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社区公共产品供给：因由政府、市场与农民

政府主导供给农村公共产品是为了实现社会产出最大化,市场参与供给农村公共产品是为了实现自身效用最大化。政府投资与市场投资具有资产专用性特征,双方有合作的动机与行为。而有效合作是通过第三方来实现的。乡村社区公共产品供给的监管机制的建立,应该是以政府主导主体、市场参与主体为主导力量,同时接纳农民受益主体,三者共同参与,以公共事业监管机构为有效治理的组织载体,通过制度内和制度外的监管机制实施对乡村社区公共产品供给过程和供给行为实施有效监管,实现约束政府主体和市场主体的动机以及规范政府主体与市场主体的供给行为。     

我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问题研究综述

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是三农问题中的重要一环,制约着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的进展。我国很多学者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也提出了有益的见解。从农村公共物品的制度外筹资与供给、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与农民需求表达机制、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与供给主体、农村公共物品提供与政府责任等四个研究视角出发,梳理近几年学者在此问题上的讨论和研究成果,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目前此领域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在于对农村公共物品的界定、供给模式、消费阻力、需求表达、监督机制、如何正确处理增加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与减轻农民负担的关系、相关配套改革等方面尚且缺乏深入研究。     

农村公共物品内生性供给的制约因素及其消解

农村公共物品的内生性供给是指为了有效地促进农村经济社会稳定、快速的发展和改善日常生产、生活环境,在自愿互利的前提下,农民以个体形式或组织化形式自主整合自身及其外部环境中的各种资源,有针对性地供给其所需的公共物品的行为与过程。当前,农民的公共性需求与私利性需求之间的矛盾、乡村自治系统的功能性限制和政府治理的不合理影响是制约农村公共物品内生性供给的主要因素,因此应当提升农村村民的公共意识、完善乡村自治系统和改善政府治理。     

论村庄内部因素在公共物品供给中的作用及实现机制

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状况直接关系到农村社会发展水平和农民生活质量.村庄内部因素在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通过山东省一个村庄的深入剖析可以看出村委会、村民小组、村民等村庄内部因素在村庄公共物品供给中的角色特征.村委会、村小组、村民构成了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三级主体,但村民参与供给的主动性不够,村委会参与公共物品供给的自主性不足.中国的城乡关系变革会带来国家--村落基层组织--村民三者之间关系的变革,这些因素在公共物品的供给方面须有良性的互动模式.     

当代中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制度变迁及走向

农村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是提高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水平.影响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关键因素是县乡财政体制.可以说,县乡财政体制的演变是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制度变迁的内源性力量.通过考察新中国成立后县乡财政体制的演变可知,公共财政体制下的协商供给模式可能是今后农村公共物品的理想供给模式.     

对建立绩效型乡村治理模式的思考——绩效管理在乡村治理中的应用

随着粮食流通体制和税费改革的进行,压在中国乡村基层组织(自治组织和基层政权)身上原有的沉重工作压力不断减轻.与此同时,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在原有历史欠账基础上不足程度进一步增大,形成"一减一增"的现象,传统的乡村治理模式逐渐不适应农村社区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新的绩效型乡村治理模式进入我们的视野.     

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模式及对策研究

农村公共物品能够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提高农民生活水平、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本文基于公共物品理论及治理理论,分析了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失衡的现状以及不同供给模式的优劣.为解决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不足和效率低下的问题,满足农民多样化的公共需求,政府作为主要供给者,不仅要承担起相应的责任,同时还要引导企业(个人)进入农村公共物品领域,支持农村非营利组织的发展,建立“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机制,构建多元化合作供给平台,实现农村公共物品多元化供给机制.     

乡村治理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问题研究

解决乡村治理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问题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突破口。建国以来的社会经济制度在不同时期,主要经历了农业合作化与人民公社时期的乡村治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乡村治理及村民自治时期的乡村治理。不同乡村治理方式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机制与效率产生了不同影响,而农村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不足严重制约着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直接影响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以及小康社会的全面实现。当前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存在的根本原因是单中心体制,法律在政府间责权分配的规定上模糊不清,投资不足和融资渠道不明等。韩国、美国及欧洲等国家的乡村治理与解决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经验将对我国新农村建设带来有益的启示。     

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七十年：国家与农民关系的视角

决策和融资是公共物品供给的两个基石。本文从国家与农民关系的视角出发,考察了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历史变迁。通过对人民公社时期、改革开放至农村税费改革时期、后农业税费时期的考察,揭示了我国村级公共物品供给模式的转变路径和逻辑。近年来,随着公共财政对农村公益事业的投入力度日趋加大,以一事一议为主要制度载体的体制外民主式供给模式日渐兴起。但随着体制内融资逐步取代体制外融资,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决策模式也逐渐发生改变,村级公共物品的供给模式面临着新的道路选择。本文认为,应完善村民一事一议制度,树立新的准公共财政理念,建立体制内民主式的村级公共物品供给模式。     

论乡村社会治理的系统性

乡村社会治理是一个由诸多要素构成的复杂系统,具有显著的系统性特征。乡村社会治理的系统性表现为治理主体的多元性及其协调统一、治理内容的整体性及其统筹兼顾、治理路径的协同性及其综合施策、治理目标的全面性及其并行推进等四个层面。治理主体包括两级党委、乡镇政府、社会组织和农民群众的协同合作,治理内容包括乡村社会保障制度体系、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公共物品供给体系、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和人居环境治理体系的全面建设,治理路径包括"富民"基础上的"三治"融合,治理目标包括乡村社会和谐稳定、农民群众利益福祉和农民个体全面发展的三维并进。     

