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失衡:澳大利亚平衡外交新动向

澳大利亚是美国亚太战略的"南锚",也是中国周边外交的重要一环。基于自身国家身份与地理位置的错位、经济利益与安全利益的背离,自霍华德政府执政以来,平衡外交一直是澳大利亚外交的基本立场。但自2016年以来,澳大利亚平衡外交出现滑向失衡的新动向:地缘政治考量优先于地缘经济、中澳伙伴关系滞后于澳美同盟、强硬保守多于务实理性。中美权力转移加速、中澳实力差距急剧扩大、澳担心被美国战略抛弃、澳国内民粹主义等极端思潮抬头,共同导致澳大利亚对华外交日渐失衡。对此,中国可采取加快南海共同行为准则磋商、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开启南太平洋地区"非安全化"进程、加大话语能力建设等措施予以应对。受大国权力斗争加剧、意识形态回归、地缘政治超越地缘经济的影响,在未来一段时间,澳大利亚对华外交失衡趋势难以得到彻底扭转。     

中国周边安全新形势与中国的应对策略

周边外交在中国外交全局中处于首要位置。无论从地理方位、自然环境还是相互关系看,周边形势变化对中国都具有重要的战略影响。新冠疫情暴发以来,中美战略竞争迅速加剧,不少周边国家的对华政策也出现显著调整,导致中国周边安全形势出现一系列变化。一方面,美国"印太战略"主导下的联盟体系正朝着协调牵制中国的趋势发展,周边中等强国之间也逐步构建了以联合制华为目标的防务后勤支持体系;另一方面,冷战结束以来形成的以东盟为中心的地区架构正在被削弱,寻求同中国经济相"脱钩"和深度"挂钩"的趋势并行发展。未来,中国需要面对更加复杂而严峻的周边环境。在此背景下,精准判断美国在中国周边的影响,准确把握周边国家的对华政策,在此基础上调整中国的周边外交战略,才能妥善应对不同的战略问题及挑战。     

拜登政府对华政策调整及引发的复合安全困境问题研究

拜登政府在总结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失败经验后所推动的对华政策,并不是对美国对华政策的简单继承,也不是来自美国国际关系学界既有学术理论的现实实践延伸,而是美国结合当下全球性网络生产体系、区域安全架构和现实盟友关系等要素变化,重新进行的制度安排和政策重组。特朗普政府开启了美国对华政策的范式转折,拜登政府继承了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的某些历史惯性,但其对华政策中的模块化策略更加注重政策组合以及盟友调动,同时运用矩阵式和网络化的处理方式。拜登政府对华政策的推动实施,不仅会主动推动和扩大中美竞争的空间,同时也会在不同的维度上引发全球国家与地区间的复合安全困境。     

China-U.S. Detente and China's Aid to Vietnam to Resist U.S. Intervention ——The Vietnam Factor in China's Foreign-Policy Readjustment

1968年11月至1973年5月中国调整外交战略、实现与美国和解的进程中始终存在着越南因素的影响。中国在处理并存的援越抗美革命外交方针与缓和对美关系务实外交方针这对矛盾时,对越美和谈的态度及对越物质援助的方针相应地不断发生变化。中国以越南问题为轴心推动了美国调整对华政策的步伐,中美关系解冻。随着越战的结束,双方着手进一步落实联合抗苏的战略构想。但与此同时,中越之间的裂痕逐渐加深,越南最终投入了苏联的怀抱。     

“武装到牙齿”的中等强国——澳大利亚对华政策的安全化

安全化是行为主体把公共问题或常规政治问题转化为安全问题的政治实践。2016年以来,澳大利亚对华政策表现出明显的安全化取向。澳大利亚安全部门、行政部门和媒体结成安全化同盟,通过指认存在性威胁、争取观众支持和制定安全化法案三个步骤推动了“中国影响力”问题的安全化,构建了新的安全治理秩序。安全由此成为澳大利亚对华政策的底层逻辑。而且,“中国影响力”问题的安全化表现出明显的过度安全化和安全化“他者”的特征,决定了该安全化在本质上是一个将中国构建为“敌人”的政治进程。这不仅导致澳大利亚陷入安全化的失焦性和失当性困境,也严重冲击了中澳关系。基于此,中国需要以新型国际关系和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通过重启和优化外交对话机制、推动构建“中澳+X”合作模式、完善“二轨外交”机制和提升国际话语传播水平构建“去安全化”的对澳外交。     

