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二期深入的生育力调查初步报告

一、调查概况 为了深入了解中国生育力水平和发展趋势,分析研究妇女生育水平的变化及原因,提高我国在生育力和人口学以及其它方面的调查研究能力,为国家制定人口政策提供更为丰富的科学资料,继1985年4月在河北、陕西和上海市进行第一期生育力调查之后,国家统计局于     

中国第一期深入的生育力调查初步报告

一、调查概况 为深入了解我国生育力水平和发展趋势,分析研究妇女生育水平的变化及原因,并学习世界生育力调查的经验,提高我国在生育力和人口学其它方面的调查研究能力,为国家制订和完善人口政策提供更为丰富的科学资料,经国务院批准,国家统计局于1985年4月在河北省、陕西省和上海市进行了第一期深入的生育力抽样调查。     

再婚、再婚生育问题研究──对湖北省1%人口抽样调查的分析

本文利用199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湖北省的资料,通过对再婚与初婚育龄女性的文化程度、职业、生育孩次构成等特征的分析,发现在育龄女性文化程度普遍偏低的状况下,再婚育龄女性文化程度更低;城镇育龄女性再婚率随文化程度提高而下降,农村再婚率与文化程度的关系是“U”字形。再婚育龄女性生育孩次明显有别于初婚。再婚生育多孩需求明显,城市再婚生育二孩尤为突出,应引起特别关注。     

利用人口普查资料测量小区域范围人群生育水平的方法

<正> 妇女生育水平是决定人口再生产过程的主要因素,是人口学和计划生育工作研究的重要内容。影响妇女生育状况的因素比较复杂,归纳起来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人口构成因素,如总人口规模、育龄妇女占总人口的比例、育龄妇女的年龄构成,等等;另一类是社会因素,如生育政策、文化水平、经济条件、居住地点、职业分布、民族和宗教信仰,等等。人口构成因素是决定妇女生育状况的基础,社会因素则是影响生育状况的     

陕西省婴儿的哺乳状况及相关因素分析

<正> 在中国广大地区、特别是农村和落后地区,婴儿在出生后普遍用母乳喂养相当一段时间。过去,由于普遍早婚,人口的再生产潜力极大。长期用母乳哺婴不仅是延长胎次间隔、减轻人口过快增长压力的有效方法,也具有防止婴儿营养不良和增强抵抗力的作用,后一种作用在医疗条件差,母乳代用品缺乏的农村地区尤其重要。本文利用国家统计局于1985年收集的第一阶段深入的生育力调查资料,分析我国陕西省哺乳状况及相关因素和推行“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政策后哺乳状况的变化。     

人口迁移流动与生育

<正> 八十年代以来,我国的计划生育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期间,我国对人口生育状况的研究也取得了重大成果。但是,关于迁移流动人口中的生育状况研究,限于资料,尚不多见。1990年7月1日进行的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取得了最新的人口资料,包括妇女的户口状况、迁移状况、生育状况及其文化程度、行职业、婚姻等。本文以妇女平均存活子女数作为妇女生育高低的指标。它是妇女进入育龄期以来生育状况的集中反映;与生育子女数相比,更能显示我国计划生育工作的效果。     

对五省一市妇女初婚年龄的分析

70年代初以来,中国加强了计划生育工作,妇女的婚姻生育行为逐渐有了很大改变,初婚年龄和初育年龄推迟,生育子女数减少.随着时间推移,婚姻生育模式出现转变.国家统计局继1985年在河北、陕西省和上海市进行第一期深入的生育力调查之后,又于1987年4月在北京、辽宁、山东、广东、贵州和甘肃等五省一市进行了第二期调查,取得了丰富和详细的资料.本文将对部分资料进行分析,以进一步了解我国计划生育工作的进程和成果,以及地区之间的差异.     

