认可,在实践中也影响深远,历宋元明清不乏效仿者。宋代文体学的最大贡献是其文体纂述体例上的承上启下,这主要表现在类书中“文部”的纂述体例上。而宋代发达的文体批评则成为古代辨体理论的先声。     

汉赋形成的原因初探

以司马相如、扬雄作品为代表的汉代赋体文学,因其华丽的辞藻、繁复的铺排和其"劝百讽一"的篇章结构一直备受批评家的注目.汉赋为什么会形成这种显著的文本特征呢?本文从汉代文人的文学观念、汉代文人的社会地位及其生存方式和汉人对赋体文学的接受及评价机制这三个方面来探讨其形成的原因.作者认为,只有站在汉代这个特定的时代才能理解汉赋的创作盛况,才能更清楚地认识汉赋之美,从而更进一步地认识汉赋在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和意义.     

明初文学复古现象之考察

明初文学复古现象的形成,既缘于这时期文人对新王朝盛世的认同和期望,更由传统文学自身的发展趋势使然。明初文学保持着元末割据状态下的地域性特点,因此各个文学流派的复古理论既相对独立,又相互影响,呈现为多元化中有所趋同的现象:当时文人有的标举以情为诗,但同时也有人倡导继承道统,文以载道;有的主张转益多师,但同时取法汉魏盛唐的呼声也很高;有的要求师其意不师其辞,但同时掇拾词语意象的摹拟风气已经形成。     

《文心雕龙》的“自然”论文学观

"自然"是中国古代文论的重要范畴,以"自然"论文学,汉朝《淮南子》即有记载,自西晋以来.以"自然"论文艺已成为较为普遍的现象,但直到魏晋六朝刘勰《文心雕龙》的出现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自然"论文学观。刘勰以"自然之道"作为文学创作的根本原则,从哲学本体论高度论证"文"之产生与存在的必然性、"文"与"质"的本质统一关系,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文学发生上的"自然感吟",文章风格上的"自然之势".文学创作上的"率直委和"、自然"情会"等一系列重要问题,建立了体系化、系统化的"文道自然"观。     

赋体演变的句式考察

赋起于楚辞骚体,继有大赋、骈赋、律赋、文赋之制,赋体的演变突出显示于句式的变化。楚辞及骚体以句尾“兮”字拉长语气,增强感叹,又以句中虚字接连名物、形容并形成结构复杂的散语长句,适合怨怼激发的情感抒写。汉大赋鸿篇巨制,大题苞览,叙物为本,主要以四言一顺的散语长句展开名物和形容的铺陈。六代骈体小赋及唐代律赋抒情体物,则以四、六及其愈趋谨严的联对结构乃至声律规范承当一物一事的细致描写,物我相融,于诗为近。宋代文赋复归散语,然与汉大赋承接诸子谈辩、排比辑事不同,而是援取唐宋“古文”作法,其较远的来源是秦汉叙议之文,句式长短不拘一格,议论为主,显示主体意识的自我执持。     

从京都赋到田园诗--对诗赋文学创作传统的思考

中国古代文人创作源起楚汉辞赋,继兴魏晋五言诗歌,从而构成先唐以诗赋为中心的文学创作传统。在此长达数百年的诗赋文学创作形成时期,公元1世纪以班固为代表的赋家创制了“京都赋”文学系列、公元4世纪末以陶渊明为代表的诗人创制了“田园诗”文学系列,一被奉为赋体正宗,一被视作诗苑杰作,后世追摹仿效,奉为两座艺术高峰。而从京都赋到田园诗的变迁史迹看诗赋文学创作传统,又呈现出城市文学与乡村文学的差异,分别代表两种不同的物质背景和精神风貌,这启引我们对诗赋艺术价值作重新思考。     

元初南北辞赋创作之比较

元初南北赋家面对宋金律赋弊端,都以复古振衰救弊,在入元之初就已大力创作古赋,远早于元仁宗恢复科举变律赋为古赋。不过他们的宗尚同中有异:两者都有骚体赋,南方赋家数量多、篇幅短,范围广泛,甚至说理、文化赋也用骚体;北方赋家仍用骚体抒情,但却从字词、句式、感情、手法等多方面拟骚。两者都宗汉,但北方赋家乘元初雄浑之气,大多数题材都讲究层层铺排,夸饰渲染,有铺张扬厉的汉大赋之风;南方赋家则只在铺叙家乡风物的地理赋中宗尚散体大赋。两者都有宋文赋,北方赋家多拟苏轼之赋;南方赋家多宗议论说理的宋朝古赋,有大量"击壤体"的理学赋。此外,两者一北一南,北之沉雄,南之清婉,风格各异。     

赋论历史考辨

文体批评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基础之一,而作为文体之一的赋学批评,因赋创作的特有体制,具有相对的独立意义。“赋者铺也,铺采摘文,体物写志也”为赋之体,“不歌而诵谓之赋”为赋之用。然深入古代赋论的历史与体系,其间隆替、交叉等复杂现象又非前引之句可以概括,所以欲明赋学体用,必先对赋的理论批评历史轨迹进行梳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