回归还是调整：近年来美国战略界关于“势力范围”的讨论

作为对冷战后自由国际主义外交政策的反思，“势力范围”近年来再次成为美国战略界讨论的一个议题。现实派主张正视力量对比变化的现实，强调谨慎外交，减少不必要的风险和负担，利用盟伴制衡对手。自由派坚持自由国际主义外交，拒绝妥协。归根到底，双方的分歧更多是在如何维护美国主导地位的方式上。作为美国外交调整的风向标，这场讨论展现了美国外交重心向现实主义回调的逻辑和对华政策的趋向。对中国而言，要坚持以平等合作超越美国的话语陷阱，以开放共赢打破其联盟封堵，以主动作为推进全球治理改革。     

斯坦利·亨培克的杭州经历与其中国观

斯坦利·亨培克,美国著名中国通,20世纪上半叶美国对华政策的重要设计者和执行者.作为远东问题专家,他的中国观深受青年时期在中国经历的影响.在杭州近五年的工作和生活开启了他一生事业的方向,并最终铸就了其辉煌的外交生涯.在杭州生活期问,他目睹中国人民的觉醒与革命,也认识到了中国的政治混乱和经济落后.他的参政为他积累了丰富的对华外交经验.亨培克的中国情结导致了他在未来处理远东问题时经常同情和支持中国,但同时他对中国的偏见导致他不能正确理解中国民族主义的合理要求.     

China, America and Taiwan Straits Crisis in 1958

1958年发生的第二次台湾海峡危机是战后中美关系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也是美国对华政策的一个重大转变。危机期间,美国政府曾试图通过战争威胁和压力迫使中国做出让步,由于美国公众舆论和盟国的反对,更重要的是由于中国政府采取了灵活的对美政策,使美国以“核威慑”战略为主要内容的对华政策破产。尽管双方剑拔弩张,但事态终究没有失控。这次危机再一次体现了20世纪50年代中美两国既对抗又进行有限对话的基本特征。     

A Brief Comment on US Policy Toward China in the Mid-1960s

60年代中期的美国对华政策一直存在着深刻的内在矛盾。这种内在矛盾表现在一方面美国将中国视为最危险的敌人和最直接的威胁。另一方面美国朝野逐步认识到,中国的国际地位日益提高,美国企图长期孤立中国既不合情理,也做不到。美国处理对华关系中的这种内在矛盾到六十年代中后期已经无法再协调下去了。与美国对华政策陷入山穷水尽的同时,美国对华舆论已经酝酿出对华政策将要进行调整的内在逻辑和方向。     

中国崛起与世界秩序的重塑——兼论中美权力转移下的冲突与包容

美国一些学者和政客认为,中国崛起和“中国模式”本质上对美国构成了严重威胁,削弱了美国在世界的主导地位,而美国的全球霸权和利益决定了其对华政策和太平洋战略。中国绝不希望中美交恶,也不希望世界体系发生动荡,把握中国和世界未来前途命运的关键是如何处理非均衡的大国关系,特别是与现存超级大国的关系。把现实主义、理想主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等理论与中国崛起的实践结合起来,创造性地解决中国崛起与世界秩序的关系,实现合作共赢,必将为中国与人类的和平发展和共同繁荣开辟广阔光明的前景。     

中美关系中的人权问题

人权问题是90年代以来困扰中美关系的一个重要问题,一直到70年代中期,人权在美国外交政策中并没有占据突出的位置。卡特政府为了在美苏争霸中处于优势,明确地将人权问题作为对外政策的核心内容。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后,美国把“人权外交”的矛头转向中国,实质是以人权为武器,维护美国国家利益。     

中阿建交问题探析

1950年1月12日,阿富汗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表达了建立阿中双边外交关系的愿望和建议,但其后不久却又以国内财政困难为由单方面地搁置了建交进程.当然这里自然有反映其国内实情的一面,而其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则值得深究:一方面,当时的阿富汗政府虽继续坚持中立政策,但把加强阿美关系作为其对外政策的重要支柱;另一方面,美国为遏制苏联,加强了对阿富汗的拉拢和渗透.因此,阿美关系日益发展.在美国孤立、封锁、包围新中国的大形势下,阿富汗出于维护其自身国家利益的考量,暂时搁置了中阿建交进程.从1953年下半年开始,阿富汗国内政局的变化和阿美关系出现裂痕、阿苏关系不断改善、中国积极推行睦邻外交政策以及此一时期中印正处于“蜜月期”等综合因素,导致中阿建交进程开始出现转机.经过一系列政治对话和外交谈判,1955年1月20日中阿发表建交公报,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成为其后几十年中阿友好合作关系发展的历史起点.     