农村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功能、挑战与路径——基于山西省W村的个案研究

加快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必然之举,而提升乡村治理能力需要进一步发掘乡村传统治理资源。农村社会组织作为参与乡村治理的建设性力量,有其深厚的历史根源和内在生成逻辑。农村社会组织在提升乡村治理能力上的功能优势主要体现在完善公共参与机制、推动乡村经济发展、优化公共服务供给、提升资源利用效率等四个方面。然而受外部环境、体制机制、自身建设程度等因素制约,农村社会组织参与治理面临多重困境。为了保障农村社会组织功能的充分发挥,必须妥善处理国家主导与社会主体、传统农村社会组织与新型农村社会组织、内部培育与外部引入之间的辩证关系。     

乡村治理秩序的困境与重构

随着村民自治制度的推行,我国的国家权力逐步退出乡村治理的舞台。然而,作为"历史记忆"的乡村自生秩序在现代转型的浪潮下逐步瓦解,我国的乡村治理秩序陷入失序的危机中。具体表现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陷入集体行动的困境,农民利益诉求的制度化输入不足,公共权力流转于"村头官僚"与村庄精英。重构乡村治理秩序必须发挥国家、社会、市场三方力量的共同作用:国家供给制度,社会组织承载村民自治,市场机制提高公共产品供给效率。     

当前农村公共文化产品供给状况分析

文化建设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农村文化建设需要充足、优质的公共文化产品。当前农村的公共文化产品供给中存在着诸多问题,如总量偏少、整体质量不高、供给制度不完备、供给模式单一等问题。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在于资金投入不足、部分地方政府重视不够,以及传统的农村文化消费模式抑制显性文化需求等等。我们要解决存在的问题,应当正确理解和坚持政府在农村公共文化产品供给中的主导地位,努力实现农村文化产品供给渠道的多元化．尊重农民在文化产品消费的主体地位等。     

城乡二元结构下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困境与化解

在城乡二元结构下,与城市相比,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呈现出总量不足、结构失调、供需矛盾、主体失衡的困境。造成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困境的主要制度根源在于城乡二元结构,城乡二元结构既是造成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事权与财权不对称的重要制度环境,又是导致市场和社会组织等多元化供给主体缺失的重要因素。因此,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完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就成为化解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困境的关键所在。     

优势视角下农村养老需要及其自组织满足

我国农村养老需要不断增加,既有的社会福利模式忽略了农村老年人及农村社会中蕴含的养老资源,对相应的养老福利制度模式的探索具有重大意义。优势视角下,农村老年人可通过自我参与的方式适度满足其养老需要。农村养老需要分为物质、公共文化、空间、情感、照料等层次并具有显著的老龄分层偏好。农村老年人协会中的老年能人以自身所处的社会关系网络中的位置实现老人社会支持系统的修复,通过礼物馈赠、空间再造、主体感培育和情感补遗,实现乡村养老需要公共品的内生制造与持续供给。对农村养老需要满足的自组织模式进行制度优化的方向是:以内置金融激活养老自组织造血功能;以民政资金盘活养老闲置资产,增加乡村老年社会福利空间;强化地方政府引导,创新并完善乡村治理机制,积极培育并发展公共文化型老年人协会组织。     

我国农村公共物品有效供给问题与策论

当前,我国农村公共物品总体上看供给不足且结构不合理,严重制约了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作为单一供给主体的政府,在供给过程中对自身权利责任界定不清晰,其主体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因此,应以政府为供给主体,同时积极引入市场力量,形成公共物品供给的多元供给体系,并建立合理的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行政立法和决策机制。     

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效率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重庆市12个村庄道路和水利设施的调查

农村公共物品的供需缺口、价格水平、供给制度及农民的心理比较对供给效率有重要影响.通过对农村公共物品:道路基础建设、自来水供给、灌溉设施等质量、数量、价格、供给效率、是否征求意见、需求及满意度、资金筹集等方面的统计,分析认为:农村公共物品在质量上和数量上的供需缺口越小,价格水平越低,需求表达机制越完善,农民对公共物品的满意度就越高,供给效率亦越高.     

完善公共物品供给的新思路：规范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政府长期以来一直承担着公共物品供给主体的责任,因为政府在整合调配公共资源上具有诸多优势,然而在现行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下,我国的公共物品供给却依然存在着资金不足、地区间公共物品供给不均衡、成本过高等问题。因此,采取从构建相关的法律法规体系、到优化财政转移支付的结构、再到构建多方位的资金监督体系等措施,即从规范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入手来完善我国的公共物品供给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     

我国公共风险治理模式的制度困境与路径优化

传统的公共风险管理模式面临着一系列制度供给的困境,主要表现为法律法规需要健全、公共风险应对体制有待进一步优化、运行机制亟待提升、风险治理主体能力需要进一步加强。面对多样化的公共风险,应通过强制性制度变迁,完善我国公共风险治理的法律法规保障体系;健全相关体制机制,建立全过程和全方位的治理机制。同时,政府以外各治理主体也应不断提升应对公共风险的能力。     

税费改革背景下的农村公共物品供给问题研究

随着税费改革的全面推开,中国一直以来实行的农村公共物品资金制度外供给制度宣告结束。那么,如何在制度改变后实现农村公共产品的可持续供给成为当前研究的重点。在对税费改革前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历史和现状分别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本文总结了现在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