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末汉初儒士之精神趋向

秦末大乱,部分儒士以群体形式坚守＂士志于道＂的精神传统,个别儒士则随时知变。汉初天下一统,儒士主体自觉意识增强,于思想、精神和政治实体等诸多层面提升儒学的文化理性和社会实践功用,使儒学与现实政治密切结合。汉初儒士政治存在意识的强化,彰显了一种新的精神动向。     

汉初儒士的群体认同与价值取向探析

先秦至秦汉是我国历史的重要转型时期 ,汉初儒士承先秦遗风 ,积极投身于汉初军功集团的政治活动之中 ,努力用世、进取有为、直道而行、实现理想、改造汉政、变异儒学、复兴儒学、推动经学思潮成为汉初儒士的群体认同和共同的价值取向     

论汉初儒士类型和特点

儒士是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儒士们以六经为务。汉初儒士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兢兢业业钻研儒学,弘扬文化。汉初儒士基本由三类人构成:第一类是儒学实践型,以叔孙通及其弟子为代表,他们着重继承和改革先秦儒家礼仪,为汉立法;第二类是理论型,以陆贾、贾谊为代表,他们居官为政,直接从事儒家政治和理论文化建树;第三类是教师型,从事学术义理的研究,并开门授徒,薪火相传,以专门的学术集团为代表。儒士们的努力,为武帝时代经学昌明打下坚实的思想基础。     

从社会交往看元代江南儒士的社会网络--以戴表元为例

宋元的更替,对原先在南宋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江南儒士阶层造成很大的冲击,在异族统治的环境中,江南儒士集团的生活方式、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他们更加注重建立社会网络,以维护自己的切身利益和改善自己的生活状况。戴表元的情况就是最典型的代表。     

元初大都“文统”儒士集团探微

忽必烈统治时期的儒学,除了以许衡为代表的正统儒士集团外,在大都还存在一个“文统”儒士集团。这个“文统”儒士集团承袭金源文化而来,以元好问之弟子为主体,将元好问的“文统”观念奉为圭臬,有着对治道与辞章的双重追求。“文统”儒士集团多栖身于翰林国史院中,他们在大都交游、唱和,显示出许多与正统儒士集团不同的地方。“文统”儒士集团可以接纳来自南方的文学家,但对理学家则颇不以为然。这个“文统”儒士集团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南方学术文化北上的进程。     

简析汉初采用道家思想治国的原因

春秋战国,百家争鸣。道家一派源于民俗积淀,成于老庄。然而这一时期,却是法家大用于君王的时期。时光流转,道家一派终在汉初得到君王大用。汉初的选择初看起来更像是一次偶然,尤其在一个封建帝国君主大权在握的时候。然而道家思想作为封建王朝的统治思想在汉初的成功实施说明其中必定蕴含着诸多必然的因素。     

试论蒙古前四汗时期的儒道关系

金亡前后,大量儒士得到全真教的庇佑,儒道关系相当密切。但随着教派势力的急剧壮大,全真教以其有为的倾向、越界的举动,引起了儒士们的警惕与疏离。面对蒙古前四汗时期各种思想文化激烈竞逐的态势,痛心于儒学衰微的儒士们既对道教予以批判,也加强对自身的反思。     

从立国模式看汉初商贾与帝国管理的冲突

汉初 ,经济上实行小自耕农为主体的小农所有制 ,政治上则改中央集权为地方分权 ,郡县制与分封制对立。在这种立国模式下 ,商贾对土地的掠夺和占有就严重地动摇了汉帝国的社会结构 ,这是统治者所不允许的。此外 ,素封阶层与中间势力的出现大大削弱了中央皇权对社会的有效控制 ,危害到汉初社会的稳定。第三 ,商人活动促成“趋利”的社会风气以至影响到农业生产 ,更使社会处于一种变动状态中。统治者为维护自身的统治地位与社会的稳定 ,必然对商贾实施打击政策。这在当时是有一定进步意义的。     

国家祭祀、地方统治与其推动者:论元代岳镇海渎祭祀

蒙元时代,岳镇海渎祭祀是较早被施行的汉地国家祭祀。岳镇海渎祭祀的一些固有特点,为朝廷统御地方、宣扬统治秩序提供了便利,因而岳镇海渎成为了蒙古朝廷统治汉地的一条纽带。在岳镇海渎祭祀的施行过程中,在朝廷与地方之间的联系上,道士与儒士发挥着推动作用。     

从评《离骚》看两汉文学思想之演变

长期以来,人们习惯认为汉代的文学观是儒家思想占据着统治地位。事实上,两汉思想是有差异的,其经历了汉初的以道家思想为主发展到儒道互补,再到汉末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这样的一个逐渐演变过程,而这个过程是伴随着对屈原《离骚》的评价而完成的。     

汉代中前期的政治结构与"霸王道杂之"的政治意义

汉初到汉代中期政治结构的变迁,为汉代中期“霸王道杂之”的统治思想的调整提供了可能。所谓霸王道杂之,即在统治思想上儒、法并用,其实质是以法制为内核而“缘饰以儒术”。它既从思想上强调大一统的统治秩序,又从行政运作上兼顾依法行政原则。这一国策实施的结果是使政治清明、政治通道通畅、统治思想得以理顺。     

