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史”说辨证与“心史”诗学建构

在传统认知视野中,长于抒情之“诗”与长于叙事之“史”既各司其职,又不离不弃,互通互补。自唐代杜甫诗善于叙事,别开境界,被时人誉为“诗史”以来,后人不断地拿各种诗体与编年、列传、纪事等史传交叉匹配,以增强诗歌的纪实性与叙事性。宋代以纪实性、叙事性为内含的“诗史”说再度辉煌。明代嘉靖年间的孔天胤曾将这种笔法概括为“以史为诗”“情事合一”,尤其是明清易代之际经历社会动荡、天下大乱的那批诗人在继承“以史为诗”传统过程中推动了叙事诗进展。期间,也伴随着关于“诗史”说的质疑和争论,直至清代“心史”说出现。一方面,“心史”说在强调诗歌抒情本质的同时,又兼顾了叙事性能,融合了“诗心”观念与“史笔”观念;另一方面,将以“情”为内核的“心”视为特殊叙事的一种,强调了诗歌叙述“心事”的功能,使之成为某种意义上的心态史、心灵史、心事史,其实质是强调“情事合一”。因此,“心史”诗学与“诗史”诗学并行不悖,并影响及史学建构,至今人钱钟书便有了所谓的“诗具史笔”“史蕴诗心”之说。     

王阳明“格物”“致知”说分疏——以《传习录》为中心

王阳明从自身的生命体验出发,其对“格物致知”说的阐释颇具革命性,不仅突破了程朱理学的解释框架,而且因此发扬和深化了心学一途的学思脉络。与朱子相比,王阳明对“格物致知”的训释的反动体现在：将朱子训物为客观物质实体与人类道德行为二义窄化为道德事为,物成了心之物,并且相应地穷理被局限于体认天理或良知,即格心。与此同时,所谓致知,仅仅变成了克除私欲,发明本心或使天理流行充塞,最终导致了贯通心与物、心与理,心外无物,心外无理。王阳明与朱子学说分道扬镳,但也因此以简易直接的方式宣告了自己心学理论的特色,并成为心学的集大成者。     

《黄帝四经》“隆礼重法”的治道意义探析

《黄帝四经》是黄老之学的奠基之作。其以道为基础,“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摄名、法之要”,对其前的中国文化进行了整合凝炼,形成“道—阴阳—文武—刑德”的治道。《黄帝四经》“隆礼重法”的治道精神彰显了理性的精神和制衡的气度,为黄老之学“隆礼重法”的治道模式的形成奠定了思想基础,同时对周齐、汉齐、汉初、唐初、明初等时代之治产生了重大影响,于当下中国科学发展和依法治国之治道实践也有重要借鉴意义。     

北宋“白体”诗风演变关捩——以张耒“效白居易体”为中心的考察

以白居易为代表的“白体”,原指白诗“自然”、“浅易”之风格,其在北宋的演变历程,与时代心理、主体意识、人格力量密切相关。张耒用儒释精神重构了原以苦县之学为思想基础的“白体”诗风,其“闲适”的内涵,演变为党争下“外王”追求落空后转向“内圣”的精神补偿。自张耒拟作“白体”后,宋人学白,把儒学经世视域纳入“白体”之“闲适”范畴,宋代党祸频频,为贬谪失意下仍无所悔恨的士大夫提供了陶渊明以外另一个心灵栖息之所。     

