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诉讼协调结案存在的问题与建议

行政诉讼法第50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不适用调解。”但是，自行政诉讼法颁布实施以来，大量的撤诉案件渚B是法院暗中协调的结果。笔者所在法院2006年、2007年、2008年行政案件的撤诉率分别为53.3％、52．4％、51．6％。行政诉讼的撤诉不外乎三种情形：一是在诉讼过程中，被告改变了原行政行为，原告同意撤诉的占80．28％；二是行政裁决案件中，原告和第三人达成和解，原告撤诉的占15.49％；三是原告起诉后，认识到行政机关的处理决定正确因而主动撤诉的占4．23％。上述情形，多数都是法院找原、被告或第三人“协调”的结果。     

浅谈刑事和解制度与相关制度的协调与对接

刑事和解制度的价值在于保障被害人权益，尽快修复受损的社会关系，使加害人改过自新、复归社会。本文针对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从刑事诉讼制度连贯性角度出发，以自诉案件调解制度及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和解制度、辩诉交易制度为例，探讨刑等和解制度与相关制度的协调与对接。     

未成年人重罪案件适用刑事和解的利与弊

目前我国刑事诉讼法没有专门对未成年人犯罪适用刑事和解程序作特别规定，末成年人刑事和解的适用程序和案件范围一直是司法实践中的难题，尺度难以把握。本文以刑事和解在未成年人重罪案件中的适用为视角，分析利与弊，以期对未成年人案件刑事和解制度的立法与实践提供可行性参考。     

行政和解制度浅析

在近年的行政诉讼审判实践中，人民法院以“和解”方式处理的行政案件大量存在，在高撤诉率背后隐藏的是行政相对人权益保护的缺失，和解协议是行政机关与相对人非平等对抗、博弈的结果，所以事实上存在的行政诉讼和解制度应加以承认并予以规范。本文从行政和解制度产生的背景和现实基础出发，探讨行政和解制度在我国创设的可能性，提出构建这一制度的一些设想。     

和谐社会语境下刑事和解制度的中国式建构

我国目前立法没有明确规定刑事和解制度，但从我国的历史传统来说刑事和解制度是比较符合中国人对轻微案件的处理态度的。我国受儒家传统丈化熏陶数千年，在一定程度上追求“和”，民间也多“以和为贵”，民众对轻微的案件也一般主张以非讼的方式加以解决，而不主张将矛盾激化。在明代就存在乡诉讼制度，乡间争议都在长者的调解下解决争议。虽然我国刑事法律没有明文确立刑事和解制度，但是民间对轻微刑事案件的处理不少也是以和解的方式解决的。这成为我国借鉴刑事和解制度良好的人文环境，刑事和解处理轻微案件的方式符合中国民众对这类案件的处理习惯和方式。     

民事诉讼调解技巧研究

调解是指当事人于纠纷发生时，由受过训练的第三者即调解人居问介入协调，并就争议事件进行协商，而当事人则可在平和的协商氛围下充分表达意见，达到自主解决纷争之目的。对于一个有争执的案件，为了化解歧见，双方当事人坐下来谈判，如果最后双方能达成一个共识便可达成“和解”。     

新刑诉法审查逮捕与刑事和解不协调问题分析——公权介入与私力合作的界限

作为典型的公法,刑事诉讼法以国家公权介入为主体,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在此基础上兼顾私力合作的精神,将刑事和解作为特别程序纳入其中,但国家主义的公法制度与私力合作的刑事和解存在一定的不协调,这一问题在审查逮捕与刑事和解两部分上表现得尤为突出。目前在司法实践中已经发现这方面的问题。新刑诉法在细化逮捕条件、严格控制逮捕范围的同时,明确了应当逮捕的情形,也就是所谓的强制性规定,但这种强制性规定与刑事和解制度发生不协调,尤其在提请逮捕的犯罪嫌疑人曾经故意犯罪的轻伤害案件上最为明显。     

刑事和解制度及其构建研究

刑事和解制度起缘于20世纪70年代加拿大的“被害人——加害人”和解尝试方案，随着恢复性司法在我国的提出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司法机关的全面贯彻，刑事和解在司法实践中已逐步试用，但由于我国没有系统的立法规定，其在适用中存在许多问题，包括缺乏统一的范围、禁止性条件和程序，司法机关定位和职能不明，缺乏案件质量回访机制，对不起诉的加害人缺乏教育和监管机制等，由此提出对刑事和解制度构建的设想。     

省市速递

正7月24日,宁波市通过《关于深入推进新型城市化提升城乡治理水平的决定》,要求建立健全城市管理综合协调机构,形成条块结合、部门联动、责任明确、考核科学、运转高效的综合管理长效机制,切实解决跨层级、跨部门、跨区域的城市管理难题。8月4日,广州市通过《行政机关负责人应诉暂行规定》,明确本年度发生的需开庭审理的第一件第一审行政诉讼案、有重大影响的行政诉讼案、可能对该行政机关的行政管理或者行政执法行为产生重大影响的案件等四类案件,行政机关负责人必须无条件出庭。     

