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社会学50年来的命运及走向

建国五十年来,中国社会学明显经历了被取消和重新恢复、发展两个时期。在这50年发展的基础上,中国社会学在21世纪将更为繁荣,更有作为。社会学将有这样的走向中国社会学理论的多样化、整体化、本土化、国际化;社会学方法的完善化、模型化、定量化;经验研究的完备化。     

中国特色社会学建设的历史机遇与时代想象力

社会学在欧洲的诞生和发展以及中国社会学的起源和建设都表明,社会学学科的开创和发展与时代变迁和社会转型紧密相联;社会巨变往往也是孕育社会思潮和社会理论的机会。综观中国社会学学科的发展历程,20世纪之交的旧制度解体与国族救亡开启了学科的发端,介绍引进了社会学理论与方法,并将其应用于社会改造与国家发展的道路探索之中;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社会学学科重建,学习和借鉴了当前发达社会的研究成果与研究方法,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学科体制,积累了大量研究成果与经验材料,也培养了大量研究人才。如今,数字时代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为中国社会学带来了学科发展的历史机遇,社会学学人应当发挥时代想象力,植根于中国大地,由学习和借鉴转变为引领与创造,积极参与学术规则的制定与社会实践的建构,建立起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知识体系。     

郑杭生“在地化”社会学理论的建构:自觉机理及意义

郑杭生三十余年的社会学研究,始终致力于中国气派、中国风格、中国特色的"在地化"社会学研究,在宏观和中观两个层面的理论建构直接推动了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理论与中国社会实践的持续互动建构了在地化理论的自觉基础,本土特质理论的自我更新与发展成就了理论自觉的逻辑程式,在与西方社会学理论的学术对话中逐渐成型、成长并走向成熟,正是这种理论自觉实现了在地化理论因"接地气"而"有底气"的革命。     

开放性与主体性:考察中国社会学发展历程的一种角度

如何处理开放性和主体性关系的问题一直是影响中国社会学建设的一个关键性问题。将中国早期社会学和当代社会学做一个比较,固然,恢复、重建以来的中国社会学在指导思想、建设目标上较早期社会学取得了根本的突破,这对中国社会学的健康发展已经并将产生深远的影响;但由于各种原因,在这两个不同的发展时期,中国社会学无论在理论研究还是在应用研究等方面,都没有摆脱、或在相当程度上存在“西方化”的倾向。因此,正确处理开放性和主体性的关系依然是开拓中国社会学未来的一个至关重要的课题。     

社会学理论本土化的反思

自社会学创立之初,中国也随后积极地加入了社会学的学科研究行列中,并在当时取得了相当大的成效.由于新中国发展过程中的曲折性,国内的社会学研究始终与世界的主流研究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在国内三代社会学家努力提倡的"社会学本土化"愿望中,社会学真正的本土化标志应该在于理论的本土化.但目前中国的理论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在历史发展的境遇和学科理论发展的逻辑中寻找突破口,应是新时期我们社会学理论本土化的反思新路径.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适应:一个文献综述

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适应问题向来是社会学研究领域的热点,而近年来传播学者的关注也给这个议题注入了许多传播要素。以传播社会学的视角,将大众传媒等传播要素介入到新生代农民工城市适应的社会学研究中去考量,并将之纳入到"从个体到社会"的全景式理论框架,结合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进入城市后的生存轨迹和发展逻辑,以期由小到大地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适应研究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归纳和梳理。     

与现代化互动:20世纪中国社会学的发展主潮

中国社会学的百年,是社会学在中国发生、发展并蔚为大观的百年,是与中国现代化相生相伴、坎坷前行的百年。它的发生,既是对西方挑战及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种学术上的回应和互动,也是中国社会文明转型和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历史需求及必然结果。百年社会学对于中国现代化的互动及自身学科化、本土化和科学化的探索采取了三种形式:导入、建构和停滞后的复兴,而其中每一种形式又是与一定的历史时期相对应。因此,百年社会学大致可区分为三个发展阶段:1.导入期,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二十年代;2.建构期,从20世纪二十年代到五十年代初;3.停滞与复兴期,从五十年代初到20世纪末。中国社会学的导入主要得力于三种形式,即大量译介出版西方社会学著作,派中国留学生到国外学习社会学,在新型高校开设社会学课程。百年社会学在建构期崛起了三个主要学术流派,即马克思主义学派、乡村建设学派和社会人类学派,在停滞后的复兴期则取得了三方面的突破,即学科体系上的突破、目标理念上的突破和理论研究上的突破。中国百年社会学的发展主潮已经充分证明,没有雄厚的物质技术基础,就不会有名副其实的现代化;而没有繁荣的社会学理论及研究,也不会迎来健全的现代化。     

论“和谐社会”的社会学理论基础

"和谐"既是社会学的一个基本概念,也是社会学的中心议题之一.在社会学史上,涌现出了许多对"和谐"与"和谐社会"有所研究的社会学家,他们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理论观点,这些理论观点构成了"和谐社会"的社会学理论基础.     

