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与中国近代启蒙思潮

康有为是中国近代最有影响的思想家之一,也是中国近代启蒙运动的领头人.是他在中国近代社会的急剧动荡中意识到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率先在思想领域发起了一场革命;他富有远见地援引"西学"作为自己的理论武器,向在中国延续了二千多年的封建专制思想开战,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     

20世纪中国文学的社会主义启蒙

在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过程中 ,启蒙不仅包括自由主义启蒙 ,同时也包括社会主义启蒙。对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来说 ,社会主义启蒙取得了最终胜利。 2 0世纪中国文学在社会主义启蒙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其启蒙历程包括左翼文学、解放区文学、17年文学和文革文学四个发展阶段 ,它们所具有的共同本质特征和内在精神联系使 2 0世纪中国文学的社会主义启蒙成为可能。 2 0世纪中国文学的社会主义启蒙无论是对于 2 0世纪中国社会进程还是对于 2 0世纪中国文学自身都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中国启蒙思潮内源性探究

启蒙思潮的内源性与外源性问题,实际上也就是启蒙与传统的关系,启蒙的本土化问题。中西启蒙思潮所要超越的不成熟状态属性相异,启蒙的任务不一。在西方,启蒙要解构神性的愚昧和偏执,将上帝理性化,从而肯定人性;中国启蒙的任务则是要让主体人从天道理想、宗法王权理想的依附状态下解放出来。在思想渊源上,西方启蒙思潮是文艺复兴的继承和发展,而在早期中国传统思想中我们同样能发掘出启蒙所倡导的自由、平等、民权思想的最初萌芽。中西启蒙诱因不一,任务不一,且都有自身传统思想资源,彼此不可能被横向移植。中国启蒙同西方启蒙一样,都源于自身传统文化,是内源性启蒙。     

知识与启蒙——关于中国现代启蒙精神的再思考

本文通过对中西启蒙主义异质性的整体比较以及对中国现代启蒙主义者独特的价值选择与相关文本的阐释,试图对中国现代启蒙精神作一文化心理层面的剖析,力争从中探窥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独立人格及心理内涵、社会角色的嬗变历程。     

启蒙死了 启蒙万岁——近年来关于思想启蒙的图书扫描

思想启蒙是中国艰难步入现代化道路的重要课题。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标志,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开始自觉地担负起思想启蒙的重任,通过怀疑、叛逆、批判、呐喊唤醒民众,推动社会改造、文化革新。虽然思想启蒙之路充满了坎坷崎岖。但是,“五四”之后的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一直没有放弃启蒙信念,即使屡遭困境,思想的火焰依然不灭,体现出启蒙的坚强韧性。     

论20世纪中国文学启蒙精神与个性主义的流变

与西方启蒙精神比较而言,20世纪中国文学的启蒙精神,以及作为其主要内容的个性主义,由于受到主情任性的中国文化传统影响,片面强调了个性的自由与解放,缺乏西方启蒙精神的理性要素与自律意志,这导致了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启蒙精神及个性主义始终处于不健全、不成熟的状态。"五四"启蒙文学中的个性主义,经胡适、鲁迅、郭沫若等人阐释后,逐渐汇入破坏旧秩序的革命精神洪流;20世纪80年代新时期启蒙文学中的个性主义,经巴金、路遥、莫言等人的文学表现,日益转化为蔑视规则的痞匪之气。总之,百年来的中国启蒙文学,仍是未竟之业。     

启蒙死了启蒙万岁——近年来关于思想启蒙的图书扫描

思想启蒙是中国艰难步入现代化道路的重要课题.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标志,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开始自觉地担负起思想启蒙的重任,通过怀疑、叛逆、批判、呐喊唤醒民众,推动社会改造、文化革新.     

