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熊十力哲学的性质

熊十力(1885——1968)湖北黄冈人,辛亥革命的参加者,我国近现代著名哲学家。对于国内学术界来说,熊十力哲学尚是一片未曾开垦的处女地。本文拟从宏观角度,作如下初步探讨。     

从本体到仁体——熊十力哲学及其与宋明理学的交汇

熊十力在20世纪上半叶建构近代中国哲学的过程中有突出的原创性贡献。20世纪30年代初,熊氏建构了颇具中国哲学特色的本体论,认为与西洋哲学割裂本体和现象的二元致思趋向不同,中国哲学的本体既非超脱于万物之上的“独存”亦非潜藏于现象背后的“原因”,提出了“由体显用”“即用显体”的体用不二论。熊氏由此反对西洋哲学或佛教有宗的本体论所导致的“二重世界”或“二重本体”的理论弊端,显明中国哲学本体即“全体”、全体即“大用”的理论特色,构成其哲学的主要标识和理论贡献。熊氏在20世纪40年代更提出“仁体”说,揭示了仁体具有“生生之仁”和“一体之仁”这两项宋明理学“仁论”的基本义,使得熊氏哲学既有不同于西哲或佛学的创新性,又与宋明理学尤其是阳明学传统存在思想交汇点。熊氏继而将仁体论拓展至儒家经学乃至外王学领域,提出了“经学即仁学”的儒学观及“以仁为统”的政治观,揭示了仁学在社会政治学领域的应有理论意义。总体看,熊氏哲学作为近代“心学”的典型形态,对于接续儒学在近代中国的“一线之绪”以重建中国哲学作出了重要贡献。     

本体论与中国传统哲学的终极探求

近年来,有些学者通过对“Ontology”的翻译及含义的新阐释,提出中国传统哲学没有本体论的论点,但这种论点有把西方哲学史上某种特殊形态的本体论与作为哲学核心问题之一的本体论等同的倾向。本体论是关于终极存在的学说,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传统哲学中有丰富的本体论,并且呈现出独具一格的特色。本体论作为哲学的核心问题,是研究中国哲学史必不可少的内容,更是进一步发展中国传统哲学的根本生长点之一。     

寓于无言之境——熊十力哲学方法论析

熊十力是现代新儒家哲学形而上学的奠基者,他同时也是。五四”以后唯科学主义思潮最有力的反对者和批判者。表现在哲学方法上,他突出地强调理智分析和语言概念的局限性,强调科学方法与哲学方法的区别,认为要把握作为宇宙人生之“大本大原”的形上本体,要达于哲学所追求的终极境界,不存在一条纯理智的道路,而只能依靠与人的生活实践融为一体的直觉体认。     

论庄子的天人观及其当代意义

与先秦诸子相比,庄子是一个较多谈论天人关系的思想家。他的天人观主要体现在前后保持一贯联系的四个方面：“以天为宗”、“天而不人”、“人与天一”、“无以人灭天”。今天重新审视庄子的天人观,对处于生态危机背景下的我们建设当代生态文明或生态道德、进行审美地生存仍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中国传统哲学的矛盾观及其现代意义

在中国传统哲学中蕴藏着十分丰富的辩证矛盾思想。特别注重矛盾对立双方的统一，崇尚“中和”，强调“用中”是中国传统哲学矛盾观的显著特点。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矛盾观，对于维护当今社会的稳定、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家庭的和睦、人际关系的和谐有序和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论董仲舒的天人思想及其文化史意义

天人关系的探究,是中国古代哲学思维发展的主线。“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史记·太史公自序》),是历代思想家赋予自己的神圣使命。在天人思想的演进历程中,董仲舒的天人思想独树一帜,创造性地将中国古代天人理论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峰。他利用传统的神权观念,吸纳阴阳家的理论,第一次使儒学与阴阳学说融合,将阴阳、五行、四时、四方与儒家王道政治理论相联系,使天、人、社会构成一个动态的平衡系统,为其天人感应论张目。他通过事物类同现象的归纳和演绎,以类同为类感的基础,由类感进而类推,将类感原理贯注于天地人之间。并通过以类合、以数偶的方法,使天人互相感应,使自然     