“理论自觉”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发展——郑杭生的社会学理论立场及意义

从涉入社会学研究以来,郑杭生始终以高度的“理论自觉”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的探索.他关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两种形态的理论发现,以及“社会学是关于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的综合性具体科学”的主张,在理论和实践层面解决了社会主义国家发展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社会学和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合法性和合理性问题.他在对辩证法和实事求是等马克思主义立场和方法的坚守、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的持续探索、对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构建等方面,均取得了杰出的成就.中国社会转型和社会建设的伟大实践以及当前资本主义危机,都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发展提供了空前有利的机遇,坚持以高度的“理论自觉”发展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是中国社会学在世界社会学格局中由边陲走向中心、提升话语权的重要途径之一.     

从移植与融合到反思与重建：1980年代以来欧美社会学理论在中国的引进与发展

中国社会学自1979年恢复和重建以来,其在理论研究方面大致经历了“缺失—移植—融合—反思—重构”的过程。从刚刚恢复和重建时期的社会学理论研究的缺失到1980年代中期对欧美社会学理论的移植,为中国社会学的全面恢复与重建注入了强大的活力与动力。尽管其一直存在着经验研究“过密化”和理论研究“稀松化”的严重不足,但在其基本属性上却一直是坚持东方理论与欧美理论的融合与渗透,尤其到1990年代以后,中国社会学理论在不断增强对欧美社会学反思性探索的基础上,开始重构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并在某种程度上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社会学在新世纪的发展。     

论我国二十世纪六十至七十年代的宪法学说

在中国百年宪政史上,二十世纪六十至七十年代有没有宪法学说?尤其是横跨这两个年代的十年"文革"有没有宪法学说?为什么?如果有,是什么?这也许是目前我国宪法学界尚没有定论的几个问题.在中国,有什么样的社会历史条件,就有什么样的宪法制度,也就有什么样的宪法思想和宪法学说.宪政之路,没有停顿.宪法学说,没有空白:不论它以什么样的方式表现出来.任何时期的宪政及其宪法学说,在这个民族的宪政运动和宪法学说史上,都必然有它特定的地位和独到的思想、文化价值.     

法律的主体与法律的主人

法律上的主体 ,一不参加有关法律的立法 ,二会因法律关系的灭失而不复为主体 ,三可能因为成了某种法律关系的主体而受法律的制裁。法律的主人参与法律的制定 ,不因具体法律关系的灭失而丧失主人地位 ,法律反映其意志与利益。区分这两个虽有联系却又根本区别的概念 ,对守法理论的研究有重要意义。同是守法 ,有消极守法与积极守法之分。消极守法虽为守法的主体 ,却非法律的主人 ,他们把自己置身于法律的对立面。积极守法者必为法律的主人 ,只有法律的主人才可能成为自觉的、主动的、创造性的积极守法者。在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中 ,要做法律的主人而不只是法律的主体     

农村的人文贫困与农村的制度"贫困"

农村垄断的市场结构、残缺的土地产权、公共产品对农民的排斥和社会保障在农村的缺失 ,造成农村人文贫困甚于收入贫困 ,要解决农村的贫困问题 ,必须从变革现行的农村经济制度入手 ,开展“制度扶贫”。     