试论霸权支点结构及其对中国外交的影响

中国的崛起不仅是关乎国家权势的问题,也是关乎国家外交战略的问题。如何在现有的霸权体系中拓展外交资源,营造有利国际环境,是国家崛起过程中必须考虑的重要问题。"霸权支点结构"是霸权实行对整个体系控制的重要凭借。通过对此结构的分析,作者认为,尽管我国永不称霸,但从支点结构出发,可以增强中国外交的广度与深度,有效减缓美国霸权的敌对态势。     

美国干涉南海问题的政策趋势

伴随美国全球外交战略的调整,奥巴马政府强势介入南海问题,使南海争端的复杂化和国际化几成定势。美国南海政策与其亚太政策的目标一致,在于加强其对该地区安全事务的领导权和预防地区大国崛起的挑战。本文从中美互动、美国与东盟互动以及中国与东盟互动的三个视角,对最近几轮（特别是2011年夏季以来的新一轮）南海争端进行再观察,厘清美国逐步积极、深入介入南海问题的政策转型轨迹,及今后将长期对我解决南海争端进行干预的政策趋势。同时指出,南海问题的实质是美国的霸权边际与中国影响力扩展的必然碰撞,中国需用有战略高度的新思维应对之。     

论我国的外交实践与国际法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积极开展外交活动,以自己的外交实践推动了国际法的发展。其中,以国际法基本原则、领土法以及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等方面对发展国际法的主要贡献,最为引人瞩目。     

中美在南海问题上的外交博弈及其路径选择

中美围绕南海问题的较量类似"囚徒困境"博弈。由于利益冲突、缺乏互信以及联盟因素,中美在南海问题上的合作出现困境。如果上述问题得不到解决,该博弈就有可能转化为"谁是懦夫"博弈。南海问题的前景不容乐观。要解决中美南海博弈的外交困境,需要采取有效措施建立互信,并进行利益协调。     

美国两洋同盟演化与当代国际格局转型的再思考

美国借助大西洋同盟和亚太同盟介入或主导了几次重大国际事件,证明了"当代国际格局多极化趋势明显"是伪命题。当代国际格局变化的两种趋势中,三支主要力量的角逐为美国两洋同盟的维持与优化提供了结构性空间;冷战遗留问题为美国两洋同盟提供了丰厚的历史根基与现实条件;美国推进全球战略重心东移,是通过两洋同盟的运行而实施的,体现了当今国际格局的变化态势;美国两洋同盟在国际格局变动中的对接与实践,深化了资本主义同盟的冷战思维。从外交方法上看,冷战思维不是国际行为体单方面能够消除的,它是行为体之间理解和认同的一种外交思维方法;单方面摒弃冷战思维外交将受到对方的困扰甚至陷入困境。     

“Farewell to the Cold War”： the historical implications of China＇s normalizing its relations with the Soviet Union

从中国与冷战关系的角度看,中苏关系正常化的进程反映了中国对外政策逐步摆脱冷战时期形成的战略思维框架,以及中国决策层在改革开放中逐步形成和丰富起来的外交新理念。建国初期,中国领导人选择的发展战略是追随苏联的模式,对外政策则选择了“一边倒”与苏联结盟。经历了近三十年的动荡与波折,中国领导人终于提出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并选择了“独立自主的不结盟的和平外交”,这标志着自1950年代末以来,中国的国家发展战略与外交政策终于又一次实现了根本性的协调,其结果就是“告别冷战”。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的对外政策及外交困境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对外政策的演变是引人注目的。英国从一战的战胜国、巴黎和会的操纵者、"欧洲均势"的维护者,转变为20世纪30年代绥靖政策的推行者,其外交政策明显从主动走向被动,以至丧失外交主动权,不得不消极"避战",获得虚势的"和平"。英国绥靖政策的实行,有其错综复杂的国内背景和社会根源,但本质上是由盛转衰的英国丧失战斗意志的软弱表现。     

油气资源:缅甸多边外交的新手段

缅甸独立后的外交政策先后经历了冷战时期的中立主义外交,1989～1992年的对华友好外交,1993年后的多边外交。进入21世纪后,缅甸把油气资源作为其多边外交的新手段,对中国、印度、泰国等邻国,以及区域外的俄罗斯等国推行以油气资源为重要内容的多边外交,并利用各国相互制衡,以保持其内政外交的独立自主。缅甸的油气资源外交较大程度地维护了国家利益,增强了缅甸在国际政治舞台的博弈能力,并对相关国家的对缅政策产生了复杂的影响。2011年上台的民选政府势必会继续利用这一外交新手段在对外关系中追求平衡,完善多边外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