察异以求会通——熊十力与西方哲学

熊十力强调哲学的"国民性",主张在精通中西哲学传统的基础上,求得中西会通,"融摄"西方哲学,结合中哲"归极证会"与西哲"精于思辨"的优点,构建现代中国哲学。《新唯识论》即是熊十力对这一主张身体力行的成果。虽然熊十力哲学中存在着随意附会与本质主义化约论两方面的问题,但另一方面,哲学问题确如熊十力所言,多为普遍的,只是不同哲学家切近的方式不同,因此像"道"与"存在"这样的概念虽是特殊的,却可以被另一套哲学话语翻译。西方哲学的最大长处在于包容内在自我批判与外向时代批判的批判精神,熊十力是第一个对现代性有自觉批判意识的中国哲学家。虚心容纳西方哲学,首先应容纳哲学的批判精神,只有用共同的哲学话语与别人讨论人类共同的问题,中国哲学才可以实现现代化和世界化。     

哲学重建与重建哲学——读《现代唯物主义导引》

思,作为人类存在方式之一种,使人类超拔于有限的、具体的物性界,而进到一个自由的、无限的精神界.哲学不但思着不同于思本身的对象,而且还思着思本身.“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但这绝不意味着迄今为止各种名号的哲学都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恰恰相反,哲学的通俗化、大众化以至教条化,使其失去了批判的和反思的特质,而变成了实用的.世界历史交往形式的拓展,当下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强烈地要求着哲学重建与重建哲学.由陈晏清、王南湜、李淑梅合著的、南开大学出版社1996年12月出版的《现代唯物主义导引》作为最新研究成果,正是这种重建的可贵尝试.这体现在《现代唯物主义导引》(以下简称《导引》)在处理一些重大问题的关系上.     

中国古代哲学知行观的现代意义

知行观是中国哲学认识论历史中的一对重要范畴,它在每一代人的现实生活中都有重要意义.我们所处的当代社会较之于以前社会有很大的变化,在人们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社会生活等领域发生巨大变化的时候,中国古代知行观对现代人有何种意义,人们如何更加正确认识和扬弃古代知行观是一个值得探索的问题,本文从五个方面对其现代意义进行了阐述.     

现代生物进化思想的两次飞跃及其哲学意义

现代生物进化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两次飞跃。第一次飞跃是从物种到分子水平的进化；第二次飞跃是从个体变异到系统自组织的进化。随着系统科学的发展，耗散结构理论、协同论、超循环论都为生物进化思想增添了新的内容。生物进化思想的发展对于我们深化内因与外因、偶然与必然、平衡与非平衡这些哲学范畴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贺麟的体用观──中国现代哲学重建之路

体用是中国传统哲学的基本范畴之一,主要归属于本体论。贺麟是现代新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建构新文化的设想使他对体用范畴极其重视。可以说,体用观是贺麟整个文化哲学和新儒学的理论根基。贺磷立足于传统的基础上,深入挖掘了体用的文化学意蕴和内涵,开辟了体用观的新里程。不仅如此,依据自已的体用观,贺麟对现代中国哲学的转型与重建提出了一整套设想和主张。其中的许多看法今天看来仍不失为真知灼见。     

试论熊十力“新唯识论”思想的形成

本文认为,把“新唯识论”思想归结为来源于哲学史上的某一家某一派或某些家某些派,似乎不足以反映熊十力先生治学的独特风格。应当综合地考察“新唯识论”的形成,它大体经历了嬗变于唯识宗、参证于西方哲学、归宗于儒家的逻辑过程。     

老子与庄子的生命哲学、养生思想及其现代启示意义

老子和庄子的生命哲学大体上由生命观、生死观、重生论、养生论四个方面内容构成.老子、庄子皆崇尚“道法自然”的生命观,将人的生死现象看作是一个气化的过程.将人的生命价值放在世俗的财富、名誉、功业之上,从养气、养心、养神等多个层次开掘出养生的思想.他们的生命哲学与养生思想对于当今社会的人们仍然具有启迪意义.     