20世纪80年代的“新启蒙”与黎澍

黎澍基本上是一个处在“体制”与民间夹缝中的思想家。他与“体制”的那种“入不深出不远离不开”的关系,使得他的思想在上世纪９０年代遭到所谓“左”与“右”两种思潮的拒绝。黎澍遭到“左”的拒绝,是因为他对以“革命”本身为目的的“革命意识形态”的反省与审查。而黎澍在９０年代的被拒绝,主要是因为他的“激进主义”和“反传统”的“新启蒙”立场。几乎无条件无限制地欢迎“现代”而鄙弃“传统”,是黎澍等“新启蒙主义”者的基本倾向。今天看来,“新启蒙”思潮的确“为整个国家的改革实践提供了意识形态的基础”,但思想理论上的“新启蒙”时代毕竟又已经过去,而且,“新启蒙主义”的思想理论也暴露出种种局限。关键词：传统;新启蒙;革命意识形态;文化保守主义     

社会启蒙还是文化启蒙?——从启蒙的自主性看中国的现代化与启蒙

启蒙的自主性这一概念表明,启蒙只有在现代社会市场经济基础具备的条件下,才是现代化的意识形态前提。中国的“五四”和新文化运动并不是真正的社会启蒙,而只是文化启蒙。新民主主义革命所进行的工作是社会基础与社会启蒙的双向建构。中国真正的、全方位的社会启蒙只是在今天才有可能。     

启蒙与当代中国——从比较康德与福柯的启蒙思想出发

从康德对启蒙的论证出发,所得到的结果是启蒙的反面。福柯在对康德启蒙思想的批判中,将启蒙定义为对时代永远质询的精神气质和行为模式。比较康德和福柯的启蒙思想可以看到,启蒙作为一种以对时代批判为核心的哲学品格和行为模式将为一切时代所共有,而其批判的对象、方式和目的将永远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是一个永远需要回答的问题。从中国现实出发,由人类理性取代上帝理性并成为文化的核心理念的当前时代,启蒙的需要更迫切。     

倾听关于启蒙的对话:康德与福柯

面向21世纪,中国的文化启蒙将受到怎样的挑战,是一个不得不思考的问题.而这一思考必须建立在对20世纪文化启蒙运动反思的基础之上.康德与福柯对启蒙富于当下意识的哲学思考,为我们的反思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点.通过反思和对比,结合中国的文化传统和政治文化特有的权力模式以及知识分子伦理意识的欠缺,使我们认识到中国的文化启蒙,在新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向启蒙文化的转型已经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     

启蒙-被启蒙-再启蒙——严复、胡适及其他

作为清末启蒙思想家、翻译家和教育家,且为中国近代史上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先进的中国人”之一,严复翻译的西洋学术名著,成为近代中国开启民智的一代宗师。严复翻译的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的《天演论》,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时代必进,后胜于今”作为当时的中国知识人救亡图存的理论依据,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然而,如同那个时代的许多人一样,严复身上有着很多复杂的面相。他早年曾经是思想的启蒙者,晚年却又回归中国文化传统,后来竞成为臭名昭著的“筹安会六君子”,为袁世凯称帝献计献策。在严复身上,似乎存在着许多难以索解的悖论和矛盾。2012年1月,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黄克武先生的新著《惟适之安：严复与近代中国的文化转型》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书中展示了严复思想复杂的面貌,剖析了其内在原因。     

论启蒙：18世纪德国启蒙的定义、情景及其反思

启蒙问题到现在还在争论不休。追本溯源,当时德国围绕“何谓启蒙”以及“如何促进启蒙”即启蒙的情景（包括启蒙的目标、方式、对象和条件）两方面的问题展开了“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但是,通过对当时德国四位哲学家思想的系统考察,最终的结论是：对上述两个问题的回答尽管答案表面上各不相同,但是背后隐藏了两方面共同诉求：一是在现实的感召下对理性历史回归与觉醒的诉求,二是对思维与语言表达明晰性的诉求。     

