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鲁迅的翻译策略

鲁迅是中国伟大的文学家、翻译家和新文学运动的奠基人.他致力于翻译,出于实现"醒世、觉世"的政治抱负.他针对不同的作品,运用多维度、独异性的翻译策略,不仅达到了其政治目的,还开拓了中国翻译文学的新路,创一代翻译之新风.鲁迅的翻译策略不仅体现了其政治取向,还体现了翻译与政治、翻译与文化的密切联系--即翻译不是远离政治、意识形态和利益冲突的行为,翻译与政治、意识形态、社会、文化环境等因素联系密切,译者深受这些因素的影响.     

鲁迅翻译观的嬗变

业内对鲁迅翻译的研究大多聚焦在他的"硬译"风格和异化理论。然而纵观鲁迅的翻译生涯,可知鲁迅的翻译观经历了曲折的流变过程,从编译、意译,到直译乃至"硬译",最终他强调应视受众的不同而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每次流变都揭示了鲁迅在思想上的转变和对中西文化与文学的重新思考。本文缕析鲁迅翻译观的发展脉络,梳理他翻译策略的变迁,描画了鲁迅作为一个建构新文化的现代主义者和备受争议的翻译家的本真面貌。     

从归化到异化——试论鲁迅的翻译观

在中国翻译史上,鲁迅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提出的一些翻译观点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的翻译研究.本文探讨了鲁迅翻译观的变化,从早期跟随晚清风尚以意译为主,到后期追求直译、反对归化.鲁迅的翻译思想主要是围绕"信"和"顺"问题展开的.他"宁信而不顺"的硬译观在我国文坛上曾经引发过极大的争议,其译文也因为生涩难懂而遭到攻击.然而,鲁迅翻译思想中的"信"与"不顺"体现了近代中国翻译活动救亡图存的根本目的,代表了文化转型时期中国翻译的发展方向,同时也为后人提供了探索和研究的起点.     

翻译与中国现代文学——鲁迅与郭沫若在"翻译是媒婆"问题上的分歧

鲁迅和郭沫若都是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翻译家,在翻译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问题上,郭沫若提出了"翻译是媒婆"的说法,鲁迅在不同的场合与文章中多次批评了郭沫若的说法,认为贬低了翻译的地位.围绕"翻译是媒婆"的问题,鲁迅和郭沫若就翻译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进行了较为细致深入的辨析,推动了现代翻译事业的发展.     

鲁迅的儿童文学翻译

鲁迅对儿童文学翻译的关注始于留学时期,从五四时期到30年代均有儿童文学翻译力作推出.鲁迅在对象选择与翻译风格上别具一格,这不仅缘自其内心的共鸣与艺术个性,而且也折射出时代的潮声,甚而有对现实的超越性.在主题与题材方面,五四时期侧重个性与博爱、童心童趣、人与自然的和谐,30年代则偏重社会关怀;从话语语调的选择,到插图的配置,均考虑到儿童的特点.其儿童文学翻译不仅对中国儿童文学的创建、乃至包括翻译文学在内的整个现代文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而且对其自身的创作亦不无影响,诸如文体形式的借鉴、题材的选择与艺术构思,童话作家与童话意象进入作品,自然描写、儿童描写、动物描写的展开,等等.     

论鲁迅“宁信而不顺”翻译观的动机

通过探讨鲁迅和清末翻译潮流以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关系,分析了鲁迅"宁信而不顺"翻译观的动机,指出鲁迅之所以提倡这样的翻译观是为了端正不信之译风;改造、发展白话文;引进新的思想,改造中国社会.     

鲁迅的翻译思想及其价值

从投身文学到生命的终点,鲁迅的翻译工作从来就不曾间断过,其成就之高、影响之大、个性之突出,都应该在中国翻译史上写上浓重的一笔。与其他译者相比,鲁迅的翻译特色是明显的,其翻译模式对后来的影响是巨大的。本文从翻译的意图、翻译对象的选择、翻译方法等几个角度出发,对鲁迅的翻译思想与价值进行了剖析。     

鲁迅与傅雷翻译观之比较研究

鲁迅的基本翻译观可以概括为"功利翻译观",即其翻译是以有益于社会和人民为原则的;傅雷的翻译观也带有这一印迹,但他更强调为艺术而翻译。两种主导思想差异较大,但在二人的翻译目的、翻译选材、翻译方法及读者观等四个方面,也不乏差异之外的共性。从这四个方面对二者的翻译观进行对比研究,可以使我们对两人的翻译观有更加全面、深入的认识。     

鲁迅翻译观探析

鲁迅在清末民初提出了“直译”的翻译方法后,又提出了“硬译”、“欧化”、“宁信而不顺”等翻译主张,进一步完善了自己的翻译观。本文拟分析鲁迅的这些翻译观的形成过程和历史背景及其在中国翻译史上所起的积极作用。     

鲁迅“中间物”思想的传统文化血脉

鲁迅是新文化运动中的"叛逆的勇士",但源远流长的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无疑对鲁迅的精神世界和文学创作及翻译活动产生了最为直接和重要的影响。鲁迅的"中间物"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一脉相承,鲁迅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中国传统文化,开拓出一条使中国文化走向现代化的新思路。     

近80年鲁迅文学翻译研究检讨

鲁迅的成就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文学创作、学术研究、文学翻译,但对鲁迅的文学翻译,学术界却研究得非常少,也不重视。大致说来,迄今鲁迅的文学翻译研究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鲁迅与外国文学的关系;鲁迅的翻译理论;鲁迅的翻译实践。本文主要从这三个方面来回顾和总结近80年的鲁迅文学翻译研究。     

