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前期出兵西北过程中的阿拉善蒙古

有清一代,阿拉善蒙古与清政府始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尤其在清前期出兵西北的过程中,几乎每战都有阿拉善蒙古出征,而且屡立战功。本文梳理了康、雍、乾三朝中阿拉善蒙古的军事活动及其军功与作用,并分析了阿拉善蒙古效忠清廷的原因。     

清前期阿拉善蒙古盐务述论

阿拉善蒙古盐务问题在清代蒙古盐区中具有一定的独特性,本文以阿拉善左旗档案馆馆藏清代档案为主要资料,结合同时代其他历史资料,理清清前期阿拉善蒙盐发展的轨迹,通过对阿拉善蒙盐不同发展时期和若干发展阶段的分析,以探讨其对内地相关盐区的影响,并剖析了清政府对其态度及政策的转变等相关问题。     

清代的满蒙联姻

在清代历史上,满蒙联姻,即清朝的满族统治者集团与蒙古王公之间长期持续的通婚活动,是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现象。作为有清一代奉行不替的基本国策,这种联姻活动已经远远超出单纯的家族间通婚的含义,而成为清代民族统治政策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虽然在我国古代历史上,历代统治者为着某种目的采取政治性通婚的例子并不乏见,但清代的满蒙联姻活动无论其政治用意,实行方法以及效果,都超过了前代。因此,为了研究清代民族统治政策,将满蒙联姻的产生、发展过程、基本特点及其作用作一探讨,是完全必要的。     

试论"燕行录"中蒙古人消极形象之成因

明清易代之际,朝鲜李朝在武力威胁之下以清朝为宗主国,但其并不以清朝为中华正统而视之.对于蒙古人,李朝之恨甚于对于满人之恨,燕行录即充分体现出了对于蒙古人之极大鄙夷.归其原因:首先,在"满蒙联姻"中,李朝人视蒙古人为满清的"帮凶".其次,在信仰体系中,蒙古人藏传佛教信仰与李朝人儒教独尊之间存在冲突.再者,在华夷之辨观念中,向以"小中华"自居的李朝人视蒙古人为"夷"族.     

蒙古语文与清朝经略中亚

清朝在统一天山南北以及与中亚各部族政权建立联系的过程中,充分利用蒙古语文在中亚的地位和作用,使蒙古语文成为相当重要的沟通语言工具。蒙古语文在清朝与中亚诸部族政权沟通交往环节中所扮演的语言媒介角色,亦从另一个侧面呈现了清代中央王朝与周边民族的交往交流。本文廓清清朝颁给中亚各部族统治者蒙古文敕谕的历史背景,并展开讨论蒙古语文在清乾隆朝统治新疆、经略中亚时期所发挥的沟通媒介作用。     

阿拉善地区阿拉善·额曾信仰探源

本文在阿拉善地区的社会文化脉络中探析阿拉善信仰的根源。阿拉善蒙古人是卫拉特蒙古诸部离开故土迁徙到阿拉善地区后逐渐融合形成的,阿拉善信仰是他们的精神世界。本文通过追溯阿拉善信仰的形成以及分析阿拉善祭祀表现形式中的特点,呈现了阿拉善蒙古人精神世界的根底。阿拉善信仰中融入了两种信仰文化,即萨满教和藏传佛教。换言之,阿拉善信仰传承了先祖的知性,保留着萨满教崇拜的自然神灵和祖先神灵等信仰的中心思想,同时结合了藏传佛教的表现形式。阿拉善信仰继承了蒙古乃至阿尔泰诸族信仰的内涵;佛教在阿拉善信仰中作为中介联系了信仰对象和民众,接茬发挥了原有传统文化中的一些特色,进而在祭祀中起到沟通神界与凡界的作用。     

明清两代中央政府与蒙古族地区政治互动异同之比较

明清两代中央政府与蒙古地区的政治互动从内容到效果虽大异其趣,但治蒙方略却异中有同,相同点是:都极其重视蒙古问题、推行恩威兼施方针、注意吸纳历代治蒙经验、施行分治之策。不同点是:清代突破了明之华夷观,形成了新的中国观;发展了明朝以神道设教的理念,形成了以黄教安众蒙古的思想;创造性地运用满蒙联姻、满蒙联盟等互动形式,发展并巩固了与蒙古的政治统合关系,使漠北蒙古成为清朝的边疆屏藩,困扰中国历史若干世纪的蒙古问题就此迎刃而解。明清解决蒙古问题的政策体系与政治体制的成败得失,值得深入总结,以为解决至今犹存的民族问题,提供重要的历史启示与鉴借。     

清代两个明安家族及清史传记《明安传》辨误

本文首先介绍同名为明安的两个蒙古贵族及各自所属的科尔沁部、兀鲁特部与后金（清）的关系，以及其在清朝中的显赫地位、重要人物事迹。然后对清史史籍《明安传》中两个明安及两部分蒙古一些重要史事的错乱记述进行了纠正。     

《清内阁蒙古堂档》中与西藏有关档案目录编译(一)

本文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内蒙古大学蒙古学学院合编的《清内阁蒙古堂档》中选译了从康熙十年到三十一年间与西藏历史相关的文书档案目录。文书档案包括西藏达赖喇嘛、班禅呼图克图等与清朝往来文书,以及准噶尔部、青海和硕特部、喀尔喀部汗、台吉和喇嘛等与清朝往来的文书。原档案目录(蒙古文)只有发文和收文者,没有摘录事由,文章将其中与西藏历史相关的回鹘式蒙古、托忒文蒙古和满文档案文书摘编事由拟题,共编为196条目录,后附收发日期,以便于读者了解和利用《清内阁蒙古堂档》中有关西藏历史的资料。     

论满蒙初期政治关系与孝庄文皇后

清朝初期,满族与蒙古族建立了较稳定的民族政治关系.这对当时民族政治人提供了广阔的民族政治舞台.孝庄文皇后曾扮演过重要的政治角色,是具有鲜明特征的政治人.她是满蒙初期政治联姻的体现者和推动者,是康熙皇帝处理蒙古政治问题的高级顾问.这为满蒙初期政治关系的形成和发展,为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建立做出了重要贡献.     