超越与回归的“平常心”——论道一对禅超二元对立思维的实践

禅，离念、离相、见性之谓。马祖道一阐发的“平常心是道”和“即心即佛”是在怀让“磨砖作镜”故事的启发下，充分表达的禅的否定性与超越精神以及对自性的回归。     

“制度反腐”沉思

运用制度规范、制约公权力,在一定程度上的确能起到防止腐败滋生和蔓延的作用,因此应当予以足够的重视,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不过,由于制度具有完善程度的相对性以及对其作用力的依赖性等局限,使之无法做到完美无缺,解决所有的问题。故而,根治腐败不能完全依赖于制度,而必须多管齐下,进行“综合治理”。发挥制度防治腐败的作用,在我国当下最为突出的问题就是如何提高其执行力。为此,应当在进一步增强制度本身的完整性、科学性和可操作性的同时,着力在提升广大党员干部对党的忠诚度和对制度的敬畏感、重视制度的宣传教育、责令领导干部做执行表率、加强对执行情况的检查与监督、强化责任的追究、加大处罚力度和搞好专业队伍的建设等方面出硬招,使大力。     

“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理念的环境法蕴涵

“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理念在环境法上具有丰富的内涵。在环境法调整范围方面，重新解读了生命共同体下人与自然的关系；在环境法价值观方面，提倡整体主义的生态价值观；在环境主体性方面，承认自然的主体地位。应将“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理念上升为我国环境法的理念，甚至作为我国环境法的立法原则。“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理念把人类的道德关怀扩展到整个自然界，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最高价值目标。“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理念的提出，要求人们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同时也为我国环境法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     

传统文化价值论的类型与原则

对先秦时期的儒、道、墨、法诸学派在论战中对价值论( 即义利之辩)的多向性选择, 从价值论类型、价值论原则两个层面加以论述,并对儒家的“中和”标准之所以在传统文化中取得主导地位的历史成因及影响也略作了说明。     

“一叶障目”：土司研究的“碎片化”倾向

近年来,土司研究中的“碎片化”倾向已经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对于“碎片化”概念内涵的澄清,有助于土司“碎片化”实质的认识。已有土司研究中,确实存在着断代性土司研究缺乏“长时段”、民族性土司研究缺乏“贯通性”、区域性土司研究缺乏“整体性”等“碎片化”倾向与表现,应引起土司学界的警觉。只要研究者立足于“总体史”,重视研究内容之间关联性探究,注重史学本位之多学科的交叉融合,就可以跳出“碎片化”的窠臼。     

主客体关系视角下的马克思哲学革命

传统西方哲学以抽象主客体关系为发展主线。马克思在颠倒黑格尔思维和意志之关系的基础上提出了以实践为基础的感性主客体关系,从而实现了对西方传统哲学的革命性变革。通过这种变革,马克思建立了一种实践的、经济的、辩证的和历史的唯物主义。     

《文心雕龙》的应用写作理论

刘勰的<文心雕龙>是中国古代一部伟大的写作理论著作,全书各部分均有应用写作理论方面的内容,包含着丰富的应用写作理论.<文心雕龙>中所阐述的关于应用写作理论的一些观点,是值得我们关注和进一步研究的.     

论欧阳修《新五代史》的编纂特点

本文主旨是通过对《新五代史》编纂特点的考察,揭示历史编纂与史家、时代的关系。体现于通排纪、传和善恶必书中"不没其实"的义例原则,反映了欧阳修以功业、道德标准评价历史和人物,并把功业标准作为道德标准承载体的理论;人物传全部采用类传的形式,揭示出北宋中期史学在经学影响下以儒家思想为品评人臣标准的倾向;而欧阳修对旧史志的高度简化,则反映了他以拾遗纠谬的态度和朴素的唯物方式对待历史上天人关系的思想,开启了二十四史中以"著其灾异而削其事应"原则书写纪、志的先河。     

韩信其人

作为秦末汉初“关系天下存亡”的历史人物之一,淮阴侯韩信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历史学者对其也有很多评说。韩信其人,尚有几点值得关注:他应是读书人出身,其早年就立下了封王封侯的志向;他既有军事才能又有政治智慧,但可惜的是他性格上的缺陷局限了他政治谋略的发挥;韩信身上有若干游侠行为的影子;最后,要全面看待韩信还要对他的天命观有所认识。     

