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朝八旗汉军身份变化述论

八旗汉军是清朝社会中游移于旗与民之间的一个特殊群体。本文主要探讨八旗汉军建制完成至乾隆皇帝令汉军出旗为民这一历史时期汉军的遭遇命运。汉军建制完成使得辽东汉人由明王朝统治下的边民变成为八旗体系中的旗人,乾隆时期允许汉军出旗为民又使得汉军获得了选择身份的自由。在清朝统治与八旗汉军身份变化的调控与制衡中,汉军来源于汉人以及清朝统治者始终与汉军保持着的疏离感使他们最终被政府所抛弃。汉军的出旗不仅有利于八旗制度和清代社会继续有序地发展,同时在这一过程中,清朝统治者对汉军旗人身份认同中既依靠、利用,但又疑虑、排斥的趋向也得到了真实体现。     

慈善是一种公共责任

一 慈善是指个人和社会群体自愿地对社会或者受益人进行无偿救助的行为.自人类社会进入文明时代以来,这一道德现象就已经存在.然而,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时期甚至不同的民族国家里,慈善的性质、内容、范围、动机、目标等等是有所不同的,人们对慈善的理解也存在着某种差别.显然,当代社会的人们不再将慈善视为"恻隐之心"的自然表露,不再认为是"善有善报"的宗教心理所使然,不再被理解为对贫穷者的临时的、偶尔的、直接的、消极的施舍,而将其理解为个人或者社会群体的公共责任.     

清朝新疆八旗十营对比研究

乾隆朝以军府制管理新疆,以八旗作为军府武装的核心,布设东西两路六个满营,及伊犁四营,即厄鲁特营、察哈尔营、索伦营、锡伯营,共计十营。满营与伊犁四营虽同为八旗,职能相仿,但二者管理制度、生产生计的差异,形成八旗内部阶层分化,最终导致二者命运轨迹的不同。本文通过对比新疆八旗十营异同,解析新疆八旗内部差异及其影响,梳理八旗军民历史发展轨迹,进一步探讨新疆军府制的特点。     

民俗生活的影像记录——谈彝族民俗的影像表现

民俗影像可以提供如此信息:民俗发生的地域特征,民俗过程中人与人之间关系,人物表情、肖像,民俗事件的过程结局等,凝固下的这些瞬间使我们的视角停留在时间与空间交叉点。年年有民俗事像与生活,场场参与者和活动过程都有差别,照片影像跨越了时间与空间的限制,能够让我们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享受同样的内容,在“读图时代”或“视觉年代”,民俗生活的影像表现是历史发展的结果和民族文化开发传播的需要。彝族毕摩的插图经书与凝固瞬间的影像价值生活在大西南的彝族人有着悠久丰富的视觉文化,古老的彝族象形文字与毕摩的经典插图就是其中之一。…     

清代八旗蒙古官学

八旗蒙古人是指1635年(后金天聪九年)编入八旗蒙古内的蒙古人及其后裔。与游牧蒙古人不同,在清代他们的教育是颇受重视的。接受教育是八旗蒙古人参加科举、进而为官从政的基础,是构成八旗蒙古人全部历史活动的极重要的方面。事实上,八旗蒙古人的教育史是与清王朝的兴衰史相始终的。清代,八旗蒙古人生活地区分布极广,除京师外,分散在全国各主要的战略要地。由于各地驻防情况不同,其教育形式和教育内容也各有特点。这些因     

历史记忆、民族身份与民族认同——东北柯尔克孜族民族身份演变的历史考察

清代时东迁至黑龙江地区的柯尔克孜人,因清朝的国家行为,使其与外界隔绝,从而使这群不足千人的柯尔克孜人没有因频繁的民族交往而被融合到其他民族中。但在历史发展的场景中,这群柯尔克孜人的民族身份,随情景的变化,在自我调整和社会适应的过程中,认同意识发生选择性的演变过程,但因清政府"与世隔绝"的做法,使其保留了更多的自我,从而也使人们有机会对其的重新"发现"。随着学者的关注及国家政府的行为,重新唤起了他们对历史的记忆及其民族意识。     

浅谈清代八旗

八旗制度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入关前,它实行兵民合一,即出则为兵,入则为民,兼有军事、行政和生产三方面的职能,对推动满族社会经济的发展,强化各族人民的统治起了积极的作用。入关以后,八旗官兵又被派往各地驻防,成为单纯的职业军人,他们为巩固边疆、抗击外来侵略、促进民族间的大融合作出了巨大的贡献。随着清朝由盛及衰的转变,八旗官兵骄奢淫逸的弱点充分显现出来。最后,八旗制度在清朝的消亡中走向解体。     

布特哈八旗贡貂刍议

贡貂是布特哈八旗各族部众对封建王朝所尽的主要义务,"身足五尺,岁贡貂皮一张"已成共识,但贡貂制度在具体的执行过程中,是因事因时而异的,存在免贡、缓贡等多种情况,体现了清廷对布特哈八旗管理之特征,即其管理是因地制宜、因俗而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有效地将原则性和灵活性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有利于布特哈八旗各族部众的进步和发展。     

多角度解读元代四等人制形成的原因

四等人制是元代统治的一个重要特征,从社会历史、文化心理、地域差别和社会政治四个方面分析了四等人制形成的原因,从而得出以下结论:阶级社会、等级制度的存在、是四等人制形成的历史根源;民族心理差别.也是影响其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地域差别的存在,是元代四等人制形成的一个客观现实条件;而汉人世侯李璮的叛乱,是蒙古统治者实施民族差别对待的一个直接原因,总之,蒙古统治者实施民族分化政策的最终目的,是为了维护蒙古贵族的特权和统治.     

