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奏销制度探析

奏销制度是清代财政制度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中央对各省的财务收支实行监督和控制的重要制度之一。奏销制度在清代曾起过重要作用,具有很大的影响。本文试图通过对奏销制度的渊源及其在清代建立、完善、崩溃的过程,以及所起到的作用等各个方面,做一个深入的探讨,以期对清代的奏销制度有一个系统的认识。     

清代部费问题研究

“部费”是清代陋规的一种,在钱粮奏销、官员升调、刑名案件审理中起着重要的作用。部费成因复杂。与清代财政体制、胥吏设置以及人才培养体制有着密切的关系。部费的存在,在给清代财政、吏治等造成消极影响的同时,也给民众带来了沉重负担。清政府试图采取一些措施来清厘此弊,但并未取得可观成效。清后期,部费渐有公开、合法之趋势。     

清代收成奏报制度考略

清廷在参酌前代呈报收成做法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清代独具特色的地方折奏收成制度。地方奏报农业收成过程中,临时奏闻收成概况和定期折报收成分数并行不悖,奏折与收成分数清单一并使用。收成奏报与雨雪奏报、粮价陈报共同构成了清代粮政信息收集制度,在清代粮政、仓政、荒政运行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唐代朝集制度与进奏制度关系之辨析

朝集制度与进奏制度分别是唐代前后期中央与地方保持行政联系的制度之一。从产生背景看,唐代朝集制度是对两汉上计制度的继承,而进奏制度则是唐代现实政治的产物;从人员构成看,朝集使一般由诸州都督、刺史或上佐兼任,而进奏官一般为藩镇使府幕职担任;从主要职能看,朝集使主要是参加朝廷的礼仪活动及应对地方官吏的考课,而进奏院主要是负责传递中央与地方之间的信息;从实际作用看,朝集制度在加强中央集权方面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而进奏院在沟通中央与地方行政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二者虽有相似之处,但不可混为一谈。     

清末会计年度改革动议考

会计年度是国家实施预算的根本保证。清末新政时期，藉实施预算制度以清理整顿财政，而当时清廷对实施预算统筹规划不善，法制不健全，通过试办宣统三年预算其问题得以凸显，因之有议改变历年制会计年度，众说纷纭。七月制会计年度充分考虑了国家租税年度收入、较好地处理了与国会会期、预算编制、审议、奉行之间的关系，参合了清代中国施行已久的奏销制度、按季和年终截算等财税制度，并且符合民间社会经济生产习惯，在当时政界意见中占据主流。但是，会计年度改革是一个综合配套的过程，会计年度改革与历法有密切之联系，清末改革各项事业纷纷上马，清廷难以协调，会计年度改革以暂时搁议而告终。     

具题与折奏之间:从“改题为奏”看清代奏折制度的发展

清代公文书初沿明制,分题本与奏本二种。地方大小公事用题本,个人私事则用奏本;前者用印,后者不用印。康熙皇帝为了广耳目,防泄密,要求特定官员就所见所闻,亲自缮折,差人送至宫中,经其批阅后,发还当事人。这是康熙在正式公文书外,与亲信间另辟的通讯管道。这种君臣间的私人通讯在雍正朝不仅持续进行,甚而盛大发展。雍正皇帝不但扩大了折奏官员的范围,而且订定规章,确立自缮折、传递、批阅、发还、缴回的程序,清代的奏折制度自此成形。乾隆十三年,以"同一入告,何必分别名色"为由,废除奏本。题本与奏折成为地方与中央的沟通管道,地方例行公事以题本上报,重大事件则折奏以闻,直达天听;这种君臣间公私文书并行的现象一直延续到清末,成就了清代特有的文书制度。光绪二十七年八月十五日,以"整顿庶务,诸事务去浮文"为名,谕令所有具题之件全数"改题为奏"。此一谕令结束了题本二百多年来担当上下沟通的公文书任务,而改由奏折单独承担。不过,光绪二十七年的废题本不是改题为奏的开始,而是改题为奏的结束。乾隆朝以后,经由改题为奏的提出,奏折不再只是统治者与臣僚间的私人通信,而是与题本一样具有公文书的性质。我们今日所认知的例行公事用题本,重要公事用奏折,其实是这个改题为奏过程的结果。     

