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权利与罗尔斯的正义理论

当代政治哲学兴起的标志是新自由主义的诞生,新自由主义诞生的标志则是罗尔斯《正义论》的出版。罗尔斯对社会契约的使用方式预设了原初状态中的签约者具有某种先在的权利,这种先在的权利植根于人的一种自然的道德人格能力。人在道德人格能力上的平等使得每个人都应该得到平等的关心和尊重。这表明作为公平的正义建立在一种自然权利的根本预设之上,这一根本预设就是平等的关心和尊重。这一预设使得罗尔斯的正义理论具有一种自然权利论特征的同时又超越了传统的自然权利论的自由主义。     

论政治学的学科性质及与政治哲学的关系

政治学的学科性质属于人文艺术学科,而不是什么科学.用科学至上主义的方法去研究政治学,其后果必然是把人当作无生命的东西来看待.政治学知识和政治智慧是一种独特的人文知识、人文智慧.这种人文特性要求政治学研究方法必须是人文主义的.政治学研究的最佳视角是把公民之闻的关系理解为一种广泛的博弈关系.政治学研究的对象是:国际政治关系、国内公共事务和公民的政治参与.政治学与政治哲学之间的关系并非"实然"与"应然"、事实与价值之间的关系.政治学是研究特定政体内的政治行为目标与其手段间的关系;政治哲学则是研究与社会类型相匹配的制度规则的价值观.政治正义是政治学研究的核心命题;而规则正义却是政治哲学研究的核心命题.政治哲学是独立于任何哲学派别的;它所提出的制度价值规范是政治学进行政治行为分析评价的伦理基础.     

自然状态的道德意涵:定位现代道德的开端

针对李猛有关霍布斯自然状态的讨论,本文力图指出,自然状态不仅仅是一个人性冲突状态或法权矛盾状态,而是具有某种积极的道德意涵。这集中在霍布斯的自然权利概念上。正是自然权利,而不是原初缔约环节,构成了霍布斯政治哲学的规范基础。自然权利不完全是一项主观权利,它同时还带有传统客观法权的正当意涵。一方面,每个人的“自然权利”凭借国家权力的存在,成为一种客观意义上的正当性,另一方面,它的“自然性”又意味着它并不是由国家所制造出来的,而是基于人的自然本性本身。人的自然并不是可以任意抟塑的质料,而是有其形式,并被明确界定为一种自然“权利”或正当,参与到政治生活的构建之中,这构成了现代思想不得不去回应的难题。     

政治的中立性——洛克自由主义政治哲学解读

作为西方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创始人,洛克以自然状态下个人的自然权利和自由本性为逻辑前提,借助于社会契约的学术范式,建构了一个适应时代要求的确保个人自由平等的中立性国家,深刻地影响了西方社会的政治价值观和政治实践.     

论人格权的自然权利属性

人格权的本质属性是什么,这是人格权研究中一个基础但有待深入探讨的问题.从本质上说,人格权系一种自然权利,但人格权的自然权利属性面临着诸多质疑与批评.为此,文中试图以‘低限人权"为思路和方法去论说人格权的自然权利属性,并以"人道原则"为基础去探寻人格权作为自然权利的理据.     

述评生态心理学的哲学基础

心理学是借助于近现代科学成果和方法,直接从哲学中分离出来的科学。生态心理学主张在真实环境中研究人的心理和行为,作为当代心理学的一种改造运动,又是日益受到关注的一种心理学方法论,自然有它自己鲜明的哲学基础。     

哲学与政治的相遇--论雅斯贝尔斯的政治哲学

本文围绕雅斯贝尔斯的前后期政治著述活动,探讨了其政治哲学的基本内容和特征.雅斯贝尔斯政治哲学的基本内容是他关于社会与国家的理念以及"新政治"思想.雅斯贝尔斯政治哲学的基本特征是将哲学与政治紧密地结合起来,坚持用理性贯注每一个生存,有意识地处理共同体与个人、权利与义务、自由与权威、合法性与道德性、秩序与暴力之间的矛盾,从而使生存变成交往性的生存,使个体达到自身,使社会达到统一.雅斯贝尔斯政治哲学的宗旨是人类的统一、世界的统一.作为普遍交往的政治哲学,雅斯贝尔斯的政治哲学思想有助于人类从全球意识出发,共同选择未来、开辟未来,并对此共同负起责任.     