现代风险的历史演进及其哲学内涵

在当今全球化进程中,风险问题越来越成为一个重要议题,风险的概念也进入诸多学科和社会公众话语。具体学科中的风险概念就其各自的研究目的和方法而言都有其特定的适用性和限度,同时,风险概念也随着社会历史的变化不断地变化着自己的含义和用法。从哲学的理论视野中来考察,风险与现代性的扩张密切相连,它可以作为一个社会历史范畴,价值性范畴和哲学范畴来认识。     

体用与性相--略论熊十力哲学对佛教唯识学的继承与改造

熊十力哲学是通过对大乘佛学的独特诠释建立起来的.这种诠释的根本特点,就是以体用解释性相.对于大乘佛学来说,性相问题是最根本的理论问题.无论是大乘的空宗还是有宗,都是从存在论的"真"、"妄"分别的立场来说明法性、法相及其相互关系的.但华夏文化传统是以体用-元为其基本思想构架,故中国佛教的主要流派往往也把这作为诠解印度大乘佛学的出发点.这种诠解必然包含了一种思想语境的转移.故空有二宗的理论在传入中国后,都被融入如来藏思想的系统之中了.熊十力哲学对佛教唯识学的阐发,也是以体用一元为出发点的.熊氏的体用论是一种生存论的体用哲学,它主要来自于<易传>,实际上是以易解佛,同时也是以佛解易.这种解释实质上是把问题从存在论转移到生存论领域.     

道德、民主与科学的融摄——熊十力对中国文化道统的现代诠释

熊十力的道统思想包括道统内涵的现代阐释、道统传承历程的梳理、道统内含的治统与学统的发掘以及道统、治统与学统的全面重建等多方面内容。他的“一国学术思想的中心”与“立国精神”的道统观,相对于第一代新儒家群体中冯友兰和钱穆的道统观具有更为合理自洽的思想价值,但是,他关于中国文化道统内含的治统与学统的现代诠释及其力图从儒家心性之道的践履中发展出民主与科学的理论建构又有自身的缺陷。全面梳理熊十力对中国文化道统的现代诠释,不仅对于深入认识现代新儒家道统思想的演进脉络具有重要的思想史意义,而且对于批判性地汲取现代新儒家道统思想的合理价值以推进中国文化道统的现代传承也有重要的理论启示和时代价值。     

易学对于中国哲学当代重建的意义——现代新儒家哲学与易学的深度关涉

现代新儒学将儒学加以哲学化的特点之一,是其哲学与易学之间的深度关涉。这种关涉有时是显性的,例如熊十力的新唯识论;有时是隐性的,例如冯友兰的新理学。其共同点是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表现为对《周易》的形而上学化的诠释。这与20世纪西方思想的去形而上学化趋向形成了鲜明反差。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去形而上学化就是不可商榷的、而现代新儒家哲学使得中国哲学再次落伍了。但是无论如何,一方面,旧形而上学确实是“无本”（无源）的,其对《周易》的单纯哲学化、形而上学化诠释确实是颇成问题的;另一方面,去形而上学化尽管同样偏颇,然而确实敞开了重新发现本源,从而重新诠释《周易》、重建中国哲学的可能。     

儒家哲学的理想境界及其现代意义

理想境界是人生终极的、最高的追求。苟子将其描述为“圣”、“王”两尽的境界。“圣也者，尽伦者也；王也者，尽制者也。两尽者，足以为天下极臭。”（《苟子·解蔽》）在苟子看来，个人道德修养的极至，就是“圣”。但仅实现这一方面，还不能说就是达到人生的最高境界，在个体的外在行为上，还必须达到‘王”的境界，即实现和儒家哲学所摒弃的霸道政治相对立的王道政治。人生的理想境界应该是做到“圣”、“王”而尽，实现内圣外王。这样，才可以称得上是“天下极”了。儒家哲学从孔孟苟到宋明新儒家，直到明清之际的实学，尽管其间学派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