从五四新文化运动看中国文化启蒙的特殊性

作为中国语境中的启蒙事件,五四新文化运动表现为东西方文化比较视域下的文化变革,它蕴含着中国文化启蒙所特有的纠结。外源性启蒙、救亡压倒启蒙、"第三条道路"和市民社会的不成熟,构成中国文化启蒙的独特表征。超越"启蒙"与"传统"的二元对立这一思维樊篱,逐渐成为启蒙的批判性反思的一种共识与论域。在这种反思中,中国文化逐步凸显出主体性启蒙的建构走向。     

论20世纪初中国文学启蒙意识之演进

与中国近代启蒙社会文化思潮不同,近代启蒙文学思潮兴盛较晚,同时其科技、政治及伦理诸层面的觉醒也呈现为共时性存在,以互缠互动的审美方式推动着启蒙意识逐步深入,并在深层文化结构上与五四启蒙思潮相接续。     

论中国现代文学的启蒙叙事

“五四”启蒙精神孕育了中国现代文学的两大叙事传统,分别表现为“理性浪漫主义叙事”和“情感阳性主义叙事”,它既是中国化的启蒙哲学与美学精神的体现,亦有着更为深广的文化人类学与哲学的根据。从审美表现上说,理性浪漫主义叙事的特点在于以情绪化、情感化为艺术手段与表现方式,但在其深层反映了人的情绪情感对理性的判断与解构,对理性的要求及向往,突出强调的是情感对理性的作用;后者则是理性崇拜精神在审美上的反映,从艺术表现对象来说,它又表现为探讨理性对人的意志、信仰等情感世界的作用。这两大叙事传统共同表现了以清理激荡为人的解放动力的启蒙主义文学精神。     

"被压弯的树枝"——近代中国启蒙问题之反思

近代中国启蒙问题不能简单地与西方启蒙运动相比附。我们需要对"谁来启蒙"、"启蒙谁"、"拿什么启蒙"、"怎样启蒙"以及"启蒙的价值是什么"等问题进行反思。传统中国对"启蒙"的固有理解以及近代中国社会的特殊背景,使得近代中国出现了三种路径的"启蒙":"权势型"、"知识型"和"救亡-革命型"。这实际上意味着国人把太多的任务加诸在"启蒙"这根"树枝"上,使得它有无法承受之重,以至于远离了"启蒙"自身的逻辑。基于此,为使"启蒙"持续"运动"下去,首要之举就在于剥离附加在"启蒙"之上的东西,把属于"启蒙"的还给"启蒙",使它真正拥有理性的翅膀。     

言说与不可言说——20世纪中国文学启蒙精神的话语流变

中国 2 0世纪的思想文化启蒙运动发轫于 1 898年的维新运动 ,此后经历了三大发展时期 :启蒙精神的激荡与确立———“五四”新文化运动 ;启蒙精神的重构与缺失———“普罗文学”兴起至“文革”终结 ;启蒙精神的复兴与反思———新时期至 2 0世纪末。启蒙精神裹挟着文学话语的强大力量 ,以背离传统的批判立场 ,实现了与西方启蒙理念的对接 ,铭刻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人格精神的时代印记 ,对中国人文知识分子和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民众启蒙思想

19世纪末20世纪初,启蒙思想家们在民族危机日益紧迫的背景下,超越了物质和政治层面改革的局限.提出了人的近代化问题.他们对封建专制统治造成的国民劣根性进行了大力批判,并以西方国民为范本,塑造了具有崭新理想、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的新国民形象.为了实现自己的"新民"理想,启蒙思想家们积极探索并实践了各种启蒙民众的途径和方法,为近代中国的民众启蒙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理性启蒙文化对传统群体文化的乌托邦式的跨越——“劳工神圣”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变调的意义断想

“劳工神圣”自1918年在启蒙救国的语境下被提出后,就渐进成为中国现代文学思潮中潜在的话语体系．只是在中国现代文学不同阶段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变调,而在这变调的历程中潜隐着中国现代文学思想文化传统流变的复杂性。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理性启蒙文化对传统群体文化的鸟托邦式的跨越呈现出了这种“流变的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