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史”说辨证与“心史”诗学建构

在传统认知视野中,长于抒情之“诗”与长于叙事之“史”既各司其职,又不离不弃,互通互补。自唐代杜甫诗善于叙事,别开境界,被时人誉为“诗史”以来,后人不断地拿各种诗体与编年、列传、纪事等史传交叉匹配,以增强诗歌的纪实性与叙事性。宋代以纪实性、叙事性为内含的“诗史”说再度辉煌。明代嘉靖年间的孔天胤曾将这种笔法概括为“以史为诗”“情事合一”,尤其是明清易代之际经历社会动荡、天下大乱的那批诗人在继承“以史为诗”传统过程中推动了叙事诗进展。期间,也伴随着关于“诗史”说的质疑和争论,直至清代“心史”说出现。一方面,“心史”说在强调诗歌抒情本质的同时,又兼顾了叙事性能,融合了“诗心”观念与“史笔”观念;另一方面,将以“情”为内核的“心”视为特殊叙事的一种,强调了诗歌叙述“心事”的功能,使之成为某种意义上的心态史、心灵史、心事史,其实质是强调“情事合一”。因此,“心史”诗学与“诗史”诗学并行不悖,并影响及史学建构,至今人钱钟书便有了所谓的“诗具史笔”“史蕴诗心”之说。     

沈从文视野中的“人生教育”

沈从文不仅是杰出的文学家,在教育领域也有独特的思考。在沈从文的视野里,教育的主要形态是“人生教育”;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于“做人”;“大书”、“小书”组成了“人生教育”的主要内容;自我教育是重要的教育方法。沈从文“人生教育”是中国做人教育思想链条上富有特色的一环,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乡-城流动”：参与式扶贫与村庄发展的路径

开发式扶贫和救济式扶贫都是政府输血式扶贫,未转化为村庄发展的内在性需求,缺乏内生性动力。农民通过“乡-城流动”的方式,积累了资金,掌握了技术,产生了回乡投资的强烈意愿,与政府反贫困形成合力,实现了非农化和结构重组的再农化,乡村得到了发展。在此意义上,“乡-城”流动是乡村内生性发展的动力机制,是参与式扶贫的实现途径。     

“中国模式”的辩证解读——兼评“中国模式”解释多元化的方法论根源

“中国模式”是一个完整的认识对象,蕴涵着深刻的辩证智慧,科学解读“中国模式”不能不讲辩证法。在国际话语场,西方学者对“中国模式”的多元化解读充满了误读与偏见,“中国模式”成了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陷入了“没有标准,怎么说都行”的解释怪圈之中。西方一些学者对“中国模式”的多元化解读,除了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偏见和形形色色的政治意图之外,不讲辩证法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方法决定看法,方法不一样,看法也不一样,只有把方法搞对头,看问题才会不失偏颇,看法才能搞对头。科学解读“中国模式”,必选坚持“一”与“多”的统一,“变”与“稳”的平衡,“质”与“量”的互补,“中”与“西”的互鉴,“主流”与“支流”的兼顾,“逻辑”与“历史”的一致,“局部”与“整体”的呼应,“历史”与“现实”的贯通。这是关于“中国模式”的辩证法,也是理解“中国模式”的方法论。     

清水江下游的家族“结盟”与地方社会建构

华南学派关于民间信仰与地方社会建构问题的研究,有些观点与方法在清水江流域的观察中受到了某种局限,尤其在探究家族与家族的制衡关系所呈现出的地方社会建构张力时,在特定历史背景下家族之间“结盟”的“拟血缘化”聚落家族对地方社会的“有序化”显得尤其突出。潘寨“永镇村中”碑展现出清末的五个姓氏“结盟”的“拟血缘化”历程,呈现出民间信仰在地方社会建构“有序化”的一个案例。其间,我们发现地方社会秩序的建构不仅仅是乡村的“自律”与“自觉”,在其背后还存在着国家在场的“国家权力”,这不仅是地方社会建构的背景资源,更是地方社会有秩序化的文化张力。     