从《世说新语》看张华的人格理想

魏晋时代玄风炽盛，虽然《世说新语》涉及张华条目记录的言行思想体现了作者“性好老庄”的主观倾向，但是张华并不热衷组织清谈或以名士高自标置。结合《晋书》以及文学作品对比分析《世说新语》相关条目，具体指向存在的矛盾，尤其《品藻》第8条记载刘令言始入洛评价“张茂先（华）我所不解”之处，可以发现，张华人格理想应是西晋著名作家和玄儒并蓄的入世名士。相较于袁宏《名士传》记载中朝名士群体结合名教与自然的入世人生态度，张华是当时能够比较好地会通儒学、玄理于政治生活实践的代表人物之一。     

在理学与心学之间徘徊——浅析陈淳心性论思想的一大特征

陈淳是朱子闽学南传的第一人。他从人的本性的角度,辨析了"性"、"命"、"道"、"理"等范畴,回答了人之所以为人的依据。他把心中之"理"解释为心的主宰,将"未发"理解为动机,并从天性中寻找道德自觉的依据,这些均继承了理学的传统观点。他将理既释为心的依据,又解释为心对道理的把握,这一矛盾则表现出他在理学与心学之间的徘徊。陈淳论证了情的合理性和普遍性,将情与天地阴阳之神联系起来,使得情具有天然的合理性,这种观点则接近心学。     

论韩愈对《文心雕龙》创作思想的认同与借鉴

以创作思想为例,论述韩愈对<文心雕龙>之认同与借鉴.韩愈创作思想主张以情为主,强调"不平"之思、感激怨怼、"勃然不释"之情对文学的感召、激发,与<文心雕龙>"立文本源"之"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一脉相承.创作修养上,二者皆主"虚静"说,主张多积累、多体验;文学风格上,韩愈认同刘勰之风格多样化的主张,坚守执正驭奇的基本指导思想.韩愈从创作思想上,认同与借鉴刘勰之理论主张,从而建立了正确而通达的基本文学理论,取得了巨大的艺术成就.     

现代困境中人性的溃退——评张欣的《为爱结婚》

张欣的小说《为爱结婚》,描写主人公在爱情与亲情的艰难选择中,心灵的苦痛与价值追求的困惑,使她最终从高尚走向卑微,从清纯走向世俗。这种痛苦的精神裂变深刻地揭示了在现代困境中人性是如何一步步被异化而溃退向末途绝路的,以此来唤起读者内心深处的价值关怀和对如何维护人性完善的深刻思考。     

论王维《辛夷坞》、《鸟鸣涧》两诗中的禅意

以佛教禅宗的本质为出发点 ,结合《辛夷坞》、《鸟鸣涧》二诗所体现出来的空寂闲静 ,论王维山水田园诗中所隐含的禅意     

“三美”原则指导下“信天游”歌词文本的翻译研究——以王宏印教授《西北回响》为例

信天游最能代表陕北民歌的风韵和特色,其独特的演唱风格受到全世界越来越多人的喜爱,如何恰当地把这颗民族文化瑰宝翻译成外语,让信天游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就必须先走好翻译这个最基本的一步。但目前对信天游翻译的专项研究仍处于极度贫乏状态。一方面应改善这种状况,另一方面也为以后的信天游翻译提供一些借鉴。先介绍信天游歌词的特点,再讨论＂三美＂原则指导下信天游的翻译,最后得出,在翻译信天游时应充分考虑到歌词特点和独特的意境,尽量做到＂三美＂,以便更好的将信天游进行宣传与推广。     

从《唐诗玉台新咏》看唐诗与《玉台新咏》的因缘

《唐诗玉台新咏》是成书于清康熙年间的一部断代诗选 ,所选诗歌在言情特质、情感类型、表现方式等多方面 ,与徐陵所编《玉台新咏》相比 ,存在着明显的承变关系。从中可见唐诗与《玉台新咏》的深刻因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