“无天可补”的悲哀——从“魏观案”看明初儒士的生存困境

“魏观案”是洪武年间兴起的第一件文人惨案,昭示着文人噩梦的开始。这起案件,从客观效果看,魏现役使灾民浚河修府,违背朝廷法禁,对朱明王朝的稳定产生了负面影响;但从主观动机看,魏观的确没错,修庙建府是为朝廷推行礼乐教化,体现了明初儒士在元朝异族统治回归汉族统治的历史时期,自觉承担起了回护儒学、宏扬儒学、复兴儒学的重大使命。魏观等人的罹难,不能简单归罪于朱元璋的残酷本性,而有着更深刻的文化成因,它显示了朱元璋对儒家文化的质疑、批判和否定,使得明初儒士遭逢了前所未有的生存困境,在迷茫、困惑、失落中痛苦地咀嚼着“无天可补”的悲哀。     

试论忽必烈的"汉法"政策

元朝建立者忽必烈汗 ,为夺取汗权和巩固汗权 ,大力推行“汉法”。其建纪元 ,立太子 ,废除豁里勒台制 ,改国号为大元 ,迁都到大都 (今北京 ) ,是为了加强广大中原地区的统治。元朝建都城于大都 ,有着很重要的意义。忽必烈汗尊礼孔孟 ,重用儒士 ,是他推行“汉法”的重要内容。怀才不遇的儒士们 ,借机“汉法”之行 ,发挥其各自才能 ,辅佐忽必烈汗建立了大业。     

叔孙通“起朝仪”的礼乐之制与皇帝制度的重塑

布衣将相的汉初帝国，群臣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这一乱象令高帝“患之”。探究高帝之“患”，一方面在于其时君臣尊卑的无序，另一方面则是由布衣集团逐鹿而来的西汉政权传统合法性的缺失。叔孙通以“起朝仪”为核心的礼乐之制，不仅重正皇帝名号与君尊臣卑的政治统治秩序，且让凭“力”而胜的西汉政权在“礼乐”这一神圣传统中获得合法性论证，并由此建立起与暴秦相区隔的统治传统，这对于汉初社会的整合具有重要的意义。     

汉代政论文的主题演进与风格嬗变

两汉政论文的发展颇为迅速。政论文的功利性和时效性,决定了它与时代需要、社会风气,特别是与士人心态有着直接紧密的联系。汉初文人喜借题发挥,以史为鉴而述治国方略,文风疏直激切;西汉后期和东汉前期,儒士多本经立义,婉曲作论而谈理政之宜,文风雍容温润;东汉后期文人常径遂直陈,横议朝政以痛斥时弊,文风刚劲质朴。汉代政论文的巨大成就,对后世文人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     

秦至西汉时期的君臣观探析

秦至西汉,国家统治思想发生了三次重大改变,分别为秦的法家思想、汉初的道家无为思想、汉武帝时董仲舒所改造的儒家思想。不同统治思想指导下的君臣观念相应发生变化:秦朝君主以法、术、势结合来操纵臣下;汉初呈布衣将相之局,君臣关系相对平稳和谐;汉武帝时期君权被神化,臣子完全服从君主。     

汉初的稳定发展与司马迁的进步史观

一纪元前202年,刘邦最终战胜项羽,建立起西汉王朝。面对暴秦统治、八年战乱遗留下来的破败河山和凋敝民生如何治理?成了汉初统治者必须决策的历史课题。《史记·郦生陆     

荀子、王充哲学中的儒士观与当代知识分子的社会使命

荀子、王充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哲学家，其哲学中的儒士观包涵了对各个儒士阶层的看法及对儒者社会作用的分析，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对知识分子认识自身的社会使命仍有重要的启示意义，这种意义体现在当代知识分子的文化使命、政治使命、道德使命三个方面。     

佛教发展道路的自我调适——宋代儒士佛教观于佛教之积极效应

宋代儒士对佛教的认知、理解和评价,在佛教内部发生着一种积极的效应,这种积极的效应表现为:佛教界对自身性能独特性的论证、对自身教义与儒学义理相似性的寻找、对自身辅助地位的确论,从而实现着自我调适;对佛教空幻三界、出家离世、摒弃伦理、禁欲戒律等的辩护性而又迁就儒学的诠释,从而转换着自身特质;对无序发展状况、鄙视佛经文字、讲道诡异怪诞、离物求道方式等进行检讨,从而建立起自我规范.如是,宋代儒士佛教观对佛教发生了一种值得学界关注的、持续的、积极的效应.     

盛衰皆因儒——元杂剧命运的一种解读

元杂剧在经历了短暂的繁盛之后悄然衰微,其繁盛有着文人儒士的参与之功.元初封建宗法制度的失承及儒家思想的失落形成了相对的自由环境,而其后理学的复归和统治体系的确立,反向构成元杂剧发展的桎梏.儒生及儒家思想的沉浮,对文学艺术发展的影响永远是一个复杂而值得探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