论清代内蒙古盐业的变迁

受清代盐业经济政策的制约,虽然清代内蒙古盐区被认为是不＂裨国计＂之地,而被排挤在十一大产盐区之外。但是＂蒙盐＂的生产流通在整个清代社会始终存在着,并于清末正式成为引地。＂蒙盐＂在清代经历了由自产自销到官运官销与商运商销相结合的过程。这一变化过程的主要因素之一是由清政府的盐业政策变革决定的。另外,内蒙古盐区的自然条件及盐湖分布情况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内蒙古盐业在清代的地位。     

论耗羡归公

耗羡归公是清代财政史和政治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作为赋税的一种附加,耗羡的征收,明代以来一直存在,大多属于官员的私自征收和私自派用,从一个层面上也反映出官员的贪婪和吏治的腐败。耗羡归公的关键是将官员的私自收入改为政府的正式财政收入,在整肃吏治和弥足财政方面有双重的作用。同时,耗羡归公,由于规定了各省的耗羡征收比例,原来普遍存在的耗羡滥征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遏制。自雍正元年耗羡归公在山西省开始实施后,各省陆续实施。耗羡归公以后,耗羡银主要用于支发养廉、弥补亏空和地方公用。耗羡归公的实施,也就同时意味着养廉银制度的肇始和财政制度的清理整顿,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一些地方财政支出无着的现象。当然,耗羡归公也存在着弊端,特别是在耗羡的动用上,由于缺乏制度上的具体规定,弊端更加明显,雍正帝晚年已经有所觉察,乾隆年间开始对耗羡进行清理,并制定了《耗羡章程》,对耗羡的征解、支发、奏销,有了各种具体的规定,并将一部分耗羡划入起运项下,一部分耗羡划入存留项下,改变了原来耗羡基本为存留的模式。     

延英奏对制度初探

延英奏对是唐代逐渐发展起来的一项朝议制度,其在政治上的重要性不亚于宰相政事堂会议。然而,唐宰相大臣召于延英殿议事奏对的事例虽然充斥史传笔记,唐官修政典——《大唐六典》以及《通典》、新、旧《唐书》职官志等却均不作记载。史学界研究唐中枢政治制度的论著虽多,却至今未见一篇研讨延英奏对的专论。人们的注意力集中于三省六部和政事堂,对在唐中枢决策中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的延英奏对制度始终未予应有的重视。为     

论宋代的特奏名制度

宋代科举中的特奏名制度,是中国古代科举制度中一项特殊的制度,值得注意。自太祖后期到真宗朝后期,是特奏名制度逐渐形成的时期。随着特奏名人数的大幅增加,也显露了它的某些弊端,因而在士大夫中要求废除特奏名制度的呼声不断高涨。但终宋之世,特奏名制度仍存而不废,其主要原因,除了最高统治者为贯彻重文抑武、牢笼士人的祖宗家法以外,特奏名本身所作出的某些贡献也是重要原因。     

试论《围城》的审丑意蕴

《围城》包孕着丰厚的审丑意蕴,钱钟书先生把他对中西方化、对人性以及对社会的畸形、片面、病态及丑陋的的揭示,真诚地奉献给读者。这些对文化、对人性及对社会生活的审丑的新的纲领,极大地扩大了文学表现的感觉空间和思考空间,让读者睹见作家对中国现实生活、精神文化生活和人性善恶的严厉的审视乃至洞穿,从而反复引发人们的审美体验,这其实正是《围城》被认为是美的文学作品的原因之一。     