鲁迅与文学翻译及其研究现状与前景

鲁迅在文学翻译方面卓有成就,对于鲁迅的思想和创作具有重大的影响,但学术界对它的研究却非常不够。其原因与鲁迅的翻译著作出版状况有关;与我们对“翻译”的成见和误解有关;与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模式以及相应的缺陷有关。针对鲁迅的文学翻译,要注意历史层面的研究;研究一定要有辐射性;要重视对鲁迅翻译作品的翻译学研究。     

互文性:鲁迅的《野草》与《苦闷的象征》的译介

关于《野草》与鲁迅对《苦闷的象征》的翻译,已有的研究焦点多集中在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对鲁迅《野草》的影响上。对于鲁迅翻译的《苦闷的象征》与鲁迅创作的《野草》在翻译意图与创作意图、翻译策略与创作策略、翻译风格与创作风格的互文性关系却一直没有人涉及。事实上,鲁迅的《苦闷的象征》的翻译与《野草》具有非常明显的互文性。在翻译与创作的意图上,二者都在借苦闷的表现呼唤健全的人性。在翻译与创作的策略上,二者都倾向于与理想读者的对话。在翻译与创作风格上,二者都呈现出了艰深、晦涩的特点。     

鲁迅翻译策略研究

本文认为鲁迅主要从翻译选日,从直译到“硬译”,从归化到异化以及从语言文化因素等角度来把握翻译,其策略对21世纪的今天的跨文化交流活动仍有积极的借鉴作用。     

翻译的政治与翻译的艺术——以瞿秋白和鲁迅的翻译观为考察对象

从20年代末到30年代中期,中国翻译界展开过多次论争,左翼阵营中鲁迅同瞿秋白关于翻译原则的讨论颇为引人注目。瞿秋白虽然赞扬鲁迅的译文“的确是非常忠实的”,但仍从建设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理论的角度,就当时“直译式”的文章所表现出的问题与鲁迅进行了商榷。瞿秋白强调要用“绝对的白话”去翻译,与他鼓吹欧化文艺的大众化和革命大众文艺的创造紧密相连。鲁迅的翻译主要着眼于提高,而不是普及,目标在于精神界之战士,还不是暂时与文学和翻译无缘的大众。鲁迅和瞿秋白都注重翻译的功用性,但鲁迅始终没有否认文学与翻译艺术本身的独立性及其本体的目的与特征。     

“必须更有真切的批评”——论鲁迅的翻译批评观

在中国现代翻译史上,鲁迅较系统而又深刻地论述了翻译批评,为现代翻译批评确立了较为科学、公正而又客观的批评传统。其深刻的思想与精辟的见解虽然没有以独立学科的形式来进行透彻的分析和严密的论证,但无论是就其观点的独到而言,还是就其论述的全面来说,都是我国翻译批评史上重大的理论建树,仍然是指导我们今天的翻译批评工作,建立新世纪翻译批评体系的指南。     

鲁迅与萧伯纳

<正> 鲁迅在世的时候,欧美的文豪评论过鲁迅作品的,是罗曼·罗兰,而与鲁迅见过面、谈过话的则是萧伯纳。翻译的序跋除外,鲁迅为外国作家写专文最多的也是萧伯纳。本文不拟详细描绘二人的会面,而是对鲁迅与萧伯纳的思想与创作进行比较与反省,并探究萧伯纳对鲁迅的影响。     

革命与私谊:翻译论战中的瞿秋白与鲁迅

瞿秋白和鲁迅之间的文学交往和私人友谊,不仅导致鲁迅和梁实秋之间翻译论战的微妙变质,而且形成现当代思想史上一整套学术争鸣与政治意识形态争夺二者迅速转换的思维机制,对现代中国学术进程、文学翻译和异域思想资源的引进导向、现代中国文艺传统发展等问题影响甚大.对此历史性私谊在思想史视野中进行历史还原和意义讨论,既可呈现中国现代文艺思想在日常活动层面上的经典化历程,从而对文学和政治的复杂绞缠有更人性而平和的理解;又能推进对现代文学史上私人因素在文学传统发展中所起作用的反思,还原被政治功利和历史叙述"后视镜"双重遮蔽的文艺思想本身的学术价值,并深入理解中国现代学术发展理路的逻辑转折与思维变异.     

翻译与文学经典的重构——以鲁迅的《祝福》为例

文学经典是由特定的人、在特定的时间、出于特定的原因建构而成的,而符号是其建构的中介。雅各布森将符号翻译分为语际、语内、符际三类,这对文学如何由民族的成为世界的、文字的成为影像的等等,提供了重要的阐释途径。本文所谓翻译,即指语际、语内、语符三项,而非仅仅语际一项。《祝福》的经典重构表明:经典作品的思想性、艺术性和意象性通过符号所蕴含的可阐释性,召唤着对文本的重译、改编和表演,从而使经典由"今生"寻求到本雅明所青睐的"来世"。     

罗兰·巴特“符号游戏”视域下的鲁迅科学小说翻译

阅读、写作和翻译可视为一种符号编织的“游戏”,罗兰·巴特的“符号游戏”观为我们研究翻译理论与实践提供了有效的理论视角。根据罗兰·巴特的“符号游戏”原则,在译文意义、译文语体和译文叙事结构等方面重新审视翻译家鲁迅的科学小说翻译,可以获得对这位译作等身的学术大师译介思想的全新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