论“土司学”的独特性

任何一门专业研究领域,都有它的独特性。舍此,便不能称“学”。土司学的形成,不仅是土司研究长期发展的产物,更在于它有独特的学术内涵。这一独特的学术内涵源于独特的土司制度史。自元以来,土司制度就是西南地区重要的地方行政管理制度,它对西南诸省的治乱兴衰,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研究西南各省之历史,土司制度的研究是无可替代的。土司制度的独特性表现是代表了一种区域社会管理的新模式;土司作为世袭的地方官,其承袭、朝贡、征调等规定,也与流官完全不同。特别是作为边疆地区的管理制度,土司制度与明代东北的卫所制,清代蒙古的盟旗制、新疆的伯克制也是差异明显的。而现存众多的土司遗址、土司文化遗产更集中表现了土司制度、土司文化的独特性。可以说,没有独特性的土司制度,就没有土司学的独特性。     

话语的对话性与诗学问题——巴赫金话语理论研究之二

话语具有对话性是巴赫金话语理论的核心思想。对话性体现在两个层面：首先,话语在称述自己的对象的时候,会与他人话语产生对话;其次,话语的对话性体现在话语的说出总是以听者的存在为前提,以获得应答与对话为目的。根据话语对话性在形式结构形态上的呈现与否,巴赫金将文体作了小说与诗歌的划分。在此基础上,巴赫金认为,与自然科学相比,诗学等人文社会科学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它们以话语作为存在方式,且具有一种内在的对话性。     

“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理念的环境法蕴涵

“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理念在环境法上具有丰富的内涵。在环境法调整范围方面，重新解读了生命共同体下人与自然的关系；在环境法价值观方面，提倡整体主义的生态价值观；在环境主体性方面，承认自然的主体地位。应将“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理念上升为我国环境法的理念，甚至作为我国环境法的立法原则。“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理念把人类的道德关怀扩展到整个自然界，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最高价值目标。“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理念的提出，要求人们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同时也为我国环境法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     

国有企业的特殊性与公平竞争审查之实施

国有企业具有特殊的使命,理解公平竞争审查基本原则时应对此加以考虑,尤其应处理好“竞争优先”与“竞争中立”的关系。某些国有企业具有行政管理职能,可以成为公共政策制定者,因此会成为公平竞争审查的责任主体,在此情形下实施公平竞争审查应注意审查方式的选择,将国有企业的自我审查和竞争执法机构的外部监督结合起来。国有企业有可能受到公共政策的专向性特殊对待,这应纳入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覆盖范围,同时也要求在实施公平竞争审查时给予特别考虑：一是在实体标准上应以合法性标准为核心,以合理性标准为补充;二是在审查程序上应借助利害关系人参与机制,发挥利害关系人的监督制衡作用。     

坍缩分化与“模块式”应答：对城市社区“碎片化”的反思——兼论一种社区治理的视角转向

社区治理是当今学界的一个热点话题,其中,研究对象类似但结论南辕北辙一直是一个颇为有趣的现象。本文认为,观点矛盾的背后是当下城市社区面临着两种“自然分化”,一方面,在高异质性的城市社区中,“趋同”的人类本能会在社区内部坍缩出各种“小团块”;另一方面,情感辐射递减的特性会让社区利益分化成为常态,因此城市社区并非统一和均质的概念,由此而产生类型差异和研究结论差异是必然结果,进一步细分为“模块”不仅可能而且需要出现在研究中。     

儒家与亚里士多德“中庸”伦理思想比较

从两种"中庸"思想的基本内容、两种"中庸"伦理思想的指向或目的、两种"中庸"伦理思想通向各自目的的基本途径3个方面进行了中西伦理思想比较.     