《梁书》《陈书》舛误辨

《梁书》、《陈书)历经千年,传抄过程中难免造成文字差错,后人直接引用,必然与事实不符。文章对这两部史书里面自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进行了考证,对错误之处作了剖析,并参照有关史料予以纠正,有助于正确把握梁陈史实。     

党的新闻事业性质观念发展述略

自建党以来 ,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事业性质观念大致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政党宣传工具和阶级斗争工具。第二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政党宣传工具、阶级斗争工具、社会舆论工具。第三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无产阶级专政工具。第四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政党宣传工具、社会舆论工具、大众传播工具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近现代黄帝陵祭祀研究

黄帝陵祭祀是近现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和发展的重要载体。晚清以来,革命党人对传统黄帝陵祭祀加以改造利用,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初步形成作出贡献。民国时期,借由对黄帝陵祭祀的制度化,黄帝为整个中华民族始祖的身份逐渐广为人知。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祭黄帝陵的仪式进行了借用与创造,赋予了"黄帝符号"以"劳动人民性"等新内涵。改革开放后,黄帝陵祭祀越来越得到重视,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和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方面等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后还要找到历史和现实的结合点,总结黄帝陵祭祀的有关历史经验,以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论散曲对元杂剧形成的重要作用

散曲的套数成熟在前 ,对元杂剧的形式有重要作用。后为元杂剧的唱曲起了定型作用 ,并为之提供了基本的乐调和曲牌 ,奠定了本色美的艺术特征。元杂剧的形成 ,从体式到风格 ,皆与散曲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论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

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一种物本主义形态的唯物论,还是一种超越物本主义形态、从实践理解世界的本质相关问题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唯物论？这是一个我们必须搞清楚的有关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本质规定性和精神实质的重大问题。在考察物本主义的唯物论及其思维方式的局限性的基础上,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现代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并重点研讨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关于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的原理,以期为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进一步阐明人类世界的实践性原理奠定基础。     

新制度经济学对国家作用分析的理论演进

新制度经济学对国家作用的分析是逐渐纳入其框架的 ,总体上通过组织的演进来说明。其代表人物经历了科斯、张五常、威廉姆斯、巴泽尔和诺斯等 ;其逻辑经由交易费用演进为契约合同 ,再由交易维度转向产权的“公共领域” ,最后扩展到国家的作用 ;其中心思想是 :在不同的领域和层面 ,存在着利用“公共领域”财产的各种各样的组织 ,而国家也是一大组织 ,它的存在和作用是为了利用整个社会层面的公共财产     

企业理论的发展对产业组织理论演进的影晌

产业组织理论分析的基础是企业理论,企业异质性假定对企业同质性假定的替代和企业异质性假定的不断深化是产业组织理论获得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因。20世纪70年代以来,产业组织理论沿着两个基本方向发展:一是坚持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在哈佛和芝加哥学派对企业异质性假定的基础上引入博弈论等新的分析工具,着重研究企业行为及其相互依存关系,形成了以泰勒尔为代表的新产业组织理论。二是修正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设前提和分析方法,在对企业的异质性作出全新假定的基础上,构造新的产业组织理论的分析框架。企业能力理论把企业的异质性归结为企业知识和能力积累的差异,并把产业组织理解为企业专业化分工和企业专业化知识与能力成长的协调机制。企业理论的创新对产业组织理论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政治运行法治化是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必由之路

当今我国大力推进民主政治,已成为构建现代宪政法治秩序的一项基础性工程.在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中政治运行法治化将是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必由之路.     

从党的先进性视角解析苏共亡党教训

苏共亡党的原因很多 ,但最重要的是没有按照党的先进性来建设党 ,从而失去了它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作用 ,削弱乃至丧失了执政的能力 ,最终葬送了社会主义事业 ,也葬送了党的自身。从党的先进性视角 ,解析苏共亡党的深刻教训是有借鉴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