江苏农村夫妇与父母同住情况及分析

在研究婚姻、节育、生育及婴儿死亡情况时,可发现父母对子女的婚育行为均起着重要的作用。父母在择偶上具有一定的决定权,父母的文化程度影响着婚后妇女的节育知识及避孕措施的选择与使用,婚后与父母同住还影响着夫妇的生育子女数及婴儿死亡率。因此,有必要对夫妇与父母同住做一初步探讨。本文从夫妇是否与父母同住及持续时间出发,描述夫妇与父母同住的现状,并初步分析影响与父母同住的一些主要因素,以利于今后对家庭人口规模、生育水平等问题的预测与控制。     

广东妇女生育水平的变化及影响因素分析

根据第五次人口曾查资料,本文详细描述了广东妇女生育水平的现状。并从实际出发,对影响广东省生育水平和生育机制的农村生育模式,生育孩次构成,文化水平和职业构成等四个重要因素进行分析。最后,就稳定广东省低生育水平,提高人口科学管理等问题提出三点建议。     

城市“单独夫妇”的二胎生育意愿——基于南京、保定五类行业558名青年的调查分析

本研究利用2014年3~5月在江苏南京、河北保定两地针对"教育业、卫生和社会工作、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住宿餐饮业、批发零售业"等5大类行业18~35岁的1 028名城市在职青年所进行的"青年发展状况"问卷调查数据,选取了558名已婚青年夫妇,以"双独夫妇"和"双非夫妇"为参照,对"单独夫妇"的二胎生育意愿状况进行统计描述,利用交叉表和卡方检验、均值比较和方差分析等方法对三类夫妇的生育意愿进行比较,并根据现有调查研究的结果进行对比与分析,探讨影响城市青年夫妇二胎生育意愿的相关因素。     

上海、陕西婴儿、儿童死亡率影响因素之比较分析

本文利用1985年国家统计局收集的第一阶段深入的生育力调查资料,应用风险模型,分析上海、陕西各种社会、经济因素和人口学因素对婴儿、儿童死亡率的影响,寻找影响婴儿、儿童死亡率的主     

努力开发与利用第四次人口普查资料为计划生育工作服务

<正> 我国第四次人口普查工作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这次人口普查获得的资料就如一座宝库,努力开发与利用这些资料,对于认识我国人口现状,研究我国人口发展规律、了解计划生育状况和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从普查项目来看,其普查内容可分为四大类: 一类是人口的自然状况,包括人口的性别、年龄,与户主关系、生育与死亡状况。二类是人口的社会状况,包括民族、户口状况、文化程度和婚姻状况。三类是人口的经济状况,包括在业人口的行业和职业构成、不在业人口状况。四类是人口迁移状况,包括1989年常住地状况和迁移原因。     

生殖生命周期与避孕方法的选择

随着夫妇度过他们的生殖岁月,影响他们选择避孕方法的因素也随之变化,因此,他们所喜欢采用的避孕方法也常常变更。例如:希望推迟第一胎生育的妇女经常选择可迅速恢复生育力的临时避孕方法,如复合     

城市在职青年的生育时间选择及影响因素——基于983名青年的实证调查分析

持续的低生育水平与少子化已经成为我国人口发展的新常态。生育时间的期望与选择作为生育意愿与行为的重要内涵之一，对生育水平具有重要影响。文章利用2020年10～12月在河北保定针对5大类行业18～35岁的983名在职青年所进行的“青年发展状况”问卷调查数据，对青年的个体社会特征与生育时间选择进行交互分析，在此基础上对影响在职青年最佳生育年龄选择的因素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城市在职青年具有较强的晚育意识，其生育时间期望呈现出“男高女低”的特征，理想与打算二孩的生育间隔选择也相对趋近，从事教育行业、出生于城市、年龄较大、文化程度较高和“双独夫妇”的在职青年更倾向于选择晚生。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表明，行业、年龄、文化程度、夫妇类型、性别和工作收入满意度均会显著影响青年的最佳生育年龄选择，其中教育行业、24～29岁年龄组、大专文化水平“、双独夫妇”对在职青年的最佳生育年龄期望具有明显的正向提升效应，女性比男性青年的最佳生育年龄期望更高，在职青年的工作收入满意度越高，则其最佳生育年龄偏好越晚。此外，文章也就晚婚晚育或不婚不育行为产生的影响、影响青年生育时间期望与选择的多重因素以及生育年龄期望与生育...     