略论亚里士多德的德性幸福观

本文主要通过对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名著——《尼各马科伦理学》中关于幸福、最高善、德性和中道的内在联系的分析和阐述,对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观作了一次梳理,以期亚氏的德性幸福观能够对人们有所启迪。     

宪法解释机关比较研究

各国宪法解释机关大体上分为三种模式 :即普通法院体系中的最高法院、独立的宪法法院和立法机关。其共同特点是宪法解释机关与承担违宪审查职责的宪法监督机关是同一个机关 ,并且基于一定的法理学基础。宪法解释需要一个最终的、权威的机关 ,但也离不开其他的机关为补充 ,这是各国宪法解释的共同特点。我国宪法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宪法 ,是指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宪法解释享有最终的、最后的解释权。在我国宪法解释的实践中 ,最高人民法院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 ,国务院 ,省一级人民代表大会工作机构对宪法解释的法案例 ,表明我国这些宪法解释机关的从属性、附属性与补充性。而最高人民法院在裁判案件中对宪法进行的解释的案例 ,正是宪法实施保障法理学与宪法解释本身的需要 ,与宪法规定的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宪法是一致的 ,并不矛盾与冲突     

柳刘天人之学及其人性论思想之比较

柳宗元与刘禹锡不仅在诗文方面有卓越成就,而且在哲学上亦不乏卓见.他们运用唯物主义观点揭露了神灵之天产生的原因,批判了天命之天的荒谬性.柳宗元的道德本有论与刘禹锡的人性善恶二重论在中国人性论史上是不可或缺的.他们哲学上的成就影响着其后中国哲学的发展.     

亚里士多德与荀子的人际差异观之比较

亚里士多德和荀子都认为人和人之间是存在差别的,然而对于造成差异的原因亚里士多德和荀子有着不同的看法,亚里士多德强调的是先天的差别,而荀子认为这种差别是因为后天人们在学习仁义礼智信等方面努力程度的不同导致的。这种差异观的区别在东西方历史上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并造成了东西方世界思维方式、政治体制等很多方面的差异,通过分析这两种差异观的不同和各自的优缺点有利于更好地促进东西方的交流和合作。     

论外层空间物体的登记国

外层空间物体的登记国是指依《登记公约》进行登记的一个发射国。当存在多个发射国时,应当共同决定登记国。在无法达成一致时,应按照一定的规则确定登记国。如果外层空间物体所有权转移给其他发射国,可以进行变更登记;如果转移给非发射国,则不能由非发射国进行登记,但非发射国可以对外层空间物体行使管辖权或控制权。外层空间物体的登记对登记国具有一定的法律效果。     

两种国家起源模式的比较研究——国家起源道路新探

早期国家形成过程中最有影响力的有两种模式论 :氏族模式论 (氏族→部落→部落联盟→国家 )和酋邦模式论 (群队→部落→酋邦→国家 )。一部分学者认为氏族模式过时了 ,主张用酋邦模式代替氏族模式。但仍有一些学者固守氏族模式论是惟一正确的国家起源模式。其实 ,这两种观点都存在片面性 ,本文提出一种新的国家起源模式 :氏族→部族→分化社会→原始国家。     

《明史》人物登科年代考误

明代是中国科举制度的鼎盛时期。《明史》对人物登科年代的记载绝大多数是正确的,但也有个别错误。从明代进士登科录、进士同年录、会试录及进士题名碑等原始文献来看,这些科年错误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本无该科,另一类是误为他科。     

“三权分立”与“五权宪法”思想三大比较

孟德斯鸠系统地阐述了"三权分立"的思想,并明确提出了分权制衡理论.五权宪法思想是孙中山三民主义学说中民权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西方资产阶级"三权分立"思想的重要发展.对"三权分立"与"五权宪法"的比较,应从两大思想的立论基础、构成形式和分权实质等方面入手.虽然"三权分立"与"五权宪法"思想都有历史局限性,但不可否认,它们是中西政治思想发展史上两座辉煌的历史丰碑.     

国有企业财产权问题再研究

国有企业财产权问题是物权理论和实践所不能忽略和回避的 .传统用益权制度历经嬗变其客体、内容、功能等各方面都发生了变化 ,其立法思路对于解释国有企业财产权的性质有独特的借鉴价值。我国立法可以借鉴用益权理论的精髓 ,在用益物权体系内设定“企业用益权”这一统一制度 ,以解决国有企业财产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