试论元朝对畏兀儿地区的军政管理形式及变化

关于元朝政府对归附后的畏兀儿地区的军政管理形式 ,本文认为大体经历了畏兀儿亦都护自主国事以及过渡到元朝政府直接管辖两个阶段。此外 ,蒙古统治者对西域诸地的二重管理体制同样对畏兀儿地区政局的变化产生了一定影响。在蒙古大汗与西北藩王之间错综复杂的政治关系中 ,畏兀儿亦都护政权从自身利益出发所采取的两面都应付的态度致使元朝统治者改变了以往的政策 ,至元年间畏兀儿亦都护王室受命东迁应是其直接后果。     

蒙、满、回、汉四族通婚研究──呼和浩特市区的个案

本文对呼和浩特市自古以来蒙、满、回、汉四族通婚的演化过程 进行了梳理,对四族通婚的特点及其原因进行了比较分析。研究表明：蒙、满、回、 汉四族的通婚范围和族际婚率,当代比清代和民国明显扩大和升高,且均无"上 嫁"现象。这意味着四族在城市中不仅法律上平等,事实上也大致平等。民族通 婚率高固然利于、同时也表明民族关系融洽,但通婚率低也不见得对民族交往有 害。"文化交融"或"结构交融"大规模地发生必然导致高民族通婚率,中国城市 民族通婚中"结构交融"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人数较少的民族群体,其成员 更有可能与族外人通婚,但由于文化交融、结构交融和政治地位的差异,二者的 关系并不完全呈负相关。     

辽代上谷耿氏家族考

上谷耿氏家族是辽代汉世族中重要的一支,该家族入辽后以军功起家,子孙不仅官居显位,而且还与辽朝皇室以及汉族门阀世族中玉田韩氏、彭城刘氏家族缔结了婚姻关系,但至第四代,耿氏家族外部受到韩氏家族衰败的影响,内部又存在子孙不昌的问题,此时该家族婚姻对象全部出自彭城刘氏的衰败支脉,家族的衰落也就无可避免。     

明代蒙古的黄毛与红帽兀良哈

兀良哈是明代蒙古的一个重要部落。本文对 2 0世纪以来的相关研究做了述评 ,认为对兀良哈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同时 ,进一步对漠北兀良哈的分布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指出以往有的研究将漠北兀良哈只当成由守卫不儿罕山成吉思汗葬地的兀良哈千户发展而来观点 ,是不全面的 ,其居地和组成应当更为宽广 ;又根据史料和前人研究 ,对漠北和漠西北黄毛兀良哈及红帽兀良哈的分布、其体质人类学和文化方面的问题提出了个人见解。     

西周蛮夷“要服”新证——兼论“要服”与“荒服”、“侯服”之别

古文献所说东南方一带的蛮夷对周王室负有缴纳贡品的“要服”的义务 ,以出土的西周青铜器铭文来看 ,此说是完全可信的。西周金文可证 ,西周东南方蛮夷不仅如古文献所说要向周王室缴纳上等丝帛及以地方特产为主的贡品 ,而且还要缴纳禾谷并定期为周王室服役。缴纳禾谷及服役是古文献中所未谈到的。结合古文字与古文献资料不仅可以证明载籍中所说蛮夷“要服”制是存在的 ,而且还可证明东南蛮夷与西北戎狄以及中原侯伯对周王室的服属的确是有区别的。     

清代中央政府对藏政策述略

清朝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的大政方针 ,主要确立于清高宗乾隆以前 ,其中既有对前朝的继承和发展 ,也不乏自身的创新与尝试。本文以史实为基础 ,着重从清朝中央政府设立的具体管理机构及其职能 ,以及清朝统治者在西藏推行的政策和制度等方面进行了论述 ,以着力展现清朝中央政府对藏政策的全貌     

清末新政期间的"筹蒙改制"

本文探讨了清末新政期间的“筹蒙改制”问题 ,指出 :理藩院改为理藩部后 ,加强了和中央各机构的联系 ,多次对蒙古各方面情况进行调查 ,推动了蒙古地区新政的开展 ,特别是在维系蒙古王公和清朝中央政府关系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而这在当时的情况下 ,对维护国家统一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阿尔泰办事大臣和内蒙古地区一些州县的设立 ,对蒙古地区开展新政以及防止沙俄入侵起了积极作用。     

论辽代皇族

作为一个特殊的血缘集团 ,皇族在辽代政治、经济及社会生活中均占有十分突出的地位。本文对辽代皇族的范围进行了考释 ,探讨了皇族的发展及辽王朝对皇族的管理情况 ,并重点分析了皇族与皇权之间的关系。由皇族在辽代社会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可以看出 ,在辽王朝的社会组织和社会生活中 ,仍保留有较重的血缘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