我国将进行一次深入的生育力调查

本刊自国家统计局获悉:经国务院批准,国家统计局决定于1985年4月在河北、陕西和上海二省一市进行一次深入的生育力抽样调查。这次调查是继“全国1‰生育率调查”和“1982年全国人口普查”之后的又一次对我国妇女生育状况的深入调查。这次调查的特点是,较前两次调查更加深入,内容更加详细、全面,仅个人调查表就包括与育龄妇女有关的七个部分约200个问题。这次调查作为“世界生育力调查”项目的一部份,将吸取该活动项目十     

试析我国控制婚育群的出生梯度结构

我国的人口控制取得了巨大成就,正确认识计划生育背景下我国人口结构的演变规律,客观地对计划生育成果进行阶段性评估是亟待解决的课题。本文试图以控制婚育群生育力分析法,采用1982年1‰生育力抽样样调查的资料,以阶段实施的婚育政策为背景进行婚育群分组,探索在不同政策制约下育群生育变量的演变规律。本文分析资料系1964至1981年期间的生育数据,将育群划分为15至18岁早育组;19至23岁适龄育组;24至30晚育组;31岁以上高龄育组。据此对     

我国未婚人口的文化与职业状况

未婚人口是指各年龄组中从未结过婚的人口,它不包括虽然没履行过结婚手续,但构成事实婚姻的人口。根据1982年全国人口普查,我国大陆总人口为100394万人,未婚人口为19012万,未婚率为28.57％。在我国现有的人口统计资料中,虽然有文化程度和职业方面的数据,但与婚姻情况进行交叉汇总的并不多。本文根据1987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就我国未婚人口的文化和职业状况做些初步分析。     

基于调研数据的总和生育率发展趋势及影响因素分析——来自湖北鄂州、黄石、仙桃的调查数据

文章基于5490份有效问卷的调查数据对湖北省总和生育率（TFR）进行分析。结论表明,自1985年以来年龄别生育率下降主要原因是计生政策严格控制生育数量,而非生育行为的推迟。TFR呈现先快速下降后缓慢上升的趋势,其变化与高生育水平育龄妇女占比无关。与政策生育率变化有关。通过对湖北省总出生人数进行估算和分析,结论表明1985—2008年总和生育率对总出生人数的影响程度要大于高生育水平育龄妇女占比的影响;外推预测表明2009～2014年出生人数趋势稳定,2015年以后呈下降趋势。利用Logit模型对实际生育水平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发现有显著影响的因素为：受访者文化程度、户口性质、出生年代、工作状态、丈夫工作状态、放宽的计生政策和奖励少生的计生政策。     

影响磐石县人口出生率回升的主要原因及对策

<正> 人口、出生率是某地、某时期出生人口数与某地、某时期平均人口数的千分比。出生率的变动影响人口总量的变动,出生率的变动情况体现人口再生产的情况。因此,研究人口出生率的变动情况、分析其变动原因,对于了解人口再生产情况、评价计划生育工作及预测未来人口发展趋势都十分重要。人口出生率的变动,受育龄妇女生育水平的影响,而妇女生育水平的变动,则受社会经济、人口政策、文化程度、行业、职业及年龄构成,身体素质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一个地区经济越发达、文化程度越高,妇女生育水平越低,出生人口越少,人口出生率越低,反之,经济越落后,文化程度越低,妇女生育水平就越高,出生的人口就越多,人口生出率当然也就越高。行业、职业不同,生育水平也不一样:脑力劳动者,生育水     

家庭养育成本对已育一孩夫妇生育意愿的影响——基于2019年西安市五城区调查数据的分析

在低生育率背景下,育儿成本过高已经成为阻碍生育意愿转化为实际生育行为最主要的现实约束。基于2019年西安市“养育成本及生育意愿状况专项调查”数据,采用方差分析和泊松回归方法,从新家庭经济学和家庭生命周期理论的视角探讨了养育成本对已育一孩夫妇生育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已育一孩夫妇的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数为1.35,0—3岁、4—6岁和7—12岁家庭的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数分别为1.43、1.32和1.29;已育一孩夫妇的直接经济成本以教育成本和饮食成本为主,其中0—3岁家庭多为饮食成本,4—6岁和7—12岁家庭则多为教育成本;间接成本主要是机会成本、时间成本和人力成本,其中0—3岁家庭更多付出的是时间成本,4—6岁和7—12岁家庭则集中在机会成本和人力成本。养育成本对已育一孩夫妇打算生育子女数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异质性,直接的教育成本、娱乐成本以及间接的机会成本、人力成本对打算生育子女数具有降低效应,机会成本、人力成本会降低0—3岁家庭的打算生育子女数,教育成本、机会成本会减少4—6岁家庭的打算生育子女数,7—12岁家庭的打算生育子女数更多受娱乐成本和人力成本的制约。研究发现有助于深化养育成本与生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