自然及其真理之中：斯宾诺莎的唯物主义及其政治哲学

斯宾诺莎政治哲学的研究意图是通过可靠和无可争辩的推理，从人的真正本性去确立和推论最符合实际的原则和制度，这既是对培根以来的唯物主义建立科学本体论与认识论的总结，更是唯物主义向伦理领域拓展的开始。斯宾诺莎试图以客观真理性的探寻来提升人类现实福祉，而自然神论只是对客观真理性的描述，其实质在于承认作为经验主体的人类的不圆满性与自由之可能。在此基础上，唯物主义最终展现为对自然状态与国家状态的审慎界定，前者之中人类乃是拥有完整的自然经验且试图保存自我的自然存在物，后者之中则是自然权利的理性化与秩序化。斯宾诺莎对基于力量的自然权利的先在性判断，以及由此展开的对自由的界定和对各种政体的对比，在启蒙运动前夜展现出政治哲学应有的真理性维度，其中要义是对实存的政治经验的分析，以及对政治思考的理念性前提的怀疑与批判。     

论自由主义权利理论的演变——从古典自由主义到新自由主义

从古典自由主义到新自由主义,自由主义的发展经历了多次转变,相应地,西方权利理论也经历了多次嬗变.古典自由主义以自然法和社会契约论为基础,论证了自然权利的正当性和先在性.功利主义认为社会功利是个人权利的依据,具有作为权利理论的坚实基础.而新自由主认理论则认为权利应该具有优先性,权利原则是自由主义的理论基础.自由主义理论形态的更迭只不过是支撑权利的自由主义理论基础在发生变化,这种变动所体现的是对权利进行更进一步的理论解说,为自由主义及其权利理论提供不同于传统的证明.     

政治宽容渊源的哲学审视

随着人类政治文明的演进和提升,政治宽容作为一种理念、美德和制度逐渐融入现实的社会政治生活,成为政治文明发展的内在要求、衡量尺度和外在表征.政治宽容要探询的是:什么样的价值理念和道德原则应该成为国家行为的正当基础.政治宽容的生成根基和理论前提,可以从哲学的本体论——人性诉求、生存论——多元共生和认识论--有限理性等维度获得充分的诠释和有力的辩护.     

欧洲近代政治哲学的兴起与分化

(一)启蒙运动时期英法政治哲学的产生可以把欧洲近代政治哲学的兴起理解为欧洲启蒙运动的产物,也可以把启蒙运动本身理解为近代政治哲学的兴起。因为,启蒙运动所面对的两个最主要的、最直接的对象,一个是神权,一个是王权,它们分别构成了对人的思想禁锢和政治束缚。因此,近代欧洲政治发展的核心问题就是神学—政治问题。而这个问题也恰恰是启蒙运动所要解决的问题。启蒙运动呼唤的理性精神推进了人们对政治问题的思考,在怀疑、批判神学政治的同时探索新的政治理念和政治原则。在欧洲近代政治哲学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中,“自然权利”问题可以说是…     

从社会物质关系透视“权利、法律和犯罪”——马克思对施蒂纳的批判

施蒂纳谴责政治自由主义的人权理论,认为社会权利是由自然血统、神或人民选举等赋予的异己的权利,应该通过“我”的强大权力将权利收归自己所有.他把意志作为法的基础,认为法律是统治者的意志,犯罪是对普遍的“人”、固定观念的蔑视.他主张将法、法律等从头脑中挤出,使之让位于我“自有的意志”.马克思认为,权利、法、法律和犯罪以客观的物质交往关系为基础,法、法律、国家体现着统治阶级的共同利益.马克思还分析了国家政体及其历史变化的社会物质生活的原因.     

论卢梭的政治自由思想及其影响

政治自由在卢梭的政治思想中是一条关键的主线,它将社会契约论、公意学说、人民主权、法治思想等有机地贯穿起来。在卢梭的政治思想中,自然自由与现实的不自由之间、个人权利和集体权威之间、个人权利和公意之间乃至主权的崇高性和不可代表性之间都存在矛盾,这是卢梭式的带有浓厚平等色彩的自由给人的整体印象。卢梭的政治自由思想对德国哲学、马克思以及现代英美政治哲学家们都有非常大的影响。     

社会科学、价值判断与科学的价值——评施特劳斯的韦伯论述

在施特劳斯的思想世界中，韦伯的处境是悲剧性的：他命定了要信仰科学，可是由于受到历史主义的深刻影响，内心深处又不得不对科学的价值怀有极度的不安。施特劳斯一方面通过一个下降的思想历程揭示出韦伯困境的深层根源：韦伯坚持价值中立是因为终极价值之间的冲突无法借助理性来解决，而后者又是因为科学无法在面临启示的挑战之下证明自身的价值，这是因为他对科学及其处境的理解是不完善的。另一方面，施特劳斯又通过一个上升的思想历程去超越韦伯所陷入的深渊：前哲学的自然世界是哲学与启示的共同起点，通过政治哲学（必然要求价值判断）迈向一种探询式怀疑主义的哲学，它始终满足于表述而非解决存在之谜，这就使得启示成为可能和必要。哲学的价值在这种永恒冲突中得到确立。     