20世纪20-30年代的中国农村新式金融

20世纪20-30年代中国的政界、金融界和学界曾掀起一波农村金融的浪潮,由中央和地方政府组织的农民银行、中国银行以及若干商业银行展开了对农村信用合作社等农民组织及农民个体的贷款,并形成了一套理论思路和操作规程.农村新式金融的开展,一方面是为了改变当时上海等少数大都市游资汇集而广大农村却严重缺乏资金的资源畸形配置状况,另一方面则有利于农村经济的稳定和农业技术的进步.农村新式金融的开展需要解决受体的设计.农村信用合作社是一种信用受体,它本身并不是金融机构,它以加入者的信用来降低贷款风险,并以此来促进中国农村社会信用共同体的发育.农村新式金融的品种设计是从实际出发的,风险防范是有效的.农村新式金融可以做到低成本和薄利润,农村新式金融专业机构除了在开创期需要政府投入外,其日常经营能够做到自负盈亏.商业银行之所以能参与其间,也说明了这个问题.农村新式金融需要长期稳定的社会、经济和货币条件才能稳步推进,需要政府的自律清廉才能约束其成本和贷款方向,这些方面体现了当时中国农村新式金融的局限性,并注定这次农村金融新的尝试不能取得成功.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工人“入帮”原因分析

在很多论者眼里,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出现了一个特殊的现象,就是大量工人加入到以青洪帮为代表的帮会中。对于这一现象的解读离不开当时政治态势的变化。二十年代国共双方都在致力于发动工人运动,这使其不得不将与工人关系紧密的帮会纳入到政治谋划中,帮会由此完成了某种质变。随着国共第一次合作的破裂,国共双方尤其是国民党在组织、政策、实际操作中的种种,使政治力量以及现代工会组织都难以向工人提供必要的保障,而帮会则迅速填补了这样的空白,这也加速了工人"入帮"的进程。     

80年代新名词与90年代新话语现象

20世纪 80年代新名词与 90年代新话语既是一种语言现象 ,也是一种文化现象 ,它与国门开放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密切相关 ,可以说是改革开放的必然结果。同时这一现象在中国得以通行还与现代汉语作为语言体系的品性有关。现代汉语是深受西方语言影响的新的语言系统 ,它与西方语言具有亲和性 ,这种亲和性使它对西方语言具有敞开性。本文主要从语言和文化的角度对这一现象进行阐释。新名词作为新的术语、概念、范畴和新话语方式从根本上是一种新的思想 ;也就是说 ,它本质上既不是汉语所已有 ,也不是汉语所潜在的即汉语在机制上所能产生的 ,…     

三四十年代战争背景下的母爱书写

在战争背景下,三四十年代现代作家笔下的母爱书写与二十年代相比有了很大不同,出现了多维度、多元化趋势.已经不是二十年代作家笔下至纯至真母爱主题的极度张扬,而是揭示母亲极具社会性的复杂一面,出现了积极进取、努力摆脱现实命运的母亲形象,并出现了一大批"革命母亲".圣母形象逐渐消失,人性恶的一面彰显出来.革命女性作家尽管将更多的笔墨泼洒在全民族的生存和国家的解放上,女性的内审意识开始弱化,但是也难掩她们作为母亲内心的悲戚与哀伤.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学讨论之历史反思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学讨论实现了从输入西方美学思想到创立中国美学理论的转换,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美学体系的初步尝试,奠定了中国关学发展的范式;给美学以马克思主义新实践的哲学基础,反对了机械唯物主义和各种唯心主义美学观,并与西方各种美学本体论相区别。讨论形成了四派基本观点,是思想解放、学术争鸣的一个范例,对20世纪80年代的学术发展有很大影响;厘清了美学对象和研究方法,涌现了大量的学术人才,为80年代的美学复兴做了准备。     

1950年代大学生的校园生活

1950年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重建社会秩序的重要时期。大学校园里,学子们如饥似渴地上课、读书,渴望自己能为祖国的建设添砖加瓦。然而,频繁的政治运动以及义务劳动既挤掉了学子们的许多求学时间,又使他们的身心在疲惫中受到伤害。看电影、跳舞、唱歌、打球是大学生最常见的休闲方式,他们深深地陶醉在苏俄文艺作品所洋溢的浪漫与抒情之中,也在集体性的娱乐中放松自己。可以说,1950年代的大学校园既展现出乐观向上、奋发求学的热情,又流露着忙于政治运动、难以静心读书的无奈。     

论20世纪30年代长江中游地区的茶农经济

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世界经济大危机的背景下,面对国内茶市价格下跌的困境,长江中游地区的茶农主要依靠自有土地经营茶园,人口较多的家庭经营的茶园面积较大,资金、劳动力的投入也相应增大,但在家庭生产要素配置中的比例反不及人口较少的家庭,茶业经济在茶农家庭经济结构中并不占主导地位。不同类型的茶户应对茶市危机的理念与行为存在着差异性,既反应了茶农的无可奈何,也体现了茶农的经济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