地方史、地方文人与地方性知识的互动:以《闽都别记》为例

《闽都别记》中有关疍民的故事是其中主要的一种族群话语的表达.在这些故事的背后,隐含着一个地方文人通过文字书写而创造地方史的集体记忆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疍民往往被表达为地方社会的历史"残余",并在文字、仪式及日常生活的实践中内在化为地方性知识的组成部分,我们可以在其地方社会变迁的脉络中对地方史、地方文人与地方性知识的互动获得更多的理解.     

由客居到土著--清代驻防八旗的民族关系问题研究

清政府对驻防八旗与当地人民采取了一系列的隔离措施,其目的主要是防止驻防旗人成为当地土著居民.但是在长期与当地人民共处与交往中,驻防八旗却渐渐融入当地社会,成为以驻地为籍的土著.这是民族关系发展的结果,也是统治者为适应情况的变化,对政策进行调整的产物.驻防旗人由客民转变为土著居民,不能等同于民族融合,但它标志着民族关系发展的一个阶段.     

关于清代布特哈八旗的几个问题

有清一代,在祖国东北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等民族聚居的地区,设立了布特哈八旗进行管理,实行这种制度对这些民族的历史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就布特哈八旗的建立时间、实行八旗军政制度的原因、布特哈八旗的特点及其对这一地区民族关系的影响等问题作了深入的探讨。     

清代“三姓”形成说新探

文章旨在考证三姓名称的真实来源,对于地方志并根据志书资料由诸多专家、学者得出的三姓形成诸说提出质疑。文章认为三姓是在康熙朝赫哲族旗籍化过程中,旗文化与赫哲族民俗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具体说,八旗制度中的上三旗是三姓即前三姓出现的决定性因素,赫哲豪族姓氏处于辅助地位。三姓形成与赫哲诸姓豪族早来、后入此地无关。     

中华文化的终极情感价值及其共同体意识传播

人独特的脑生理机制带来了人的终极需求,这只能通过文化的情感价值系统,尤其是终极情感价值满足并形构人的意义系统。终极情感价值作为文明共同体的根基性理念或轴心,在共同体意识培育中发挥巨大的精神作用。中华文化在独特的地理和历史时空中形成自然精神崇拜,表现出"生生""人仁""和合"的终极情感价值及其价值系统。这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传播具有重要启示:以终极情感价值统领共同体意识培育与传播,文化的层次性决定着传播的分层性。     

清初"外藩蒙古十三旗"杂考

本文依据清崇德二年蒙古文档案澄清了清代史籍中有关"外藩蒙古十三旗"的说法,解决了清初在内蒙古设旗和朝贡方面的一个疑难问题.指出了<旧满洲档>在记载清初蒙古牛录和户数上的错误和蒙古文档案的价值,还附带讨论了察哈尔部和硕亲王额哲旗不在"外藩蒙古十三旗"内和"外藩二十七旗"及"外藩四十九旗"的问题.     

鹰手三旗的后裔--对北京市喇叭沟门满族乡的调查与思考

在喇叭沟门满族乡及其附近地区,主要的满族成员均系随清朝入关并被编入内务府旗分的彭姓汉人。本文以对这一地区的几次田野调查为基础,结合清代官私文献与口述资料,稽考他们真实的来源与家世,探讨这样一个汉人群体是在什么样的社会与文化背景下,保持着认同于满族的心态,从而加深对八旗内汉军旗人身份认同复杂性的认识。调查发现,当地“满族文化”的“建构”有种种与史实难以契合之处。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这种对文化资源的发掘与利用足以促使学者对民族史的现实意义进行深入的思考。     

马启西思想及西道堂社会实践的启示

中国伊斯兰教西道堂,是清末民初由马启西创建于甘肃省临潭县旧城一个宗教社团。它的宗旨是“以本国文化发扬清真教学理,务使本国同胞了解清真教义”。由于社会变革,西道堂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西道堂的历史发展可以看成是伊斯兰教中国化、地方化的历史缩影。本文对马启西宗教思想及西道堂百年社会实践活动进行分析归纳,浅论了伊斯兰教与中国社会相适应的问题,对现阶段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提供历史借鉴。     

藏北达木蒙古再探

清朝初年,固始汗征服卫藏以后,留驻一部分蒙古兵驻扎杜北腾格里湖畔的达木草原。这支蒙古兵逐渐成为驻藏军队的主力,是护卫西藏政治中心的武装力量,并被清廷编组为达木蒙古八旗。到清末,达木蒙古逐渐藏化。     

地域文化与国家政治融合互动——以柳宗元神灵形象与文教圣贤形象的建构为例

在传统中国的复杂社会系统中,地域文化与国家政治的融合互动奠定了地方社会与国家政治运行的基础。二者的双向融合互动,主要是以地方社会的主动参与为主,使地域文化与国家政治贯通起来,并随国家意识形态需要不断创新,保障了社会机制内部的脉络畅通。实际上,这种融合互动代表了传统中国社会"文化政治"的一般性运作机制。本文从柳宗元神灵形象与文教圣贤形象建构的视角出发,长时段考察地方社会与国家政治间存在的民间化--升华的双向融合互动,从下而上地对中国政治文化传统予以上溯,管窥其中蕴含的传统政治智慧与社会运作机制,以期为完善当前的社会治理体制机制提供一些借鉴。