康德政治哲学的当代诠释

对当代政治哲学的深入理解,离不开对其根基之一的康德政治哲学的研究和关注.康德政治哲学的主题是:确保人类自身能够自由、有尊严地生活,人类应该由自然状态走向法治的自由状态,从而实现人类永久和平的世界图景.为此,康德从对人的理性认识能力的先验分析中,界定了人在道德领域中的自由本性;在对人的自由本性的扩展和演绎中确证国家存在的合法性,由国家的合法性存在推出不同国家之间组成国际联盟,最终促使人类走向永久和平.在康德的政治哲学中所体现出来的先验主义特点、政治与道德的结合以及永久和平的构想在当代政治哲学的研究中仍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强大的吸引力.     

施密特与政治哲学的现代性

施密特的政治哲学的影响日益显著,被视为足以与当代西方主流政治哲学之自由主义对峙的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政治哲学取向.本文通过与韦伯思想的异同对比,展开对于施密特的基本政治观的阐述,并最终深入发掘施密特的独特的政治神学基础.     

论宽容的法哲学基础

宽容的思想发源于宗教仁慈和仁爱的学说,它作为一种政治和法律的学说需要建立在一定的法哲学基础之上。从宗教宽容的法律化进程看,它的法哲学基础可能部分地建立在自由主义,部分地建立在相对主义,或者部分地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之上。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条件下,宽容的法哲学除了汲取自由主义和相对主义的精华外,同时还应该以马克思主义宽容思想为指导,这是我国当代宽容思想和实践的特色之所在。     

作为实践哲学的哲学解释学

加达默尔的解释学强调理解、解释与应用的合一,其实应用就是实践的应有之叉.加达默尔重点论述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对技艺、科学与实践智慧有明确的区分,并指出了科学的自然知识和实践的人文知识的区别.在科学呈现出一种技术化趋势,并成为一种自律的统治力量的当代,加达默尔重新恢复了亚里士多德实践智慧的重要性,解释学不仅是哲学,而且是一种实践哲学,它直接面对人的存在与活动,与人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它讨论的是人的"生存"、"自由"、"幸福"和"善的选择"等这些对人类来说最为至关紧要的问题.解释学作为实践哲学,体现了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它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思维方式和理解的视角,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为我们提供了一种人的存在方式,解释学的真理可以使我们重归人文精神宝贵的精神家园,而这正是每一个现代人安身立命的基础.     

土地资源及其所有权的法哲学思考

土地资源是各种资源之母,是人类生存的基础.因此,对土地资源的合理占有和利用,以及由此产生的土地所有权制度就成为人类社会最根本的社会制度.既然土地是自然之物,那么,个人和群体对它的占有和使用在什么意义上是合理的,在什么意义上能成为一种权利以及应该是一种什么意义上的权利呢?从法哲学的角度来看,土地应该属于全人类,个人和群体不应享有对土地的绝对意义上的所有权,土地资源的特点也使得人们不可能开发和享有土地的所有资源.因此,对于土地,在总体上应实行公有私用原则.历史上的土地往往实行多级所有制,如国家所有、集体所有和个人所有.每一级所有的方式和内容都是有区别的.合理的土地制度应是公有前提下的适当私有.中国现行的土地所有制度是总体上的国家和集体所有,企事业单位、家庭负责经营,这一状况基本符合土地的性质,即公有私用或多级所有的原理,因而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但当前也存在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将影响中国经济的发展,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这一点,采取果断措施,解决这些问题.     

从卢梭回到柏拉图:重拾西方思想史的友谊论题——以柏拉图的《吕西斯》为中心

一、友谊论题在西方思想史上的位置 当18世纪启蒙大潮席卷整个欧洲的时候,卢梭便对启蒙的谎言、现代性的要害洞若观火,他天才地预见到:现代启蒙思潮将会以不可逆转之势把人类社会逼入绝境.拒绝启蒙的卢梭决然地返回古典寻找济世良方,问道于柏拉图-苏格拉底等伟大先师,追随古人思考的踪迹.然而,卢梭对自然状态考察的结果却使他抛弃了古典自然权利的基础--人天然的是政治动物,而是将不辨善恶的原始自然人看做现代自然权利的基础.换言之,卢梭拒绝承认自然中存在永恒不变的自然正当,不承认正义理式的存在,而是在"自爱心和同情"之上重建人类社会的道德标准和政治制度,他自信能从历史而非自然中找到正义的标准--这种标准会因时代和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在这个意义上,返回古典的卢梭亲手终结了古典自然权利说,"肇始了现代性第一次危机"[1](P257),将霍布斯、洛克尚且保留的古典自然权利全部抛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