浅谈我国引入刑事和解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刑事和解制度来源于西方国家20世纪70年代的一次和解尝试方案。那时，加拿大安大略省基秦拿县发生了一起破坏艺术作品的犯罪案件。鉴于两名犯罪嫌疑人都比较年轻，该县一名了解案件具体情况的缓刑官员说服了本案法官，同意让两位年轻的犯罪嫌疑人与所有被害人见面，两位年轻人当面承认自己的罪行，诚恳赔礼道歉，并对造成的所有损失给予经济赔偿，得到了受害人的谅解，一致同意对其从宽处理，法官最后决定对两名年轻人宣布判处缓刑。这种解决方式后来逐步演变为刑事和解制度，到目前为止，世界上已拥有1200多个“被害人——加害人”和解项目，其中美国和欧洲占75％。     

浅谈我国引入刑事和解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刑事和解制度来源于西方国家20世纪70年代的一次和解尝试方案。那时,加拿大安大略省基秦拿县发生了一起破坏艺术作品的犯罪案件。鉴于两名犯罪嫌疑人都比较年轻,该县一名了解案件具体情况     

在司法实践中规范刑事和解制度

刑事和解制度是西方刑事法学的伟大创举,在轻刑化日益成为世界性的趋势和潮流的当今,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念的指导下,适用刑事和解制度已司法机关成为处理轻刑案件的重要选择。但是刑事和解在我国还处于探索试行阶段,尚存在一定的问题,笔者认为检察机关应在刑事和解中充分发挥作用,促进其规范发展。     

关于非诉行政执行案件的思考与对策

非诉行政执行案件是指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等在法定期限内对具体行政行为既不起诉又不履行,行政机关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案件。     

《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10月1日起正式实施

“行政机关应当按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原则，设定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这句话出自于10月1日开始实施的《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第十一条。这体现了未来行政体制改革‘行政三分制’的思路。“行政三分制”是一项重大的政府体制改革，即在政府管理系统内部，建立将决策、执行、监督职能适度分离并在运行过程中使之相互制约、相互协调的行政管理体制。     

高层言论

查办案件是反腐败的最重要最直接最有效手段。按照中央的部署，今年要重点查办发生在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中的腐败案件。要始终保持对腐败分子严厉打击的高压态势．坚决查处利用行政审批权、行政执法权等搞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的腐败案件。     

邮运渠道案件处理引发的立法思考

近年来我国邮运部门渠道违规、违法案件呈急速上升趋势。以海关为例，由于作案人员对于我国相关监管规定了解的日趋透彻，以及法制统一原则和可操作性原则贯彻的不彻底导致相关部门在办理邮运渠道案件时常常焦头烂额，时显力不从心。希望新的行政立法能够体现科学发展观的精神，用发展的眼光、科学的规范具体行政行为，涉及多个部门的事项，在意见不一致时协商一致，避免基层执行时发生摩擦。     

行政诉讼协调结案存在的问题与建议

行政诉讼法第50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不适用调解。"但是,自行政诉讼法颁布实施以来,大量的撤诉案件,都是法院暗中协调的结果。笔者所在法院2006年、2007年、2008年行政案件的撤诉率分别为:53.3%、52.4%、51.6%。行政诉讼的撤诉不外乎三种情形:一是在诉讼过程中,被告改变了原行政行为,原告同意撤诉的占80.28%;二是行政裁决     

是县长就可以搞特殊？

最近一段时间，有两位县长在新闻媒体上都出了名：一位是甘肃省镇原县县长王尧，另一位是福建省罗源县县长刘嘉水。王县长的出名是由于“协调”有功，经常“主动”参与协调法院的具体案件，几年来，这位一县之长对法院的工作动不动就以县政府的名义出面“协调”，被当地人称为“协调县长”。     

浅析公共行政管理体制建设与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本文分析了公共行政管理体制建设与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政府要以正确的行政决策、合理的行政规划、加强行政协调和沟通、加强行政立法和加大行政执法力度来促进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探析中国特色的刑事和解制度

刑事和解是控辩双方在刑事诉讼过程中,通过对话和协商,就刑事纠纷的解决达成一致意见,从而终结诉讼,不再将案件移交法庭审判的活动。国家与被追诉人之间的"刑事和解"和被害人与犯罪人之间的"刑事谅解"具有完全不同的法律意义。目前国际范围内的刑事和解主要包括宽宥型、合作型和妥协型三种类型。我国和谐司法语境下的刑事谅解与西方恢复性司法语境下的刑事谅解有着不同的产生背景,但都旨在促进被害人与犯罪人之间的协商。刑事司法环境的优化与刑事谅解机制的出现为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构建提供了良好的机遇。我们应当以刑事谅解为基础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刑事和解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